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儿童文学回归现代性

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伴随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一起发展，也经历了复苏、推进、整合及至多元格局形成的过程。只不过儿童文学以其特殊性寻觅着自己的道路。儿童文学一方面有赖于整体的文学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整体的文学形势对其特性构成的压力。儿童文学如何保持它自身的单纯性或者说“儿童性”，始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50年代的儿童文学曾经有过受到重视的短暂时期，但随着政治教育的严重干预，儿童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被强调到过分的地步。70年代儿童文学的出版非常凋零，仅有的一些出版物也都渗透了政治说教色彩。

新时期之初，儿童文学与主流文学相呼应（注：儿童文学的相对概念应该是“成人文学”，但“成人文学”有其特殊含义，容易引起歧义，在英文中，“成人文学”指18岁以上的成人读物，也就是带有情色的读物。因此，在这里用“主流文学”与之相对。），书写十年“文革”给青少年留下的心灵创痛，也是在呼唤人性、人的尊严的纲领底下来讲述少年儿童的故事。这一时期有一批作品出版，如儿童文学新人新秀作品选《白脖儿》（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儿童文学园丁奖集刊《老鼠看下棋》以及1963至1983年《〈儿童文学〉二十年优秀作品选》（注：后两部作品均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经历过历史反思之后，儿童文学转向了自身的建设，更注重对儿童的心灵培养和道德精神的提升。这一时期有些作品，如王安忆的《黑黑和白白》、郑渊洁的《金鱼》、庞天舒的《我和小黑》、邱勋的《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宗璞的《鲁鲁》、李晓仁的《暖心》、程玮的《淡绿色的小草》、黄蓓佳的《小船、小船》、胡尹强的《老师，我们等着您》等等，都写得真情实感，弥漫着人情味，写出了孩子们的爱心以及爱如何作为孩子成长的心灵抚慰。（注：有关论述可以参见赵伶俐的《80年代儿童小说主题走向概观》，《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3期。也可参见《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儿童文学研究资料》，总主编孔范今等，分卷主编胡健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75页。）不过，新时期的儿童文学还是比较偏向于教化的作用，继续在儿童文学中注入有关社会现实的问题。徐怀中《明天我要起得更早》、燕潮《爸爸不在身边》、董宏猷《清香清香的李子花》等，都以细腻的笔法揭示了儿童生活折射出的成人世界的问题。此外，对儿童教育问题的反思也开始引起儿童文学作家的关注，如丁阿虎的《祭蛇》、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等，都显示出作者思考的真挚与深切。（注：有关论述可参见赵伶俐的《80年代儿童小说主题走向概观》，第77—78页。）

80年代，儿童文学也从初步的论争转向更为扎实的研究。对儿童文学的性质功用的看法，构成了新时期重新廓清儿童文学理论的前提。早在60年代初，就强调“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这在80年代初被再度提出，其主导思想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少年儿童。鲁兵《教育儿童的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最早反映了这方面的理论争论。贺嘉的《坚持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儿童文学研究》第13辑）等文章，则要强化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但这一观点也遭到不同立场的挑战，儿童文学作家们更倾向于认为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只是其基本功能，同样重要的应体现在认识、审美和娱乐功能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刘厚明的《导思·染情·益智·添趣——试谈儿童文学的功能》（《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王若望的《儿童文学和教育》（同上），陈子君的《要继续研究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儿童文学研究》第17辑）等。（注：顾建美：《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研究述评》的有关论述，《文教资料》1999年第2期。）在这种讨论的基础上，有理论家进一步提出“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这一命题，儿童文学的审美特性开始回归，也随之更具体地被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三个部分（注：1985年在全国儿童文学教学研讨会上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多层次儿童文学分类”的观点。有关概括可参见王泉根：《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新潮与传统》，原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1期。或参见《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儿童文学研究资料》，总主编孔范今等，分卷主编胡健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92页。）。当然，这一论点在新时期之初强调儿童的文学性和审美趣味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对儿童文学的文学性过分强调，是否会损伤其“儿童的”特点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注：这一问题在90年代初受到一些质疑。朱自强撰文指出，儿童文学就是儿童的文学。即是说在儿童文化大系统里强调文学性，在文学大系统里强调儿童属性，这才能把握住儿童文学的本体意义。朱自强：《新时期少年小说的误区》，《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4期。）。在整个80年代，强调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其实是文学与政治分离的一种委婉表达。主流文学界一直在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8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形成了文学“向内转”、文学回到自身的论点，儿童文学也对这一论点进行呼应，这无疑是儿童文学前进的标志。

在理论论争的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儿童文学或某一文体的基本理论书籍，如洪讯涛的《童话学》（讲稿）（注：洪讯涛：《童话学》（讲稿），安徽少儿出版社，1986年。），任大霖的《儿童小说创作论》（注：任大霖：《儿童小说创作论》，中国少儿出版社，1987年。），陈伯吹的论文集《儿童文学在探索中前进》（注：陈伯吹：《儿童文学在探索中前进》，四川少儿出版社，1982年。），张锦贻的《儿童文学的体裁及其特征》（注：张锦贻：《儿童文学的体裁及其特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汪习麟的《儿童诗散论》（注：汪习麟：《儿童诗散论》，陕西少儿出版社，1984年。），贺宜的《漫谈童话》以及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五院校合编）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蒋风主编）同于1982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等。此外，还有大量的理论文章。（注：这里参考了顾建美在《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研究述评》一文中的有关论述，《文教资料》1999年第2期。）这些理论进一步廓清了儿童文学的概念，阐述了儿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力图给儿童文学以一个恰当的位置，尤其是给予儿童文学以自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尽管这些理论还显得不够深刻有力，但它与新时期的文学思潮一并涌动，构成了当代文学最有活力的部分。

从理论批评的角度，就儿童文学的思想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种类：“问题小说”、“战争小说”、“代沟小说”、“断乳小说”、“小小男子汉小说”、“工读生小说”、“探索小说”、“悲剧小说”、“动物小说”等，这些划分适合于理论研究，但作品的意义永远会大于理论划分。总体来说，揭示人性之善恶美丑与讲述少年儿童的成长这两方面，乃是儿童文学最基本的两大主题，而且这两大主题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揭示人性之善恶美丑也是为了给少年儿童以启蒙教育，在具体的作品中，少年儿童也是认识到人性之善恶美丑才真正成长，成长就是对世间事物之真理性和善恶美丑的体认。

成长的主题，其实包含双重的含义。从表面上看，它所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少年儿童的成长；从深层领会，它却是立足于个体的具体生命，塑造着“民族未来的性格”。专心潜入儿童的世界并不是对现实责任的逃避。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心无旁骛的姿态，为儿童文学两种现代性精神的健康回归与有效延续提供了潜能。

对于这一贯穿在整个儿童岁月中的生命旅程，作家们发现了诸多的书写空间。由于少年儿童的成长环境多是校园，所以以校园生活为成长背景和题材的作品占了相当的比重。进入90年代，儿童文学对成长的书写更偏向于以校园为背景。其中较为著名的作品有上海女作家秦文君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四部曲：《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小鬼鲁智胜》、《小丫林晓梅》。秦文君的小说生活感强，贴近当代少年儿童的生活常态。其对儿童心理的把握和刻画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同时，她采用的叙事结构也令小朋友们喜闻乐见，语言幽默诙谐。其中塑造的诸多小主人公，深受小读者们的喜爱。此外还有江苏女作家黄蓓佳的校园长篇《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河北作家董天柚的北方少年长篇《纸风车》，以及由王小民等六位第一线的中学教师写的《“蓝宝石”少儿长篇小说丛书》等。这些校园长篇并没有将视野局限在狭小的围墙之内，而是把触角伸向了社会空间，把少年儿童的成长放在了时代的整个背景下进行思考，涉及当下的经济改革、社会文化的转型等新鲜的时代命题，既有细腻敏感的儿童心理，又有鲜活沉实的现代气息。

要论及成长主题，有必要对代表作家进行重点阐释，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新时期儿童文学对成长主题的表现。在这方面，刘健屏、常新港、曹文轩无疑是三位最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

刘键屏（注：刘健屏（1953—），出生于江苏昆山，1970年开始发表作品。曾任江苏人民出版社《少年文艺》杂志小说编辑，后任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6年起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刘健屏的作品颇丰，著有长篇小说《初涉尘世》、《今年你七岁》，短篇小说集《漫画上渔翁》、《孤独的时候》、《风筝在天空飘》，曾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的《我要我的雕刻刀》，原载《儿童文学》1982年第10期，获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学生章杰喜爱雕刻却遭到“我”这个老教师批评指责的故事，这个故事中隐藏着另一个故事：章杰的父亲碰巧也是“我”20年前的学生，他当时还是班长，因写了暴露大炼钢铁饿死人的作文，被“我”保护下来，但也不再为“我”所信任，从此他就变得平庸麻木。从章杰父亲的身上，“我”深刻省悟到，漠视甚至压制少年人的天性和志趣，按照统一的模式去要求他们每个人将会扼杀他们身上的潜质。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从叙述人的角度看，小说以自我反思的笔法，批判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漠视学生人格，压制孩子天性，禁锢学生个性追求的种种弊端。小说的自我反思，显然是契合了主流文学在80年代初开始关注的个性问题，这是人性论、人的尊严和价值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合理延伸。小说笔调委婉细腻，人物形象刻画富有生活气息，小说的叙述视角是成人的眼光，但真正的主角却是少年人，也写出了一个追求个性独立，渴望长大成人而有抱负的少年的形象。当然，成人视角也多少使少年成长的故事打上了过于理性化的痕迹。

刘健屏的《今年你七岁》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小说以一个父亲的叙述视角来看七岁儿子刘一波（阿波）的成长历程。七岁是入学的年龄，从家庭到学校，正是儿童生活发生重要转折的时刻，学校只是一个介入的生活场景，小说主要描写的还是家庭里的生活。小说在家庭寓爱于教的氛围中，展现了一个天真自信、活泼开朗的儿童生活画面，真实入微地刻画了一个七岁儿童的心理，充满稚气的对话颇为传神，细节也相当有生活气息，塑造了一个小小的男子汉的形象，在稚气的童年中融入了阳刚之美，将教化意义融合到了具体的叙述之中。可以说，这是一部儿童文学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

常新港（1957—）也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实力派作家，他在26岁写出小说《独船》，随即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此后又两次获此殊荣。常新港在儿童文学界获奖无数，这说明了他所得到的认同度。(www.xing528.com)

《独船》讲述少年石牙的母亲因一场暴雨，在小黑河里淹死了。父亲张木头认为妻子的死是因为没有人出手相救，于是便断绝了与村上人们的来往，买了一条船独自捕鱼，和儿子石牙相依为命，父亲捕鱼也不卖给村上的人。石牙因为父亲独往独来的生活方式，遭到同学们的冷落甚至打击，他在心里十分怨恨父亲。同学王猛一直是他的对头，可当他得知王猛因他母亲得病，要捕鱼给母亲吃时，他又义不容辞帮助了王猛，结果被父亲痛打一顿。后来，又是一场暴雨来临，王猛为了给妈妈捕鱼被河水卷走了。石牙关键时刻用独船救了王猛，自己却像当年的母亲一样，被河水淹死了。张木头知道后悲痛不已。这篇小说一直被儿童文学评论界称为悲剧小说的代表作。所谓悲剧小说，即是描写童年或少年的苦难和悲情的作品，如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对儿童的悲剧童年的刻画；都德的《最后一课》，是民族悲剧投射在少年儿童生活里的阴影。这些作品激起的是少年儿童的同情怜悯心或者是民族自尊和爱国心，培养教化他们坚强的品格和在困境中顽强不屈的精神。《独船》显然是把悲剧性发挥到了相当强烈的地步，悲剧矛盾冲突强烈，石牙母亲去世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故事；人物性格也被推到极端，如张木头的性格非常固执，直到最后悲剧再度出现，儿子石牙死了，他才对自己有所反省，虽然已经于事无补。小说的情感、人物、性格的强度都具有主流文学的特点，这与儿童文学通常运用的温和平易的笔调颇不相同。这究竟是儿童文学小说艺术性发展的标志，还是有溢出儿童文学界限的嫌疑，这个问题尚有值得讨论之处。

常新港的另一篇小说《十五岁那年冬天的历史》也是其久负盛名的代表作。（注：原载《东方少年》1986年第2期。）小说讲述北方少年“我”（雷加）与班主任老师和另一同学班长刘征之间的冲突。“文革”期间，中国与一江之隔的邻国发生了冲突，战争一触即发。老师和刘征都来自南方城市，他们离开了当地，只有雷加一人独自呆在防空洞里。雷加十分气愤，觉得老师和班长刘征在这关键时刻“临阵脱逃”，因而在心里对他们有强烈的不满甚至怨恨。常新港的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相当用力，这主要依赖矛盾冲突的强度。少年人的矛盾通常由误会和偏见造成，而误会通常由性格和心理造成，常新港在人物的性格心理方面很下工夫。就儿童文学的文学性而言，常新港的小说无疑非常有力道，但也因此有评论家认为，常新港把少年文学成人化了。确实，过多主流文学因素的加入，使作品因对艺术性的追求，而牺牲了“儿童性”。例如朱自强对《十五岁那年冬天的历史》的批评中指出，小说对雷加的心理描写显得有些褊狭、自私和阴暗，以至于一个表现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的题材，在常新港的笔下竟然写成了少年间的怨恨，而且作者对作品中的孩子进行了“上层孩子”、“下层孩子”的划分，前者总是受到道德质疑，有一张讨厌的面孔和性格；后者则有道德和性格上的优势。（注：朱自强：《新时期少年小说的误区》，《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4期。可参见《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儿童文学研究资料》，总主编孔范今等，分卷主编胡健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6—157页。）少年人的社会属性并不鲜明，有时承载太重的社会性的好恶，容易加入成人的态度立场，朱自强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不无道理。不过，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要追求文学性，有时不得不在艺术表现上下工夫，这就使少年人物的性格心理被表现得比较极端，有时确实会伤害其纯朴自然的一面。

新时期后期以来，曹文轩始终秉持自己独特的文学理念，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注：曹文轩（1954—），出生于江苏盐城，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留校任教至今。在理论批评方面，曹文轩也卓有成就。《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1988），《小说门》（2002）等理论批评著作，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等。长篇小说《埋在雪下的小屋》《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天瓢》、《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大王书》等。）曹文轩从事创作较早，在新时期之初，他的小说《弓》就获得了《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1983年，他出版长篇小说《没有角的牛》；1985年发表短篇小说《古堡》，获得当年度的《少年文艺》优秀作品奖；1991年出版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奠定了他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地位。90年代后期是曹文轩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他连续出版了成长三部曲《草房子》（1997）、《红瓦》（1998）、《根鸟》（1999）。进入新世纪，曹文轩的创作显得更加沉着，他的《细米》（2003）、《天瓢》（2005）、《青铜葵花》（2005）再次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实力。曹文轩倡导文学的唯美主义品格，在儿童文学领域，他标举积极肯定的价值观。他认为：“中国作家肩负着塑造中华民族的崭新性格的伟大历史使命……那么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讲，这方面的责任则尤其重大。道理很简单，作为这个民族的老一代和中年一代已都无太大的可塑性，而新生代可塑性却很大。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儿童作家应当有这一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注：曹文轩：《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7页。）曹文轩是怀着一种使命感来创作儿童文学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他的儿童文学始终以追求真善美为首要宗旨。曹文轩作品甚丰，这里就他主要的创作特色作简要阐释。

一、书写少年人曲折坚韧的成长世界。成长是曹文轩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成长三部曲”或后来的作品，如《细米》、《青铜葵花》，都与成长相关。曹文轩写成长无疑有独特之处，他的人物总是处在某种特殊的逆境中，在少年时期猛然意识到自我与环境的冲突，成长的困扰和力量从这里展开。他的成长小说以对成长之力的内在书写来推进叙事。《草房子》中的陆鹤，从小是一个小秃子，人们都习惯叫他秃鹤，他也一直坦然接受，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的缺陷，自我意识猛然间增强，开始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他的成长的困扰从这里开始，性格的内在分裂和壮大也从这里展开。曹文轩的成长小说的出色之处就在于成长的困扰始终是内在性的，外在与内在构成一种非常直接的关系。人物的性格生长循着这种内在性来展开，外部世界的矛盾与内在性的重构形成一种始终较量的力的关系。《草房子》的特色就在于此。曹文轩最早的小说《城堡》也可以作如是观，他后来的《细米》写得更为清峻灵秀。《细米》一如小说的题名，显得更加细致甚至有些温馨伤感。细米的成长采取了爱情的形式，这与《草房子》中陆鹤的成长颇不相同。细米在对爱情的朦胧体验中不知不觉地成长起来，朦胧的姐弟恋使得这种成长具有温馨的色彩。梅纹使细米从一个野孩子变成了一个“文明人”，这就是爱在成长中的积极力量。当然，这篇小说试图把稻香渡写成一个爱的乌托邦，力图抹去历史的痕迹，但梅纹依然携带着历史介入，她的故事隐含着历史的悲剧。在对这种悲剧的隐约体验中，细米的成长也被打上了历史印记。总的来说，曹文轩讲述的成长故事能在少年人的性格深处来伸延出那种生长的力量，因而在他委婉纯净的叙述中时常有一种生命的力道坚韧地渗出。

二、永恒的儿童性。曹文轩的少年成长小说多写他的家乡江南水乡的生活，这也是他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那里包含着他非常真切的生活体验。对于曹文轩来说，“儿童性”、“童心”、“童趣”……也是人性的一部分，甚至是人性中最持久、最具普遍性的一部分。与时下人们焦虑“如何书写当今的孩子们的生活”不同，曹文轩更乐于去看到“儿童性”的永恒的特征。曹文轩认为，“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这一命题的提出，等于先承认了一个前提：今天的孩子是一个一个的“现在”，他们不同于往日的孩子，是一个新形成的群体；如果持这种观点，“就觉得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群体，是忽然崛起的，是陌生的，是难以解读的，从而也是难以接近的。我们甚至感到了一种无奈，一种无法适应的焦虑”，“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注：曹文轩：《追随永恒》，《作家通讯》2004年第5期。参见《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儿童文学研究资料》，总主编孔范今等，分卷主编胡健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52—53页。）这一点构成了曹文轩儿童文学写作的一条精神定律，他要写作的是人性更深挚的那种本性，那种更具有普遍性的情感、心理和精神价值。他在《草房子》、《红瓦》和《根鸟》里表现的少年成长生活，在今天依然会让80后、90后感动不已。尽管今天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年儿童的成长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有一部分文学去表现那些新颖的经验当然也有必要，但抓住人性更深刻的、更具有内在持续性的品质，则是文学包括儿童文学更恒常的追求。

三、善恶美丑的灵魂刻画。曹文轩的作品有着非常鲜明的价值判断，善恶美丑十分清晰，他不愿做模棱两可的描写。孩子们辨别美丑善恶的能力不如成年人，需要给孩子们提示一个爱憎鲜明的情感世界。就这一点而言，也是儿童文学普遍存在的特点，曹文轩的小说在这方面做得更加明确。读《根鸟》，不难看出，其中的几个人物虽然略有缺点，但是他们总是具有正面的积极性格，有着美好的灵魂，最终总是能克服困难，成就决不渺小的自我。他的那些作品都从一个农村少年或者中学生的视角出发，描绘在生命中留下印痕的苦难，讲述记忆中斑驳但也动荡的岁月；尘世的艰辛和人性的善良，成长的苦涩与收获的快乐在字里行间交织缠绕；普通的草根生活可以用优雅高贵的语调来铺展，贫寒青涩的童年少年命运在他的叙述中得到了灵魂的提升。

四、唯美主义的叙述。坚持古典性的唯美主义乃是曹文轩这些年来的美学追求。在现代主义咄咄逼人的思潮面前，这个追求显得有些落落寡合。但到了21世纪，现代主义美学的压抑性使相当一部分人感到疲惫，文学市场化带来的粗陋也让人们难以忍受。曹文轩的古典唯美主义因此显示出它的可贵价值。曹文轩的唯美主义风格在《细米》和《青铜葵花》里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细米》的描写十分细腻，江南水乡的自然风光和淡淡的感伤气息糅合得相当自如，小说叙事总是流宕着一种忧伤的情绪，有一缕缕抹不去的伤痛，也可从中看到他婉约节制的风格。《青铜葵花》的压抑感更强些，但描写依然十分充分。曹文轩笔下的少年人都有一种清净的面目，女孩子无一例外都淡雅如画，或是如春天般明媚灿烂。

曹文轩一直以写儿童文学作品著称，但2006年，他出版长篇小说《天瓢》（注：曹文轩：《天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讲述故乡苏北油麻地里的故事，尽管其中关于儿童少年的故事依然动人，但整部作品已经不是儿童文学，而是他对江南乡村的历史变故和人伦习性的表现。《天瓢》讲述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伴杜元潮和邱子东，在共同爱恋程采芹这个地主女儿的漫长日子里，他们之间的友情中始终潜藏着男性之间的较量，这种较量不仅显示出人性方面的深刻歧义，同时也融合进深广的历史与阶级冲突。友情、爱欲与历史（权力）三种元素的有机结合，使得这部小说在纯净的风格中，隐含着颇为丰富的内涵。这部小说之所以在纯净明媚中来触及人性与历史的深度而又不留痕迹，就在于它始终是从最感性的身体体验出发，从自然的爱欲出发，把历史、阶级与权力关系自然地融合进人性的冲突与深化的关系中。

《天瓢》非常生动细致地描写了雨，不只是因为它以雨作为各章节的命名，同时也因为对雨的描写给小说叙事提供了氛围铺垫。小说隐藏着一个情节，也许是一个隐蔽得很深的关于历史轮回及其虚无的主题。杜元潮怀着对程采芹的爱恋，几十年来收集了程家土改流失的旧家具，建造了一座旧式大屋，让程采芹住在那里。乡土中国的历史，就是乡村地主阶级轮回的历史，人物变换了，统治形式也改变了，但历史的内容还在那里——还是要重新回归人的统治。曹文轩的思考隐蔽得很深，但含义却十分深远。他的作品的美学特征十分鲜明，语言的简洁明亮、有节制的情感描写、温馨的感伤气息等等，流动着鲜明的古典浪漫主义情愫和唯美主义气韵。当然，过分追求美、节制、正面和肯定性的品质，也使曹文轩的这部作品虽显得完美，却少了锋芒和更强烈的狂野之气。也许这二者本就不可兼得，如此评述，多少有些苛求。曹文轩这两年转向创作玄幻小说，如他的长篇系列玄幻小说《大王书》中已经出版的第一部《黄琉璃》，可以看出他的美学风格开启了豪放绚丽的面向，甚至有些崇尚狰狞之美，这是玄幻小说不得不追求的一种趣味。在这一意义上，曹文轩也试图借助玄幻小说拓展自己的美学风格。

当然，值得关注的儿童文学创作还有不少，特别是童话，在这里因篇幅所限难以论述。例如，郑渊洁的童话小说构成了当代儿童文学中最富有感染力的风景；杨鹏以其青年锐气，创作了大量的童话作品，也有广泛的影响；杨红樱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破解童心，温馨而富有感染力。另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校园文学，因为都处于儿童文学与青春文学的交界地带，这里就不加以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