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多元分化与个人化写作结果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很难用潮流或鲜明的转折来描述其历史标记，更没有运动在其中推波助澜。后新时期之后，文学的现实已经难以在原来的历史格局中加以归纳和分类，当代中国文学开始进入一个个人化的写作和传播时代。（注：有关“个人化写作”可参见本书论述新写实小说的相关注释。“个人化写作”乃是90年代中国文学变革的重要特征。这一概念是相对于80年代，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审美规训体系而言的，当然，“个人化写作”也面临重新“历史化”的可能。有关论述可参见吕永林《何谓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上海文学》2008年第8期。该文是对“个人化写作”概念梳理最清楚的文章。）因此，我能够捕捉到的历史标记，就是作家和作品本身，他们以其独自的精神品格标示着这个时代由文学坚守的山河岁月。

毕飞宇以小说《青衣》、《玉米》著名（注：毕飞宇（1964—），出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特殊教育学院从教，现在江苏作协任专业作家。1991年在《花城》发表第一篇小说《孤岛》，1997年出版小说集《慌乱的指头》，另有《毕飞宇文集》四卷。）。他最早出名是因为张艺谋改编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部电影改编自李晓的《门规》，毕飞宇把自己据《门规》创作的剧本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上海往事》。小说讲述黑帮老大唐老爷与舞女小金宝的情爱恩怨，揭示了上海早期的传奇往事，那是乡村地主阶级、城市地痞建构上海现代城市社会的艰难过程。

毕飞宇一直怀有颇为现代的小说意识来寻求个人突破之路。他生活于江苏南京，那里是产生了苏童这类先锋派主将的地界，毕飞宇与苏童关系密切，苏童后来写出《妻妾成群》，毕飞宇是否得此暗示不得而知，但他也几乎是突然间转向以传统笔法去写《青衣》（2000），随后又有更为朴实平易的《玉米》令文坛欣喜。《青衣》讲述一个演青衣的女演员筱燕秋重返舞台的故事，侧重描写筱燕秋这么一个美丽且才华出众的青衣，命运多舛，无限风光之后是落寞的岁月，内心经受着失落的深重创伤。毕飞宇试图写出美好事物短暂易损的悲剧命运。他的叙述看似平易轻松，却磁实有力，在平静的叙述中，隐含着一股狠劲，一步步切入命运的极限，一步步把人物推到绝境，而且近乎偏执地引向绝望的结局。

《玉米》在这一意义上也是如此。（注：《玉米》首发于刊物，后来与《玉秀》、《玉秧》结集出版，或许是应出版社要求冠名《玉米》，称之为长篇小说，应该说是三个中篇小说的合集更为恰当。）小说讲述玉米、玉秀和玉秧三姐妹不同的命运，实则写出了乡村不同女子的性格心理，她们对待生活变故的态度和反抗宿命的倔强行动。农村女子要确立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只是要挣脱对土地的依附，同时还无法逾越女性的身份限度；只有清醒意识到农村女子的身份，才有前面的道路可走。毕飞宇的叙事依然冷静，平实中有一股顽强的韧性，在平易中让人物抵达命运的险峻之处，但又透示出对女性的极为细致的关爱，以及对她们内心活动和性格的微妙把握。毕飞宇后来说，他是以一个父亲的心态来写小说，特别是写他笔下的女性的。（注：毕飞宇：《〈玉米〉之外的点滴》，《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父爱”的叙述视角，使得毕飞宇对乡村女子的表现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不过，在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他与苏童的异曲同工之处，这两个人都以其独特的“父爱”视角塑造人物，因而能写出非常生动的女性形象。

毕飞宇的小说似乎过于注重结局的力量，总是带着理性顽强切近那个终点。这似乎是他小说的艺术特点，追求平易，深藏理性，借助理性之力来完成人物命运的结局。这也使他的小说叙事过于依赖线性的情节结构。能否在更为巧妙和隐秘多变的结构关系中来展开小说叙事，可说是毕飞宇需要突破的艺术难题。这也是中国作家普遍面临的难题，但毕飞宇应有能力独辟蹊径。

2005年，毕飞宇发表长篇小说《平原》，这是他颇为用力的作品。小说讲述回乡知青端方经历的爱情和人生波折。毕飞宇这回是写一个乡村男子汉，端方就是他理想中的新一代农民。他一方面要写出他的铮铮铁骨，另一方面也要发掘他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地带。端方先后遇到地主的女儿三丫和南京来的知青支书吴蔓玲，与前者以悲剧告终，与后者的结局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吴蔓玲本来是已经被政治理念抹去了女性意识的人，现在被端方的青春男人气息激发起内心蛰伏已久的情愫，她不顾一切地爱上了端方。对爱情已经灰心的端方，想借助吴蔓玲的权力去参军，以离开农村。他们二人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交合在一起，结局岂止是错误，几乎是荒诞。毕飞宇的叙述很见特色，他的简朴柔美而又瘦硬奇崛的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充分表露。他只叙述细节，农村的日子，没有惊人的大事件，端方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行动，所有的细节生活，都只是乡土中国的农家事物，叙述被作者控制得很严实，毕飞宇似乎也难以忍受这样的严实，终至于有非常的举动，那就是结尾吴蔓玲被公狗所咬，又扑上去咬了她所爱的端方。所有的理性在这一瞬间都破灭了。如此结局多少有些突兀，并非不能在隐喻或象征的意义来理解这样的结局，但在艺术的处理上，多少显得有些生硬。

毕飞宇的《推拿》以细腻温雅的艺术表现为人称道，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擅长深入内心去把握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小说写一群在推拿房里工作的盲人的故事，这个小小的“沙宗琪推拿中心”，也是一个小世界。他们共处在这个小小的黑暗的世界，生活如此艰辛困苦，他们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和人生价值。他们可以在黑暗里看到光亮，也与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一样有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然而，他们抵达幸福的道路是如此漫长艰难。小说写出了盲人的自尊自强，温雅中有冷峻，细腻中有棱角，读来触动人心。

藏族作家阿来以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一举成名（注：阿来（1959—），出生于四川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这里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阿来出生的村庄是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寨，他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后考入马尔康师范学校。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与诗集《梭磨河》。曾任《草地》编辑。1996年至成都编辑《科幻世界》杂志。作品还有《空山》系列多卷本长篇小说。），自1998年首次出版以来，该书10年间销售已经超过100万册，并被译为英法德等15种文字。《尘埃落定》讲述一个声势显赫的藏族老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傻子其实是一个比谁都明白的聪明人，但是他把自己降低到傻子的姿态（或者进行傻子的伪装），使自己可以获得更为自由的生存法则。他在日常生活方面与常理相悖，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有惊人的睿智，甚至有着超常的预感和决断。傻子的视点也是孩子的视点，其中展现出生存史或生活史的另一侧面。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史诗式的作品，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也是发生在地缘区域里的争斗史。小说把家族史放置在历史发生巨大变异的时间段落中，即西藏从前现代的农奴制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前夕，但并没有过多表现外部历史对西藏历史的介入，而是表现他们自身对外部社会的反应，他们内部的争斗，以及家族内部和土司之间的争斗。

戏谑的叙述使这部小说消解了痛苦，所有的严肃认真的事都因为傻子的视点而变得没有意义。痛苦、死亡，如此轻易地来到，又如此轻易地消失。麦其土司一家人在解放军到来时终归于灭亡，傻子最终为仇人所杀。这部小说以史诗的形式，完成了对经典史诗的彻底解构。虽然华美气盛的小说叙事略有飘忽之感，但藏文化的神奇底蕴在起作用。不难看出这部小说深受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影响，也可以明显看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韵致。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来的《空山》。这部书颇为另类，故事性并不明晰，主要是关于一个叫做机村的村庄的“传说”，是些片断式的故事。按阿来的构想，《空山》有数卷篇幅。2005年出版《空山1》，其中包括两卷。各卷故事没有明显的连续性，如《空山1》前半部分“随风飘散”，是关于格拉的故事，后半部分“天火”，是关于多吉和格桑旺堆的故事。格拉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就死了，他的母亲桑丹也疯了。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几乎没有联系，唯一有联系的是机村这个村庄，以及那个将要消失的神湖。小说的写法既像是纪实，又像是文体实验。第一卷的叙述更具主观性，叙述视点有意造成客观性的距离，实则是主观视点在起调整作用。第二卷“天火”更写实些。2007年出版的《空山2》也内含两卷，卷一是“达瑟与达戈”，卷二是“荒芜”。《空山2》的故事性要强得多。在《空山》中，阿来要把西藏生活最本质的事项，最原初的生活以汉语的形式呈现出来。《空山》并不以强大的事件，也不以悲悯之情来书写机村的传说，而是异常平静地写出那种生活自在的变异。这可能更切近一个民族的生活，切近一个深藏于文明深处的民族在现代的存在方式。

荆歌（注：荆歌（1960—）出生于苏州。曾在照相馆、中学、文化馆等单位工作过。20世纪9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枪毙》、《鸟巢》、《爱你有多深》和小说集《八月之旅》等。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90年代初就开始创作，最早以小说《八月之旅》（《大家》1997年）引人注目。那是一篇回忆大学生活的小说，叙述得明媚清澈，婉转跌宕。他后来的作品多写人性的坚忍，其中夹杂生存事相的荒诞与滑稽，以此寻求黑色幽默的效果。荆歌产量颇丰，迄今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与长篇小说已逾十部，小说写得很有个性且艺术技法扎实。长篇《爱你有多深》（2002年）（注：《爱你有多深》首发于《收获》2002年第3期，200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颇能代表他近年的艺术追求。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叫张学林的中学教师的生活经历，更准确地说，写一个被损害的倒霉蛋如何绝望而倔强地生存下去的故事。荆歌的叙述看上去自由松弛，但却有一种磁性。为了追求揭示人性和生活困境的力度，把一个人的生存推到绝境处，但荆歌的叙述能在一根绷紧的钢丝上努力表现一种“细微的怪异”，让生活在某个部位，在某种状态下略微变形，从这里闪现出存在的荒诞和诗意。

熊正良（注：熊正良（1954—），江西南昌人。1978年赴南昌县冈上乡插队务农，198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为南昌市文学院专业作家，兼任《星火杂志》主编。著有长篇小说《隐约白日》、《闰年》、《别看我的脸》等，小说集《红锈》、《乐声》等。）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后来结集出版有小说集《乐声》（1992）、《红锈》（1995）。这些作品多试图写出一种远离工业文明的纯粹乡土中国的故事。熊正良力图展现的是一些关于乡村的印象和记忆；那些残留的过去时代的片断，与现在的不安分的躁动场景相交融，构成了特别的乡村情景。它们显示出乡土中国在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双重历史矛盾。熊正良后来转向写作城市贫民的困难境遇。2000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谁在为我们祝福？》，讲述一个家庭的生活悲剧，一个下岗母亲偏执地四处寻找做妓女的女儿。这篇小说可以看出熊正良的叙事功力，也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之后面临的社会矛盾的一种反映。后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重新关注底层民众，现实主义手法在社会批判这一维度再度获得生命力。2004年，熊正良出版长篇小说《别看我的脸》，讲述“文革”后时期，一个剧团的画家为一个女演员画裸体画而遭遇牢狱之灾，女演员也因此被毁了一生。这部小说可以说在身体叙事方面相当直接极端，通过对身体的压抑机制的揭露，通过身体扭曲的解放，来揭示当代文化和精神所陷入的困境。熊正良的小说总是在批判当代消费主义的欲望时，又陷入对它的无法遏止的表现，批判仿佛变成了表现的一个借口。这也是当下绝大部分批判当代消费欲望的作品所面临的窘境。

李洱（注：李洱（1966—），出生于河南。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现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代表作有《导师死了》、《现场》、《午后的诗学》、《遗忘》、《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的《遗忘》是一部戏仿神话的小说，把90年代的校园文化生活与上古传说中的后羿与嫦娥结合在一起，是先锋性的实验作品，探讨转世与文本的转化性。李洱更具影响的作品当推长篇小说《花腔》（注：首发于《花城》2001年第6期。），这部作品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现代革命时期，去观看在复杂的历史境遇中，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的命运与历史错位的结果。这部小说的主题可以说是思考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花腔》讲述一位名叫葛任的革命知识分子被捕入狱的经历，围绕葛任的死亡与营救展开故事。作为一个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葛任身居高位（不难看出瞿秋白的原型），但他却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似乎被各种不同的力量所裹胁，卷进针对他的阴谋之中。这个历史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体力量，任何个人都只能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支配。李洱相当贴切地抓住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展开叙述，使每个人的话语都别有滋味。当然，小说依然有一种总体上的叙述风格。也许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缘故，特别是葛任这样一个有着浓郁书卷气的知识分子，使小说的叙述始终散发着醇厚的诗情；小说的叙述语言精致凝练，复杂多变的故事中呈现出纯净舒畅的质感。它以多视角的叙述打开了一个异常生动的革命史画卷，特别是有意混淆真实与虚构界限的手法，使这段叙述变得真切而意味深长。

2004年，李洱出版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小说回到当下乡土中国的生活现实，在平淡无奇的日常性中，去触及生活的原初性的本质，以最单纯的方式呈现生活自身的无限延异。这部轻喜剧式的小说，洗尽了当代乡土中国叙事的滞重与笨拙，显示出新的生活质感，并以生动变异的外形重新勾勒了当代乡土生活的状态。

东西（注：东西（1966—）出生于桂西北乡村，原名田代琳。1985年毕业于河池师专中文系，曾在中学执教。1987年后在县委地委做秘书，1990年调入河池日报副刊部做编辑，1995年调入广西日报副刊部，1997年被广西文学院招聘为专业作家，现在广西民族大学任教授。出版有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中篇小说集《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短小说集《抒情时代》、《痛苦比赛》、《不要问我》、《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等。）可以说是典型的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一直在追求独特的小说趣味，机敏而随意，诡异却明晰，有相当好的语言感觉。《没有语言的生活》（注：首次发表于《收获》1996年第1期。）显出沉重感，这篇小说也是把生活推到极端困苦的境地，去看人在生存极限中的行为方式、愿望和宿命式的结局。瞎子父亲和聋子儿子相依为命，而后又有一个哑巴媳妇来组成一个家庭，苦难一步步展开并深化。东西用他的语言冷静而嘲弄式地叙述这个绝境，使生存变得如此冷酷，连绝境都被漠视。

东西真正显示出才华的作品，当推长篇《耳光响亮》。这部小说重写了50至80年代的生活史。在这部小说里，东西把他面对苦难生活的勇气再次推到极端，表现那个年代的人们所遭遇到的种种精神磨难。隐藏在东西小说中的一个坚硬的观念，就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障碍，即使是亲人之间也不能至诚理解，相反，仇恨和冷漠经常在亲人之间执拗地生长蔓延。东西在揭示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凶险拙劣的同时，却也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热情，他的叙事充沛、机智，随时洋溢着反讽。流宕于其中的荒诞诗意，使绝望的生活变得生机盎然。(www.xing528.com)

2006年，东西出版《后悔录》，可以看到他的写作更加成熟、自如而有力。这部小说讲述一个被革命剥夺一切的资本家后代的命运。这个名叫曾广贤的资产阶级后代，青年时代因为被诬告强奸而入狱，他曾经有无数的机会和女性发生肉体关系，但直到中年已经失去了性功能也未曾接触过女性肉体。小说以他一次次与女性有亲近的机会却错过爱情和情爱的后悔来叙述故事，尖锐地揭示了政治革命给个人的精神和肉体造成的深重创伤。这部小说，始终保持着对自我和历史的双重嘲讽，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幽默和荒诞。东西的黑色幽默有一种刻骨的锐利，那是关于人的身体、欲望，关于幸福的期望全部落空的自我嘲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伤痕文学在21世纪被重写的意味。

鬼子（注：鬼子（1958—），出生于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仫佬族人，原名廖润伯。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现为广西作协驻会作家。）的主要作品有《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它们被称为“悲悯三部曲”。鬼子中篇小说写得出色，篇目不算很多，但都很结实有分量。鬼子的小说写得很狠，始终在较着劲，他几乎是满怀信心地把故事和人物推向绝境。关注年轻一代农民逃离土地和由此遭遇到的困苦，以仇恨为轴心展开叙事，把人物反抗命运的荒诞性与内在自我意识相连接，以及强调叙述语言的表意策略等等，使得鬼子的小说既具有传奇性，又具有当下小说所少有的思想冲击力。打碎生活固有的法则，打破生活原来的逻辑，使之处在无序的混乱中，却又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内在荒诞性力量执拗地向前推进，从而显示出生活的实质，这就是鬼子叙述的特点。鬼子的小说拧得太紧，他寄望于荒诞感和黑色幽默，但线性的结构还是暴露出理性控制的野心。

由此可以看到，这批作家的共同特点是，重写底层生活，借助苦难，把生存的困境推向极端，由此来建立悲剧性命运。欲望化叙事和反讽幽默经常构成辅助手段。这样的叙事模式也变成了他们的樊笼。（注：有关论述可参见拙文：《无根的苦难：超越历史化的困境》，《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在“底层”眺望纯文学》，《长城》2004年第1期；《“人民性”与美学脱身术》，《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王刚的写作延续了较长的时期，1987年他在《当代》发表小说《冰凉的阳光》，之后有小说《博格达童话》等作品，后转向影视剧创作。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刚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这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故事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年代，小说描写了少年人对知识的态度，萌生的性意识，对友情的渴望，对父辈的敌视和反叛，对成人权力的怀疑，由此导向对人性、对历史造成的强大压抑机制的批判。从开始所表述的童年的忧郁，到结尾没有考上大学的那种失败感，都散发着一股忧伤的气息，生命本身的倔强使得自我的存在可以在历史的别处，这就是失败的青春，却终于具有英雄般的史诗性，失败者的自我承诺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王刚另有《福布斯咒语》等作品，对当下中国的经济现实给予颇为有力的表现。他在网络文学的传播空间颇有影响力。

麦家（注：麦家（1964—），出生于浙江富阳，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7年转业供职于成都电视台。8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出版有长篇小说《解密》（2002）、《暗算》（2003）、《风声》（2007）、《风语》（2010）等。）已经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实力派作家。麦家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类型性，他讲述的故事都是关于密码，或者破译情报这类神秘的行动，与此相关，他的人物都有某种特异能力或者惊人的智慧勇气。《解密》讲述我军701情报单位破解密电码的故事，那本关键的密码本的丢失把故事引向玄机四伏的领域，也让读者从这里去透视人物的灵魂和心理。2003年，《暗算》又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黑暗，它更强调神秘性。在这里，“暗算”被做了双重的处理，既是指破译电码，也是指这些破译者的生活如何被暗算。坦率地说，后者的故事并不巧妙，也不怎么惊人。作者要揭示的，是生命永远处在黑暗中，那种光亮是黑暗中的坚硬存在磨砺出的火花，它是黑暗的极致。2007年，麦家出版《风声》，讲述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工与地下共产党斗争的往事，情节中隐藏着一个惊人的行动：为传递情报，那个共产党特工选择用自己的尸体作为情报的载体。这部小说在构思上受到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的影响。

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麦家的写作有自己独特的路数。他把红色经典的故事元素，与悬疑小说的叙事方法，再加上博尔赫斯的形而上哲学，还有斯蒂芬·金和卡夫卡的要素，组成一种自然天成的叙事形式。麦家写作的特征还在于追逐文字的能力，他的写作诡秘、幽暗、神奇，深不可测，到处潜伏着玄机，让人透不过气来。阅读他的作品，就像是被引诱到一个偏僻的山谷，而黑暗开始降临。阅读没有退路，只有在黑暗中摸索。那真是孤苦伶仃的阅读，无助的阅读，就像他的写作一样；当然，也是极其富有刺激性的阅读。麦家以他的方式，给出了后现代小说的中国本土写作和阅读的独特经验。

在90年代，潘军也是一个创作量颇大的作家，曾经作为先锋派代表作家的他深受法国新小说的影响，他的小说在叙述人与外部世界之间构成一种间距。他后来的作品有《流动的沙滩》、《风》、《重瞳》、《秋声赋》、《独白与手势》、《死刑报告》等，都显示出他对小说叙事的持续探索。潘军后来广泛涉足电影、电视剧和话剧，这使他不能专注于小说创作，其自我突破的力度受到限制。

范稳（1962—），出生于四川自贡，一直生活在云南。1986年开始创作，2004年出版《水乳大地》，随后出版《悲悯大地》（2008）和《大地雅歌》（2010），合称“藏地三部曲”。三部作品中，《悲悯大地》评论界反应不算积极，或许是魔幻色彩太过浓重，命运之弦绷得太紧之故。《大地雅歌》出版未久，影响有限。但《水乳大地》无疑是一部厚重而才情四溢之作。小说展示了澜沧江一个小小的峡谷地带被宗教支配的生活，这里演绎着千百年的信仰传奇。历史发展到20世纪初，这些带有原始意味的部族，又面临西洋宗教的介入，精神生活局面变得错综复杂。小说不只是写了几个特殊的部族，还写了更为特殊的人群，如那些藏传佛教的喇嘛、活佛，纳西族的祭司，基督教的神父。他可以把处于不同宗教信仰中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世界观、性格心理都表现得相当恰当。这些族群生活于艰难险阻之中，他们的生存需要巨大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信仰对于他们来说，显得如此重要，没有信仰，没有对神灵的敬畏，他们无法解释世界，也无法超越存在的困境。在这里，文学书写回到了“族群”最初的存在方式——明显不同于汉民族的少数民族才有的那种生存信念和超越存在困境的那种始源性的意志力量。小说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思想，那就是人性的爱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那些世代相传的深仇大恨，只有纯粹的肉身之爱才能化解。泽仁达娃与木芳，独西与白玛拉珍，都以肉身之爱超越了宗教与部族——这似乎才是真正的“水乳大地”。宗教的力量那么困难，而身体的交合则是那么单纯自然。正如小说的结尾处所写的那样，泽仁达娃完成了他的人生，狂野的族性也消蚀于宗教宽容之中。世俗之狂野与爱欲最终还是规训于宗教之皈依，作品中的同一性思想，就是这样的双刃剑，既深化了作品的内在精神，也压抑了文学的野性之力。

红柯（1962—），这个陕西汉子在新疆生活多年，由此得了天地宽广之气。1998年出版《美丽奴羊》令人耳目一新。2001年在《收获》发表《西去的骑手》，显出他的独特风格。随后的《大河》（2004）与《乌尔禾》（2007）可以看出红柯不懈的探索精神。

《西去的骑手》讲述河州少年马仲英一生征战西部的传奇。马仲英17岁就与家族恶势力抗争，人称“尕司令”。他打仗异常英勇，且不按常理出牌，常能出奇制胜。不想遭遇西北军名将吉鸿昌，马仲英败退，不得不卧薪尝胆。后以暂编36师名义远征新疆，却又遭遇盛世才算计，西域最悲壮惨烈的头屯河大战打得惊天动地。小说写得雄奇刚强而回肠荡气，人物性格果敢鲜明，场面壮烈而大起大落。红柯的小说带有很强的西部地域特征，不只是以西部为自然的背景，也以西部的那种雄浑宽广为其意境和叙事风格。

《大河》也是一部野性雄奇之作，小说讲述熊与人类杂交从而给人类生命注入原始强力的故事。人类如何保持更为纯粹自然的生命形式，是这部作品的主题。在对熊带有理想化的书写中，红柯进入人性和历史的层面。这里面藏着复杂的人物关系，藏着历史与政治。《乌尔禾》以新疆北部一个小镇为名，讲述两个男子王卫疆、朱瑞和一个叫燕子的女子之间的情感纠葛。红柯这里的三角关系，不再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不伦之恋，而是更加明朗的内心之恋，那些生命稚拙的步伐却给人物的关系留下了永久的纽带。那里有甜蜜与温暖，有悲悯和希望。小说中出现一只放生羊，作者不断以它为转折机制，以建立一种象征层面的意义。《乌尔禾》比之红柯过去的小说，显得更加质朴，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细节显示浓厚的生活气息。

宁肯（1959—）虽然并未归入晚生代之列，但他的写作经验与艺术风格颇接近晚生代。宁肯的写作呈现了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个人化格局。他步入文学界很早，成名却晚。他早年写诗，后来才转向小说。2000年，宁肯以《蒙面之城》获当年度“全球中文网络最佳小说奖”，2001年获“《当代》文学接力赛”总冠军，2002年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宁肯的文学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当今中国文学正在变化的格局。宁肯后来还有小说《沉默之门》也颇有影响，他的《天·藏》则显示出在文本方面依然保持的先锋性思维，对哲学与宗教的思考在这部作品中占据重要分量。

60年代后期（或许可称之为“晚60代”）及70年代出生的作家——这批人有部分曾经被命名为“晚生代”，在先锋派作家群（大多数为60年代初出生）暂时沉寂的时期，曾经以对现实的直接表现而获得一定的影响。但十多年过去了，这批作家并未取得中坚地位，也没有出现比肩于先锋派或超过先锋派的作家，除了少数几位颇有实力（如毕飞宇、李洱、范稳、宁肯），大部分人还是未能出人头地。尤其是70后作家，并未有重要作家和作品占据前列位置（注：2010年7月上旬，本书在修订时，到上海参加复旦大学主办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现状与未来”的研讨会，会上陈思和教授指出70后作家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此说很有见地，故在此加以讨论。）。70后作家的“陷落”是当代文化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如此类推，80后、90后将会给中国文学和文化创造出怎样的一笔财富？

当然文学经验与艺术特色不能以代来划分，同代人之间差异也有可能比隔代人更鲜明，但代际经验也有其客观性，在当今中国，文学变革依然是与社会变动联系在一起，代际经验因此还会起作用。这也是我们理解文学潮流与变革的一种视角，过分夸大与视而不见都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