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二融合现实主义和历史小说

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面向现实的，只是有些作品更加强调面向现实的态度，人物和故事更加贴近现实经验。我们通常把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一批小说称为新写实主义，那是因中心化解体、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衰退而做的呼应。90年代中后期，又有一批文学作品重新标举现实主义，继承经典现实主义的立场，张扬作家的主体性，强调干预现实的责任，对改革开放现实做出评判，这通常被认为体现了“主旋律”的精神。有研究者称这类作品为新现实主义。其“新”仅仅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现象标识，并没有明确和系统的理论口号，只是出于辨析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主义特征而有此举。在这里，我们也姑且称之为新现实主义。

从理论上说，现实主义在当代依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创作方法，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长篇小说成为文学的主导产品，现实主义更成为主流。其实，仅仅把现实主义描述为一种陈旧过时的创作方法是不恰当的，从根本上来说，现实主义乃是叙事类文学的基础创作方法，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要在一定程度上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因为：其一，总是有可感知的现实生活；其二，总是有相对完整的人物和故事；其三，总是有一种面对现实的态度和责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都不可避免要包含此三点要素，只不过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可以添加新的艺术元素上去。就此而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几乎是同义语，或者说一枚硬币的两面。即使像乔依斯的《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等等，这些典型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也包含着写实和叙事的成分，也有可理解的细节和非常现实的经验。只是我们在理论上把那些“非典型性的现实主义”称之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从中发掘出哲学和时代的思潮。就艺术表现形式而言，它们之间的差异实在没有理论阐述的那么巨大。

面向现实的乡土叙事无疑是当今时代最为典型的现实主义，因为90年代中国的现实处于改革深化的历史潮流之中，面向现实，也就是面向改革深化。90年代以来的改革与80年代的改革大不相同，不管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里的国企改革，都面临新的问题。改革不再像80年代以为的那样，根本问题只是“改变观念”，90年代面临的现实问题要复杂得多。改革也不再是那么昂扬、激情四射，毋宁说是陷入困境或重围。在这里，我们无法给90年代的改革深化定性或做出准确的阐述，我们只是把它简明扼要地称为“后改革”或许就好理解些。在文学上，“后改革”的文学不再是以叱咤风云的改革英雄为主角，而是描写那些深陷于改革带来的问题和困境中的人们，写出他们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无可奈何的抉择。

90年代初，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群在文坛引人注目，他们也被称为河北“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注：来自河北的何申、谈歌、关仁山，都以当今农村改革为题材，其作品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受到广泛关注，他们被合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河北三驾马车”。）90年代中期以来，他们的作品“贴近老百姓、关注新时代、揭示新矛盾、展现新生活”，他们面对当今农村在改革深化的历史阶段涌现出的新矛盾新问题，去书写农民和乡镇企业面临的困难，也写出承担道义责任的新一代改革家的形象。如何申的《年前年后》、《多彩的乡村》，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写出了迥异于80年代的新一代改革家的风貌，他们不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是普通平凡却执著坚韧，富有生活气息和乡村特色。这些作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当代小说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即如何正面描写政治实践中的干部形象而又不失真实感。小说叙事生动有趣，人物形象颇为感人，语言简洁干脆利落，朴素贴切，可以看到新写实主义风格的另一种延伸。

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浪潮中，刘醒龙（注：刘醒龙（1956—），出生于湖北黄州，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秋风醉了》、《分享艰难》等。已出版有《大树还小》、《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刘醒龙卷》、长篇小说《威风凛凛》、《圣天门口》（三卷）等。现任《芳草》主编。）也是代表人物。刘醒龙早在1984年就开始发表作品《黑蝴蝶、黑蝴蝶》，但直到1992年发表《凤凰琴》才引人注目。《凤凰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获得各种奖项，给作者赢来了声誉。《凤凰琴》讲述民办教师的故事。小说以极为细致的写实主义笔法，描述了民办教师的生活境遇。那些小人物的微弱希望，改变个人命运的努力，显得极为可怜而悲壮。当代文学中久违的那种关于人的命运的主题，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切实的表现。

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几乎以它的题目就获得了时代格言似的效果。这篇小说讲述9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面临的困境。镇书记孔太平一方面要面对一大堆难题，另一方面要考虑自己的升迁，但他还是坚韧地开展工作。小说并没有一味拔高孔太平的形象，再也没有叱咤风云的李向南式的改革英雄。写出活生生的人物，揭示出当今农村存在的问题和困境，这是“后改革”文学突出的特点，也是这些作品有生活气息和乡土味的根本要义所在。“分享艰难”，不只是对孔太平的描述，也是对当下时代的呼吁。

2006年刘醒龙出版三卷本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小说的时间跨越上世纪初到60年代半个世纪，讲述大别山区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上，雪家和杭家两个家族以及他们周遭人物的故事。小说以大别山区天门口小镇为视点，书写20世纪乡土中国的历史变迁，从早期的土地革命到国共合作，从国内战争到土改运动，革命的历史脉络被刻画得非常清晰。小说怀有如此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那是身体欲望与饮食起居构成的生活愿望，乡土中国的欢乐和悲剧都在这里隐含它最微弱的因素，但却足以酿就强大的历史事件。小说叙事富有传奇性，从一开始阿彩的出场和隐藏的那个瘌痢头就使读者意识到小说的叙事冲突要建立在这些怪戾的特征上。（注：当代小说已经发明出一套这样的叙事策略，《白鹿原》一开篇就是白嘉轩连娶六房老婆都死于非命，莫言的《生死疲劳》中有人投胎为牛为驴为猪，都是以怪异为叙事奇观的动力。）刘醒龙的叙事有很强的主观性，过分繁杂的头绪也使这部小说读起来并不轻松。当然，小说虽然把革命的发生学写得非常透彻，但却无法对革命做更深入的思考，革命在这里仿佛是一种历史的线索，它只是一种历史标记存在于历史的时间坐标之间，而真正能构成小说丰富性的还是那种乡土生活及其伦理风习。

在“后改革文学”或者说“反腐文学”中，张平（注：张平（1953—），山西省新绛县人。曾当过中学教师，1978年进入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毕业后担任过刊物的编辑和主编等职。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至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其中长篇8部、结集3部、文集6卷，先后数十次获奖。2000年12月被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光荣称号；2001年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2年至今兼任民盟中央副主席，2008年至今任山西省副省长。）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实际上，这些概念并不能完全概括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当然也不能涵盖张平的创作。这么多年，张平以他沉着的个性，顽强地书写着中国社会基层尖锐的矛盾冲突，在他的笔下，展开了一幅幅中国基层政治场域中的现实图景，人民以最真实直接的原始形象被勾勒出来，他的作品顽强地打开了被浮华的符号所覆盖的那些真实情境，给历史留下朴素的形象。纵观张平的写作历程，他选择“反腐”绝不是简单地或偶然出于政治意识方面的理解。作为一个开创者，这是他写作历程的自然延伸，他的文学书写必然要向这一主题伸展。

对底层农民苦难生活的书写，是张平最初的主题。1981年张平发表短篇小说《祭妻》，讲述一个农民怀念离婚已故的妻子的故事，刻画出兰子这样善良、吃苦而坚韧的妇女形象。1984年，张平发表《姐姐》，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与《祭妻》有异曲同工之妙，写的也是身处困境的农村妇女的命运和性格。小说生动地把姐姐描写成一个吃苦耐劳精明能干的农妇，写出了命运对人性的磨砺所产生的那种悲喜交加的境况，也写下了政治给人们遗留的创伤。

张平的小说有着非常朴实的生活质感，简洁凝炼，寥寥几笔，甚至连环境或氛围描写都不需要，也从不需要议论和评价，就可以写出生活最令人痛楚的那种情境。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平对“山药蛋派”小说纪实风格的继承和发扬。如果说当年的“山药蛋派”，总是被意识形态支配，还经常洋溢着一些廉价的乐观主义情调的话，那么，在张平的小说中，一切都显得更为质朴真实。他只关注生活，只关注被命运决定了的不可逾越的那种困境。他要写出的是人在这样的困境中的坚韧和善良，以及人性在最绝望的境遇中才能闪现出的辉光。在张平这里，“人民性”这个概念被重新放置在90年代中国农村的背景中，它无疑有着更为迫切的真实性，“人民”的形象被还原了它的弱者的形象，它是在更为平等和个人深切体验的基础上被创建的。

整个80年代期间，当代文学为艺术变革所困扰，90年代则为现实变革所激动，这两方面都使回到乡土中国真实处境中的张平有些许的疏离。《天网》、《法撼汾西》表征着张平写作的转折，他转向直接现实主义，那就是直面当下农村贫困农民没有法律保障的处境。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乡土中国的书写总是打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或是想象的诗意，张平却是如此彻底地写出当下中国乡村最尖锐的矛盾，并提出问题：谁来保护乡村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境况到底如何？他们的希望何在？(www.xing528.com)

张平始终坚持自己的道路，历史给他提供了机遇。作为“反腐败”的扛鼎之作，《抉择》使张平获得无数的殊荣，也因此使他被固定化为“反腐作家”。关于《抉择》的反腐败主题，已经谈得够多，我想有一点应该指出来，张平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底层民众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这些描写可以看出张平对底层普通百姓有发自内心的关切。这一现实与对腐败分子的鞭挞批判相互参照，可以看出他的作品鲜明的“人民性”。这也是张平的“反腐小说”与其他作家不同之处。其他人的“反腐小说”很少有像张平这样，花费如此大量的篇幅去写底层人民的艰辛困苦，更多的是展示腐败分子的生活奇观。但张平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在民众身上，可以看出他早年表达的那种“人民性”具有更广阔的内涵。当然，张平塑造李成高这种“青天式的”人物，来替代对制度的批判反思，也是在当下现实语境中唯一可能有的表达方式。

2004年，张平推出长达70万字的小说《国家干部》。小说的主题虽然并不新奇，但却具有时代的紧迫性和尖锐性，那就是当官是为民做主还是为了乌纱帽？在执政党加大了反腐倡廉力度的今天，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人民的质疑与追问甚至更加强烈。应该承认，迄今为止，这部作品对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对干部体系的表现和质疑是最尖锐和最直接的。

从小说叙事艺术来看，张平的小说始终有一种极端的境遇意识，这使他在小说叙事方法方面，能够抓住极端的处境来展开故事，刻画人物性格，具有紧张的戏剧性效果。但他的这种境遇意识并不只是在叙事方式方面刻意制造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他对当下中国现实处境的一种认识，对中国政治权力场域的一种独特理解。他的“人民性”正是植根于这样的境遇，在这个境遇中，他意识到双重的难题，一方面是权力利益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是人民的苦难。这促使他总有一种紧迫感，一种危机感，并试图用理想主义去冲淡这种危机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张平是现实主义乡土文学的末路英雄。

这一时期周梅森（1956—）、陆天明（1943—）等人的“反腐小说”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周梅森早期一度也被归为新写实主义作家，尤其是他早期重写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军队的故事，让人眼前一亮，如《国殇》、《大捷》等，不再是以简单的“反动派”的定位书写国民党将领，而是写出他们作为军人的气概和复杂的心理情感，具有重写历史的意味。周梅森毕业于江苏徐州煤矿学校附属中学，曾在徐州矿务局韩桥煤矿当过工人，这种经历，促成他后来写出长篇小说《黑坟》，反映底层矿工的艰难困苦和顽强的生存意志。周梅森在90年代后期转向写作反映改革以及反腐败的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等等。这些作品大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有些是先写成电视剧剧本再改为长篇小说。（注：这些作品的出版版本也较多样，有多家出版社先后出书，要准确注明第一次出版时间尚有困难。）周梅森的这些作品也被称为“主旋律”作品，重在塑造正面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既弘扬了正气，又揭露了普遍的社会问题，故事写得颇为曲折，人物形象饱满丰富，尤其是对腐败分子的刻画相当生动，反腐斗争过程也叙述得惊心动魄，可以看出糅合了侦探小说的悬念手法，读来引人入胜。

陆天明的《苍天在上》（2001）、《省委书记》（2002）、《大雪无痕》（2002）可以说是“主旋律”或“反腐小说”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大都是先有电视剧后改成长篇小说（或者同时进行也有可能）。小说结构恢宏，情节曲折，悬疑四伏，颇有波澜跌宕之势，尤其是把正面人物刻画得有棱有角，对反面人物腐败分子的刻画也细致入微，心理描写相当微妙。尽管说这类作品的人物形象有些概念化或类型化的倾向，正反构成的二元对立也显得模式化和套路化，但在当代中国，这些作品还是相当深刻地触及了社会现实，特别是深入到政治生活中去描写人物，不能不说有其独特价值。当代中国文学在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下，已经较少塑造正面人物形象，也较少给出正面肯定性的价值，这些作品采取正面“强攻”的手法，勇于塑造正面人物的形象，力图塑造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

不过，把这些作品命名为“主旋律”，似乎与“多样化”区别开来，在理论上难免有歧义出现，似乎“多样化”的作品就不具有“主旋律”的意义，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来被认为不具有“主旋律”品质的作品，也逐渐获得“主旋律”的意义。“主旋律”与“多样化”都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并且有可能互动的概念，它们共同呈现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这个时期还应提到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历史小说。当代历史小说最早的奠基人当推姚雪垠，他的《李自成》是当代历史小说最早有影响的作品。姚雪垠早在40年代就钟情于历史小说，1957年他着手写作《李自成》，1963年完成并出版了第一卷。1973年完成第二卷初稿。据说因为“四人帮”对他进行无端干扰，他上书毛泽东，得到支持，遂移居北京，专心写史。“文革”后《李自成》第二及第三卷出版，影响一时。这部写作农民起义（革命）的小说，深受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既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但也不无概念化的痕迹。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上被注入太多的正面理想化因素，既偏离史实，也有悖于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8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小说在默默守着自己的一方领地，不像在90年代声势浩大，如今网络写作的历史叙事出现“穿越”这一脉，也是深受这些传统历史小说熏陶。当然，关于“历史小说”这一概念显然还存在一些容易引起歧义的表述。有研究者把某些讲述历史故事的先锋小说或重新叙述近现代革命历史的小说称之为“新历史小说”，这可能会使“新历史小说”这个概念难以界定。说这些作品有新的历史观念，甚至表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这在学理上都可以说有新见。但小说本来就要讲述故事，经常（甚至总是）要讲述历史，如此的话，除去描写当下现实的作品，几乎所有的与过去关涉的小说都可称为“新历史小说”。因此，“新历史小说”的概念有必要限定于专指80年代后期出现的，以强调叙述风格来讲述历史故事的小说，或者是重新叙述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小说。（注：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参见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钟山》1998年第4期。）这样，我们才可定义所谓“历史小说”：应当是指依据史书典籍记载的人物和故事加以虚构展开的小说作品，不管其创作如何发挥想象或进行虚构加工，它最基本的人物和事件都有一定程度的历史母本。

其实自80年代以来，当代的历史小说创作就十分兴旺。80年代后期，主流文学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进入90年代以后，历史小说又显示出它在公众阅读中的影响力。《李自成》的第二、三卷的出版，推动了历史小说的创作势头。随后出现了徐兴业的《金瓯缺》，凌力的《星星草》、《少年天子》，蒋和森的《风萧萧》；后来，又有凌力的《梦断关河》，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二月河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熊召政的《张居正》，韩静霆的《孙武》，王顺镇的《长河落日》、《竹林七贤》等等。这些作品揭示了当代宏大丰富的历史想象空间。特别是其中有不少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历史之庄严厚重，与崇尚皇权的思想相融合，构建了当代叹为观止的“盛世豪景”。然而，后现代消费历史的娱乐愿望也从各种场景涌溢而出。其中，艺术水准较高的历史小说当推唐浩明的《曾国藩》和《旷世逸才》，前者的名气大于后者，不过后者则是一部相当有功力和韵味的历史小说，可见出作者的历史叙事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熊召政的《张居正》也是一部厚重精彩之作，对人物刻画、对时代的穿透，以及对封建皇权的反思，都达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