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自在写作边缘

1996年王小波英年早逝（注：王小波（1952—1997），祖籍四川，出生于北京，l968年去云南插队，1972年回京当过街道工厂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商业管理专业。1984至1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社会学专业，获硕士学位后回国。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王小波的作品主要有：《唐人秘传故事》（1980，山东文艺出版社），《王二风流史》（1992，香港繁荣出版社），《黄金时代》（1992，台湾联经出版社，1994，华夏出版社），《时代三部曲》（包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小说集，1997，花城出版社）等。），这给中国文坛一个巨大的震惊，震惊不在于一个作家在默默中突然死去，而是中国文坛居然长时期漠视了他的存在。王小波去世后名满天下，追随者甚众，甚至有追随者以“王小波门下走狗”自诩。如果说海子是一个诗歌时期的象征的话，那么王小波则是一种写作的象征——一种“自在写作”的象征（注：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也许说“自由写作”容易引起歧义，“自在写作”则更能恰当地表示一种非主流写作的特征。），他在民间、在文坛之侧开辟出一片领地，那里是中国文学越来越有生机的领地。

王小波的生活自由散漫，写作也自由散漫，我们无法确定他写作开始的时期，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写作在90年代中期开始引起注意。90年代中后期，文学场的变化不知不觉，但却有可能是根本性的：作为文学生产的主体，作为最能切中当代生活的文学写作者，他们不再是总体性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企图（或者已经？）突出墙围，站到文学制度化的场域的另一面。从那时起就有一种处在文学现有体制之外的另类写作存在，它们几乎是突然间浮出历史地表，占据当代文学的某个位置。十年前，对当代文学最有影响的作家是王朔，他改变了作家对文学和社会的态度。自从王朔之后，文学在其本质上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的事务，时代精神的象征，而是个人的写作——作家个人对文学和对人类精神表达的承担。现在我们才看清王小波的写作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他打破了文学制度垄断的神秘性，表明制度外写作的多种可能性。90年代末期，中国文学似乎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王小波的离去，突然使人们意识到一种深刻的改变，几乎所有的矛盾和暧昧性都在这个事实面前变得明朗。

王小波较早正式出版的图书是《黄金时代》，收入5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注：最早载于《黄金时代》，华夏出版社，1994年。）其中最有名的小说当推《黄金时代》，讲述知青时代的情爱故事。身材高大的农场知青王二颇为独特怪异，独往独来且被视为不合作之人。女医生陈清扬被群众叫做“破鞋”，她自己颇不能接受，偏要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王二就这样与陈清扬走到一起，他们之间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肉体关系。成为“破鞋”的陈清扬反倒再没人说三道四了。这部作品叙述出知青时代的另一种生活，那是压抑和反压抑的生活，王二和陈清扬顺应本能欲望，自然而坦然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了以青春率性而行的人性之真实，在这里身体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因而是青春生命中的黄金时代。

王小波小说的显著特点表现在：其一，塑造了一个不满于现实却茫然无措的局外人形象。其二，非常本色地描写身体与性。其三，在荒诞感中表达一种“自由”的价值。其四，颓废中的灰色幽默。他的颓废并不是消沉，而是向着自由延伸，越是颓废，引发的快感和自由感就越大，因而王小波是在颓废中来释放幽默。

《我的阴阳两界》的故事情节与《黄金时代》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的阴阳两界》是在封闭的环境中，于两个人之间来展开故事。王小波的小说总是可以把人的活动、关系写得层层深入而透彻。这篇小说写出了一对男女之间关系微妙的变化过程。王二和小孙的行为方式以及精神状态都颇为反常规，他们试图与社会相区别，按自我的本能自由行事，但遭遇排斥和孤立。王小波探索的是在压抑的环境下，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以及人追求自由的方式及其后果。他坚定地抓住人类欲望来讲述故事，讲述在强大的现实压力底下，身体是如何被困扰。这种关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关注被外界排斥的身体；另一方面，又因为无法关注外界，转而只有关注自己的身体。如果说，米兰·昆德拉写出了东欧政治压抑底下的身体恐慌，那么，王小波的写作则揭示出另一种压抑形式。

《白银时代》是王小波最具有实验性的作品，小说在讲述发生在2020年的一个编辑部的故事的同时，也讲述另一个“师生恋”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交合在一起，使小说呈现为立体的相互映射的结构。在小说中不时出现老师在热力学课上说的“世界是银色的”这句话，主人公王二称之为谜语，觉得好像有什么微言大义，但其实这与说“世界是虚无的”并无多大区别。王二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对“现代社会”很不以为然，对任何事物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但他却是如此深刻地沉迷于与老师的恋爱中。这篇小说写得如梦似幻，叙述富于磁性和内在的韧性。两条线索的交错，未来时态的使用等等，都造成一种特殊的变幻不定的效果。尤其是对老师梦幻般的迷恋被后来的叙述所解构，让读者认识到那不过是正在写作的一部虚构小说，它要被不断修改，也许会改得面目全非。生活世界最终有什么留下来呢？“这个世界是银色的”，或许也如《红楼梦》所言，只落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就是王小波式的虚无。

《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里都收有《红拂夜奔》，这篇作品也是王小波自己比较看重的。（注：《青铜时代》里面包含三个长篇小说，分别是《万寿寺》、《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三篇小说的时代背景都是唐代，大都源自野史。）《红拂夜奔》也采用现在与过去的两条线索展开叙事。小说讲述隋末唐初野史往事，尖刻地嘲弄了大唐盛世的历史，也戏弄了李靖这个勇猛无敌的大唐名将。这是对英雄传奇的改写，荒诞的故事充满了戏谑的喜剧色彩。李靖虽被嘲弄，但却是滑稽可爱的形象。里面的人物都写得富有戏剧性，如李靖、红拂、李二娘、胖胖和虬髯公。在王小波的笔下，历史英雄被袪魅，传奇彻底喜剧化，历史在戏谑中释放出无尽的快感，持续的幽默和快感构成小说叙事的全部动力。

王小波的小说非常吸引读者，成为90年代后期以来最重要的文学景观之一，其根源在于他的写作始终有一种难得的自由与松弛。他的小说不断制造幽默和快感，他在快乐中，在身体的释放中嘲弄了压迫的历史强权。王小波的欲望是一种自由活跃的因素，欲望甚至会使“压抑”变形，它使王二一类的小人物，可以穿过所有的外部世界，穿过历史之墙，穿过地下室，而欲望就在这样的场景生长。所有的那些戏谑式的描写都在与欲望共舞，他让人们清醒地看到，人的存在的不可战胜，生命在最微弱的境地还能抗拒历史的异化。身体与欲望，在他的写作中，既是一种深度创伤，又获得了一种解放。

王小波的写作始终有一种自由的含义。虽处文坛边缘，然而，“边缘无疆”，不正是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么？在写作被制度化和驯化的年代，王小波没有被驯服，他是一个脱序的人，他的写作有一种不被规驯的自由。他只对文学说话，只对文学写作。他的写作源自于他的内心，那是对文字负责，是对文学的债务。他没有别的债务，只有对文学的债务。这使他单纯而虔敬，使他的写作因此有一种天真的气息。他把写作还给了写作本身。王小波的离去让我们从此只能看到一个背影，那是一个孤独者的背影，但是坚定而执著。

90年代后期大量的作家在文坛边缘之外写作，体现了90年代“去中心化”的写作特征，开始是王朔，随后是王小波，都在不同的维度开启了当代中国文学不再被整合的那种个体边缘性，由此拓宽了中国文坛的空间。王朔与王小波之间的差异当然很大，但也有不少共通之处，王朔本人就十分欣赏王小波的小说（据笔者亲历所知）。90年代中期以后，王朔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中间虽然有《看上去很美》出版，但并未产生什么有效的影响，他本人与文坛也拉开了距离，直到21世纪过去几年，他才以颇为奇异的作品“复出”，再次刻画了90年代以后中国文坛边缘之外的景观。

2007年初夏，沉寂了数年的王朔又现身文坛，被媒体称为“王者归来”。王朔携带着他的相当另类的《我的千岁寒》亮相。这部作品虽然并不好读，但却一度位居销售榜首。王朔这回打的是佛教禅宗的牌，笼统地说，这本书的写法，可谓得佛家的一些手法，极其精炼，要言不烦，点到为止，顾左右而言他，玄机四伏，稍纵即逝，似是而非。被称之小说的东西，或者说小说的故事元素已经很少了，是他对一种心境、感觉和感悟的描写。该书是关于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和北宗神秀的故事，这些故事，散见于禅宗典籍，如《五灯会元》、《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佛祖统纪》、《历代法宝记》、《最上乘论》、《大正藏》等，王朔是否研读过这些典籍不得而知，但他能把弘忍、慧能、神秀的故事写入他的小说，且做到如此地步，应该说是下了相当的工夫。

王朔这回写小说，一改他过去贫嘴滑舌的特点，叙述上极其节制，文字上降低到最简略的地步，几乎不成段落，更不成文，只是文字连接在一起，勉强成句。讲究性之所至，写到哪是哪，说到哪是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以写来体味，只以写来感悟。文字都变得不重要，得鱼而可忘筌。小说有不少段落看上去杂乱无章，如同痴人说梦，但其实都暗含着禅宗经典掌故。此情此境写得颇有胆略，意象纷呈，暗含机锋，于美妙惊诧之中潜藏讥讽。例如，小说中经常出现太阳、月、女子、老虎和鹿之类的形象，杂乱中有着重新搭建的象征或隐喻关联。王朔在做如此杂糅式的描写时，已经不像他从前怀有强烈的渎神意向，但还是有一点秉性难移，那种渎神欲望不加压制还是要涌溢而出。我们能从中读出那种对禅宗的沉迷与他秉性中的渎神快感之间构成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导致王朔乐于在那些禅宗惯用的意象之间去表达重新拼贴的新奇意味。(www.xing528.com)

王朔在2007年出版有《致女儿书》与《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都颇有独到之处，只是在文学上的“向死之力”不如《我的千岁寒》那么绝对，那么具有一个时期的一种写作的象征意义。

2004年姜戎（注：姜戎（1946—），北京人，原名吕嘉民。1967年到内蒙古额仑草原牧区插队落户，1978年返回北京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北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任教多年。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狼图腾》。）的《狼图腾》，以带有点偶然性的方式闯入文坛。姜戎此前在文学界并不知名，也未见有作品问世，但《狼图腾》甫一出版就轰动一时，连续数年时间占据数家大书店的销售榜首位，而且成为中国文学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最受重视的作品之一，其影响超过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其他作者不同，姜戎始终未露真面目。有资料称姜戎“文革”中是富有政治热情的青年，“文革”后参与过反思“文革”极左路线的多项民间政治运动，后长期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写作《狼图腾》，他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阅读了大量关于狼的著作和作品，研究了世界史和中国上古史。这部作品大气磅礴，有豪迈之情，充满自然品性，背景空旷辽阔。它的叙事方法并不复杂，但有一种强劲的推动力，这得力于它所依靠的表现对象——广袤的草原与凶猛的狼性，但这些要转化为小说叙事的内在推动力，依然需要一种驾驭的能力。作者能驾驭如此宏大有气势的叙事，能把握大起大落的情节，结构变化也运用自如，这都显示了相当的艺术技巧，特别是语言精练而纯净，舒畅而有质感，可以感觉到有一种精气神贯穿始终。《狼图腾》可以说是继张承志之后的草原书写的又一次爆发。

其一，小说写出了人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作者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去描写大自然的广阔与壮丽，在当下中国文学中，仿佛突然间打开了一幅新的图景。这对于久读繁华都市的故事，或者重复观看千篇一律的乡村生活的人们来说，具有引人入胜的新奇感。小说描写了草原的宽广壮丽，碧绿的大盆地，重重叠叠的山浪，一望无际的草原，烂漫的野花，以及由草原上的小河流和天鹅湖构成的奇妙景观。对大自然以一种欣喜挚爱的笔调写出，使它与草原上游牧民热情奔放的性格融为一体，共同展现了与自然一体的人类生活。作者关于草原自然风景的描写颇见文学功力，精致、明晰而凝炼，如同一幅幅剪贴画。

其二，小说有着强烈的环境意识，这是当代环保主义（或生态主义）在中国小说中的突出表达。小说对文明进程造成草原环境被破坏的后果提出了强烈批判，就农耕文明对草原的掠夺性开发进行了深刻反思。作者不仅仅批评了农耕文明对草原的破坏，而且描写了动物对于草原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对动物之间构成的生物链展开环保主义的思考，例如，小说把黄羊看成毁坏草原的祸害，而狼则成了保护草原的英雄。这些观点虽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还是尖锐地提出了草原环保的问题。

其三，对农耕文明的批判与对草原（游牧）生存意志的探讨。对草原的热爱，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在这里是与对农耕文明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草原在这里被历史化了，被赋予了对文明进化史的反思性批判。一部关于知青记忆的故事，也隐含着关于草原（游牧）生存意志的探讨。在小说中，草原成为文明成长变迁的摇篮，成为血腥搏杀的战场。通过对狼性的叙写，作者要表达的是草原上生长起来的一种生命强力，一种生存意志。

其四，对动物进行了详尽的书写。小说描写了各式各样的狼，狼性，狼的群体战斗，狼的凶残狡猾，总之无疑是迄今为止对狼的习性进行了最全面表现的小说。以狼为核心，小说还描写了马、羊甚至天鹅等各式各样草原上的飞禽走兽。作者对动物的观察细致而独到，描写非常具体与生动，可以说是一部草原动物的百科全书。在这里，可以看到对狼的表现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比如对小狼的描写，就极富有人情味，是这部小说中感人至深的情节。狼性是被当做生命强力的象征来处理的。

在整部小说中，狼性是表现的核心，小说对狼的描写显然注入了特定的精神意向，作者着力于表现狼的群体协作精神，在表现狼的凶残的同时，更重要的在于突显出狼的顽强不屈的生存意志和血战到底的拼命精神。狼几乎是被当做草原的英雄来描写的。小说有一段描写狼群与马的战斗，那是顽强不屈的生与死的搏斗，作者写得如此之惨烈，写出了狼性的凶猛、顽强、集体协作、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天性。这样的战斗场景令人触目惊心。当然，这也相当于重现了人类战争的场面，因为比较起来，人类相互屠杀的场景也并不逊色。

其五，对中国文明历史起源的图腾崇拜与现实挑战的反思。对于作者来说，对狼性的表现，是对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进行反思的一个依据。这部作品的重要主题就是用狼性来追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图腾崇拜，并以此来提升中华民族当今的性格力量，这是作品的主题思想。在作者看来，世界文明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民族国民性格的竞争。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是建立在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之上的。华夏民族要赶超西方就必须在改变农耕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性格上痛下工夫。作者在小说的后部分以论述的口吻指出：吃透以“狼图腾”为核心的中国游牧精神，以及它对华夏不断输血的历史，就可以弄清几千年来世界上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也可以知道中国未来能否腾飞的奥秘所在。作者对中国当下的民族精神性格塑造以及政治战略的选择，提出了明确的方案，那就是“在民族性格上，从古代的‘文明羊’，发展为现代的‘文明狼’，并向个性真正解放的、真正自由民主的‘文明人’发展。到那时，中国人根除了‘文明羊’阶段的家畜性，克服了‘文明狼’阶段的半野蛮性，而成为真正大写的文明人”（注：姜戎：《狼图腾》，第399页。）。在这里，可以读出作者的写作意图：“狼性”并不是一味的噬血成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个性解放，自由勇敢，一往无前以及集体团队精神。（注：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不少企业单位都给员工购买这本小说，人手一册。在现代商业竞争中拼搏精神和团队精神显得异常重要，公司都希望自己的员工是一只狼，可以出去猎杀别的猎物。显然，这样的理解又有些偏离了作者的原意。）

这一点也可理解为《狼图腾》具有的一种政治意识，它试图回答中国人、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上如何生存的问题。这是身份政治与文明冲突论问题的变种。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政治性不可谓不强，但大多都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直接支配下的政治，并没有个体的政治情怀，没有个人的政治信念，而这一点恰恰是文学最为需要的。文学作品因为带有政治意识而强化了直接性和现实性，它能触及更具有前瞻性的历史愿望。

作者的主张也引起多方争论，质疑声和反对声此起彼伏，网络上的讨论持续经年，参与者甚众。一部作品提出的问题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足以看出这部作品深刻触及了时代精神和民族共同体的生存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