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个人叙述与宏大历史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散文是最有历史传统的文体。不管是四书五经，或是唐宋八家，都是中国文学乃至于中国文化的精髓。读书作文，科举中第，这是中国古人的人生理想；自古以来，鸿儒大家，青年学子，无不以写一手好文章，为人生之最高境界。进入现代以来，散文这种文体遭遇到现代新诗和小说的挑战而退居次要地位。根本缘由也许在于：现代性的历史进向渴求更加激越的情感和宏大的虚构去展示人类的现状和未来景象。于是，散文不得不退居到个人生活的天地里，充当个人与社会疏离的一种精神缓冲地带。

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倡美文，试图给现代中国散文奠定美学基础，他凭着个人的切身感受体会到现代散文的本质和地位。自周作人以后，描写真人真事、抒发真情实感、表达真知灼见，一直被普遍认为是散文的重要文体特征。身处散文天地中的人们，除了给散文确立文学性的地位，也别无选择。周作人把小品文看成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认为，“个人言志”的文学高于“集团载道”的文学，正因为此，小品文应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注：这是周作人在1930年9月为启无先生编定明清时代的小品文选作序时所言。参见周作人：《知堂序跋·〈近代散文抄〉序》，岳麓书社，1987年，第329页。）。中国现代散文另一主将林语堂在为1934年创刊的《人世间》写的《发刊词》中，提出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口号。

中国现代散文始终试图在个体生命本位找到其美学根基，但事实上，它也并不只是在这一路上浅吟低唱，鲁迅的杂文无疑开启和引导着另一条道路。1933年10月1日鲁迅在《现代》发表《小品文的危机》，对于那些要把小品文搞成“小摆设”的旧式文人做派极为不满，在他看来，小品文的生存，历来“也只伏着挣扎和战斗的”。鲁迅从晋唐以降历数小品文“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他认为，到五四运动时期，小品文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鲁迅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非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间的准备”（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原载1933年10月1日《现代》第3卷第6期，后收入《南腔北调集》。引文可参见王得后编《鲁迅杂文·全编》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03—504页。）。中国现代散文的这两个进向，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很显然，在革命文学占据主流的时期，鲁迅的方向就是革命文学的方向，而新中国文学则以更加政治化的激进形式去拓展它的道路，散文这种形式也与政治意识形态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许是当代中国文学在政治的氛围里生存太久，“文革”后的文学开始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散文显然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与政治疏离，试图重新回到个体经验与人的性情本位。

进入新时期，批判、反思“文革”的主题以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对历史社会，控诉其压制人性；对自我，则是要讲真话，要有真性情流露，转化到文体方面，散文的真实性就构成了这一时期主导的艺术追求。如果说虚构、想象是小说、戏剧和诗歌的主要艺术手法的话，散文则与真实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所以，在新时期文学回归真实的潮流中，散文显得格外突出。首先是一批“归来”的老作家，纷纷选择了散文作为自己惨烈创痛的人生记忆最直接的表达形式。这批老作家的散文（注：后来也有研究者称之为“老生代”散文或“老年散文”，但笔者以为这样的概念未经严格定义，且也未被散文领域和文学史普遍采用，故这里还是以朴素的“老作家散文”来指称。），多通过追忆自己亲身的苦难经历，来记录创伤、反思历史。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巴金的《随想录》、《再思录》，萧乾的《“文革”杂忆》，丁玲的《“牛棚”小品》，孙犁的《晚华集》、《秀露集》以及被认为是新时期写“五七干校”生活“双璧”的杨绛的《干校六记》与陈白尘的《云梦断忆》。

巴金的《随想录》（五卷，1979—1986）被称为说真话的书，一方面因为它体现了巴金把心交给读者的诚恳；另一方面则因为它反复呼唤“真话精神”。巴金在《随想录》中坚持“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无论是尽量保持平静叙述的《怀念萧珊》、《纪念雪峰》、《怀念胡风》等忆念散文，还是针砭时弊的《长官意志》、《衙内》等社会批判文字，皆出之以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感受，更充满着对自己的真诚拷问和反省批判。同时，巴金还以强烈的责任感，不断倡扬真话精神。《探索集》中有《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真话集》中又有《三论讲真话》、《说真话之四》等篇章。这些文章体现出一个老作家坦率、真诚的灵魂，也由此开始了写出被政治话语遮蔽的真实历史的努力。

萧乾（1910—1999）的《“文革”杂忆》以点带面，再现极左路线下的非人生活，将“文革”的反思集中于人的悲剧和民族集体的命运上，充满忧患精神；相比之下，孙犁、杨绛、丁玲的“文革”记忆书写更侧重人心在历史重压下所呈现的朴素、温暖。孙犁《删去的文字》中，对“两个穿着军服的非军人”的粗暴，只是寥寥几笔，而对于自己略有旧交的女同志和素不相识的歌舞团女演员的宽厚善良的描写却占据主要篇幅。杨绛（1911—）借用了沈复《浮生六记》的题目来写《干校六记》，同时也借用了《浮生六记》在惨淡生涯中书写亲情、爱情、友情等美好人情的温暖笔调，写出逆境中老夫妻间的相濡以沫，老朋友间的患难相助。丁玲对“牛棚”的回忆除了不公平的历史遭遇外，更动人之处在于冒着危险想尽办法从小窗口偷偷守望爱情的执著，以及通过一张张小纸条艰难传递爱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关怀的温情。

到90年代，韦君宜（1917—2002）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等秉承这一时期的追求人性和真实性的理念，以自己亲身经验来记录创伤、反思历史。这一时期有不少再版的散文作品颇受读者青睐，如傅雷的《傅雷家书》、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等。这些散文共同的特点是重视对个人经历和情感的真实叙录。

汪曾祺的散文作品并不算多，他写于不同年代的作品后来结集为《人间草木》（2005）出版。这里面收录了汪曾祺从80年代至90年代的散文，这些散文运笔独特，风格简朴清俊，文字简洁隽永。汪曾祺的散文如他的小说一般，有一种对人对物的独特心境，散漫中透着认真，平易中有洞见，思想单纯且纯粹，为人做文能本真至此，也是一种很高境界了。

新生代散文创作的崛起，给散文创作注入了革新的活力。所谓“新生代散文”，也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新艺术散文”、“新潮散文”、“新锐散文”，主要指20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的散文写作群体。他们的写作表现新的散文意识，在选题立意、表达形式和语言修辞方面都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也表达了较强的哲学和文化意识，有效地拓展了散文的疆界。这一群体以大陆作者为主，也包括台港同代的散文作者。他们主要有：苇岸、钟鸣、张锐锋、庞培、马莉，凌钝、樊善标、杜家祁、简、林燿德、唐捐，钟怡雯、林幸谦等。在林非、佘树森、楼肇明、谢大光等人呼唤“散文革新”的形势下，出现了理论与创作的新潮流。当然，革新意识很强的新生代散文与老作家散文开创的个人性书写也不无关系。只是“老作家散文”的个人性体现为以个人去批判、质疑政治化的历史叙事，个人视角总是隐含着大历史的再叙述，仍然担当着对社会的批评和反思。新生代散文在个人层面则走得更远，有意识把个人从社会群体中剥离出来，退向自己的内心，或展开哲思。他们的艺术主张是：继承以《野草》、《画梦录》为代表的五四艺术散文传统，同时又大量吸收西方现代派绘画、建筑、音乐、小说、诗歌等艺术门类的手法，注重对感觉情绪的捕捉，打破形散神不散的套数，不再追求完整、明晰，更重视自我主观内在的表达，呈现出更朦胧更支离破碎的特征。它崇尚“凸现的密度”，即散文篇幅不加长而内含容量加大、“诗象语言”、“心绪高于细节”。在新艺术散文的“诗象”现象里，定义被改变、变形，被人的内蕴注入。后来随着整个80年代文学文化思想的发展，越发“向内转”，将个性转向个人，日益精英化、狭窄化，与读者疏离。刘烨园的《走出困境，散文到底是什么？》（注：《文艺报》1988年7月23日。）、《新艺术散文札记》（注：《鸭绿江》1993年第7期。）、赵玫的《我的当代散文观》（注：《天津文学》1986年第5期。）是这一思潮中较有影响的文章。

与新生代散文开启的回到个人体验和文化哲思的潮流相呼应，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批集中于书写女性生命体验的女性散文。其中比较受称道的是唐敏的《女孩子的花》，王英琦的《被“造成”的女人》和《我遗失了什么》。斯妤的散文能写出生活偏斜的那种感觉，其中涌溢出某种荒诞感，撕扯开生活的另一侧面。张抗抗的散文以从容平静的笔触去书写日常性的特质，对那些在生活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事物、时刻或者感受，张抗抗以其独有的女性敏感总能切中要害。

1991年，由老愚主编的《上升——当代大陆新生代散文选》（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新生代散文第一次的集体亮相。但这本书收录的散文作家年龄跨度较大，如苏叶、史铁生也在其中，他们二人的年龄代际划分显然要长于大多数新生代散文作者。收录于其中的苏叶的《总是难忘》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后来成为经典名篇，其意义也超出了新生代散文范畴。这本身说明新生代散文一开始只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其内部包含多样的分歧和差异。苏叶的《总是难忘》，以平淡从容却深情的笔调，娓娓叙出校园、学生时代的记忆。其内心所感，有别于把视角集中于自己心灵的文章，而体现出对自己以外人事的关注和热情。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1990年）在90年代的散文中无疑是一篇动人心魄之作。这篇散文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是在自我的孤独、病痛的苦楚、生死的选择、亲情伦理、对他者的关切……的思考中展开的生存感悟。这篇散文从自己面临人生的挫折开始写起，在这古老的地坛，感悟到命运的安排。在对命运的理解中，他从观察园子到观察人，一对夫妇、晨练歌唱的青年，长跑的朋友，命运同样不幸的小姑娘……对生命的感悟是在对天地存在，对自然事物，对他人的一点一滴的观察和理解中得到的。文章尤其是写到母亲那一节，写出了母爱的痛楚和深挚。母亲49岁去世，这让儿子如何承受？想想，母亲太苦，上帝不让她太苦，就招她去了吧。真是命若琴弦，一点一点拨动，发出的都是苦涩的声音。命运多舛，几乎时时感受到要离去的召唤，生命的存在，总是听着“时间不早了”的吁请，史铁生所写出的生命状态，怕是少有人抵达。不只是那种痛楚，而在于在那样的荒芜古旧苍凉萧瑟的园子里，在沉思静默的状态中，他的讲述平静而凝重，直抵命运的尽头。他在如此专注地凝视生命的那些时刻，感悟到人类共同背负的苦难，共同面对的道路，从而将一己所痛所感，升华到对整个人类命运和家园的终极思考，如同无望的祈祷之诗，体现出和当时流行的文学不同的深远、博大气质。铁生的作品始终有不受旧模式局限的勇气和属于自己的表现方式、胸襟和气度。另外他还有随笔集《病隙碎笔》。

在新生代散文中，钟鸣和张锐锋的散文显示出思想尖锐的特点。前者于落拓中透出语词的锋利，后者于宽广中显示出思想之精辟。钟鸣一直以诗人著名，在诗歌界影响颇大。后来他更专注于散文创作，曾出版《城堡的寓言》（1991）、《畜界·人界》，1998年出版三卷本150万字的随笔《旁观者》，另有散文集《窄门》（2006）。钟鸣的散文偏向于谈论事物，不再是传统散文那种在自我抒情中与自然交融。事物所敞开的是世界的存在方式，以及写作者自由的联想、议论和感悟。钟鸣更乐于在他的感悟中融进反讽，以及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重新建构。钟鸣评价自己的某些散文说：“我描述的是读书和个人的成长——一知半解，也就自然有那样的结果，还有人的种种幻觉和观念，陈年旧事，回忆，城市，年幼无知的行为，各种荒诞离奇的现实力量，恐惧，出游，性爱。”（注：钟鸣：《旁观者多余的话》，《旁观者》（第3卷），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505页。）他乐于去拆解“各种荒诞离奇的现实力量”，从而与他所读解的世界保持距离。

张锐锋（1960—）的散文比钟鸣的散文更强调哲理性，他们二者都充满了对学术或学理的迷恋，但钟鸣经常是在一些事物的痕迹和历史掌故中停留，而张锐锋则是以强大的思辩贯穿于他的书写中，离先锋派小说或哲学论文似乎只有一步之遥。1999年，《花城》杂志第1期以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张锐锋十几万字的长篇散文《皱纹》，并加编者按称：“这是一次大胆的实践，《皱纹》的写作方式和发表方式在中国文坛都尚属首次。”他的其他有名的散文《马车的影子》、《飞箭》等，都是长篇大论。（注：张锐锋已出版的作品有：《幽火》、《别人的宫殿》、《世界的形象》、《皱纹》、《月光》、《沙上的神谕》、《隐没的王国》、《蝴蝶的翅膀》、《祖先的深度》、《河流——历史的五线谱》、《月亮——往事的漂流瓶》等。）2006年，张锐锋出版散文集《在地上铭刻》，里面收有《飞箭》，这篇散文从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谈到莱布尼兹，谈到博尔赫斯，谈到中国杜甫和杜牧。这是学术随笔还是散文？是否在大散文或新散文概念之下，也就模糊了学术随笔的界线？“新散文”是否可能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文体？

也属于“新散文”作家的周晓枫（注：周晓枫出版的散文集主要有：《上帝的隐语》、《鸟群》、《斑纹——兽皮上的地图》、《收藏——光的魔法书》、《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孔雀蓝》等。）却颇有些不同，她的散文还是植根于个人的经验，而且是非常内在的经验。少有人写出她那样的个人经验，不再留下多少余地，直逼生命的底线。她的语言绚丽辛辣，诗意和哲理、狂想和探询、精辟和怪异结合得天衣无缝。拷问自我的灵魂，既无情揶揄他人，更坦诚解剖自己。她在写作他人时，那种亲切真挚，又混合着女性的诚恳与酸楚。真实和坦率、彻底和辛辣、灵秀和犀利……这些构成了周晓枫散文的特点。比如她的《后窗》、《即兴的秋天》、《你的身体是个仙境》（注：这几篇作品均收入《孔雀蓝》，鹭江出版社，2006年。），能把个人的经验，那些童稚的欲念，成长中的迷惑，身体的困扰，认同的痛楚，命运不可抗拒的时刻……思考理解得如此透彻，并如此不留余地书写出来。同样，作为一种女性散文叙述，也没有人能像周晓枫这样，能够把一种妩媚与凌厉的风格结合得恰到好处。

李兰妮的《旷野无人》（2008）难以确定其文体，既是非虚构小说，又有如长篇散文。这部作品有一个惊人的副题——“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抑郁症并不为中国人所关注，李兰妮第一次以亲身经历，叙述自身疾病的方式，来写作这部作品。疾病对身体的折磨，亲人之间的误解与隔膜，成长的苦楚，战胜自我的艰难……文学在这里如此接近生命的本质，如此与生命的存在、喘息、躲避、站立……相关。另外，这也是一部关于家庭的书，是一部对家庭伦理书写得极其透彻的书。这本书中插入《十二岁的小院》，引入的不只是童年的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创伤性记忆。它记叙了一个家庭在政治革命机制中的不断错位，由此给儿童少年留下的创伤性记忆。这部书展示出女性内心的黑暗，但从黑暗中透出光照亮了旷野，让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

这类哲理和个人极致经验的出现，表明了散文领域显露的先锋派精神和后现代思绪。尽管这依然是散文领域里的一小部分景观，受散文文体的限制，其探索性也未走太远，但其表征的意义却是巨大的：这是当代中国知识水准提升，思辩哲学更为普遍的产物。年轻一代的散文作者应对了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应对了西方大量知识涌进中国的现实语境，也应对了在诗歌、小说和其他艺术方面早已展开多年的激进探索。

当然，并不是年轻一代的散文家都追求犀利和凌厉的风格，处在不同地域的作家，也有非常不同的艺术趣味。刘亮程（1962—）是来自新疆伊犁的散文作家，他的出生地靠近沙漠（一个叫黄沙梁的小镇），也许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让他对世界有特殊的感知方式。很难想象，刘亮程种过地，后来进城当起文学编辑，但土地给予他的质地却是独一无二的。自2000年以来，刘亮程开始崭露头角。他的散文作品，如《一个人的村庄》、《风中的院门》，诗集《另一只眼睛》、《晒晒黄沙梁的太阳》等，自然纯朴，却有生存的意味沉郁其中。刘亮程的作品里始终有一种对自身身份的坚持，但他的审视和坚持都极为自然，没有情绪，没有立场，只有对自己的把握。他说：“我也会扛着我的铁锨在城市生活下去。对一个农民来说，城市的确是一片荒地，你可以开着车，拿着大哥大招摇过市，我同样能扛着铁锨走在人群里——就像走在自己的玉米地里一样，种点自己想种的东西”（注：《扛着铁锨进城》，参见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刘亮程是来自土地的散文家，他写出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亲切关系。这种亲切关系在于，人并不能真正亲近自然，人永远进入不了自然。这与此前的乡土叙事尤其愿意表达回到自然的怀抱颇不相同。在《我改变的事物》中，他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次我经过沙沟梁，见一棵斜长的胡杨树，有碗口那么粗吧，我想它已经歪着身子活了五六年了。我找了根草绳，拴在附近的一棵树上，费了很大的劲把这棵树拉直，干完这件事我就走了。两年后我回来的时候，一眼就看见那棵歪斜的胡杨已经长直了，既挺拔又壮实，拉直它的那棵树却变歪了。我改变了两棵树的长势，而现在，谁也改变不了它们了。”刘亮程的散文作品中有一种新乡土浪漫主义，或者说乡村自然哲学。他总是把个人的情绪和思想缩减到最低限度，在最平淡的叙述中，写出人与自然的存在界线，因此包含着对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的深刻反思，感悟到人在有限性的存在中的真实状况。

在当代中国，在散文领域影响最大的要数周国平、贾平凹和余秋雨。

周国平原是做哲学研究出身（注：周国平，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1986）、《尼采与形而上学》（1990）等。散文集《守望的距离》（1996）、《各自的朝圣路》（1999）、《安静》（2002），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1996）、《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2004）等，1998年底将以前作品结集为《周国平文集》（1—6卷，200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周国平散文》（插图珍藏版）。译有《尼采美学文选》（1986）、《尼采诗集》（1986）、《偶像的黄昏》（1987）等。），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算是较早对尼采有研究的人。因为有深厚的哲学素养，周国平的散文总是包含着相当独特的思想。他的散文惯常讲述的主题大体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面对孤独和死亡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是面对生存竞争和挑战所表达的超然自得态度。（注：有关周国平散文的生命意识的探讨，可以参考司马晓雯、陈丽《智者灵魂的跋涉：周国平散文的一种解读》，《江汉论坛》2006年第6期。）关于前一主题如《探究存在之谜》、《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生命的苦恼和创造的欢欣》、《自我的二重奏》、《从生存到存在的途中》、《永远未完成，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等；关于后一主题如《何尝失落》、《寻求智慧的人生》、《救世与自救》、《平静的心》等。周国平这两方面的主题经常是重合在一起的，因为面对死亡，对死亡有深挚体验，才有对人生更深层的领会，才会对终极意义有切身感受。周国平曾经说过：“在我的价值表上，排在第一是我切身的生命经历和体验，其次是我对它们的理性思考，再其次是离它们比较远的学术上的艺术上的探索。”（注：《周国平文集》，第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5页。）他这里谈论的“价值表”，可能是指他处理生命事物的选择次序。在散文写作中，他比较注重对生命经验的体验和感怀；从这些感怀中，再去表达他的思考理路。要说思想，散文作家都会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周国平的特点在于节制。节制看上去与才情横溢相佐，却也是散文写作的另一种境界。周国平的节制我以为体现于以下几方面：其一，点到为止的哲理。因为把切身的生命经验放在首位，周国平并不把散文当做哲学思辩来写。而是娓娓道来，不做高深莫测的思辩，只是于平淡中透示出人生的体味感悟，恰如其分的哲理平易近人。其二，情感的从容表达。周国平的散文不做浓烈的情感抒发，更习惯于日常性中，于贴近人性的事实中去讲述他的心境和体验。他影响最大的散文《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是浸透了一个父亲的伤痛的作品，却写得那么沉静和从容，仿佛是讲一个别人的故事；唯其如此，才会把那种记忆和感受写得如此透彻，写到生命的内里去。其三，简洁清雅的文字。周国平的文字简洁俊秀，不事雕琢，不喜做铺叙，显得质朴无华。也有人对周国平的文字有所异议，认为修饰不够，我以为散文的文字自然也是一种风格，随意落拓也有一种文字的单纯性。

贾平凹与其他小说家有所不同在于，他的散文创作相当旺盛，并非只是散文界的票友，他被公认为是当代散文大家。贾平凹关于散文的观念在散文领域影响甚大。1992年贾平凹在《美文》创刊号发刊词中提出“大散文”观念，认为散文应该“还原到散文原来的面目，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针对当时散文创作的浮靡甜腻之风，“坚持在内容上求大气、求清正，求时代、社会、人生的意味，还得在形势上求大而化之”。自新生代散文形成气候以来，将散文文体严格化、内容规范化已基本形成主流观点的时候，贾平凹这一观念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注：在80年代中期就积极倡导“狭义散文”的刘锡庆首先提出异议，坚持“艺术散文”的狭义理念，为散文的概念、范畴定位；他认为散文文体规定过宽过大，难以进行审美规范，是散文一直未能弃“类”成“体”（独立文体）的重要原因。刘锡庆的有关论述可参见《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美文》1994年11—12期。）事实上，贾平凹所倡导的“大散文”，除了拓宽问题范围之外，着眼点在于倡导散文的格局、气度、境界、眼界要跳出对自己内心经验的过度耽溺，体现作家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贾平凹倡导“大散文”无疑是为自己的散文写作提供理论支持。从“大散文”的角度看，贾平凹的散文有大气象，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从对自己内心经验的沉溺而言，这恰恰是贾平凹的特点，他的散文就是那种沉浸于非常独特的个人经验中的文字。而能把大气象与内心经验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贾平凹散文的独到之处，这也是他为一部分人所欣赏，又为另一些人所诟病之所在。（注：例如王兆胜的文章《贾平凹散文的魅力与局限》，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就对贾平凹散文的艺术得失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贾平凹作为一个异常高产的作家，在散文创作方面数量惊人。他的散文题材风格各异，观点情趣也不尽相同。我以为，贾平凹的散文最为突出之处在于，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情趣格调，得天气山川渺茫之气，却又涓细如丝，从他的兴趣品性中流露而出。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贾平凹的文化色彩都十分鲜明。自然事物、古董遗产、史学掌故、地方戏曲、古籍传说……他都可以信手拈来，或穷追不舍，或旁敲侧击。贾平凹的散文有大的文化关怀，但又有非同常人的“异趣”，他总是能关注那些细小的事物，关注那些非常偏僻的地方文化，关注非常怪异别样的地方风情。这些都使他的散文在表现文化时，有着奇特的双重性：既有一种大气的胸怀手笔，又常有偏执古怪的“异趣”。

他最早引起反响的散文当推《商州初录》（1983）、《商州又录》（1984）、《商州再录》（1985）系列大散文（注：这三篇散文计有15万字，1988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汇编出版。其中以《商州再录》题名未在刊物先行发表。另《商州世事》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4期。《商州世事》为《商州再录》同一篇。）。之所以称为“大散文”，乃是后来90年代文化散文兴起后的追认。在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热闹时，这些作品曾被拉入寻根文学的行列。彼时，这些作品作为小说来读也未尝不可，因为人物和故事都十分鲜明。贾平凹专挑那些颇为意外的细节来写，文笔精细简洁，寥寥几笔，人物的关系，事件的要害，变化与结果，都清楚明白，却又耐人寻味。《商州再录》中《周武寨》一篇，故事人物如小说一般曲折变异。(www.xing528.com)

《说棣花》（2010年）显示出贾平凹笔法更为老道精当，几乎就是乡村的自然风习剪贴画。棣花村是作者的故乡，但作者并不作怀乡病式的抒情，而是讲些奇闻异事，尤其是村民的离奇遭遇。这里面流宕着的全是冷幽默，或含泪的趣闻怪事。他把一个地方塑造成一个富有个性的形象，有如人物一般，写得有声有色，有模有样。比如他的《老西安》、《秦腔》这类作品，把一个地方的历史，一种民间艺术的历史写得恢宏捭阖，但那里却又倾注了贾平凹个人非常独到的趣味。他总是要把一个地方、一种事物解释成别具一格，与所有临近事物区别开来。《老西安》算是“大散文”代表作，其中显现出他对历史的洞悉。他考察这座历史名城的政治、军事历史的演变，以及地方风情、人伦习俗的承传，显示出西安与众不同的特色，里面倾注着贾平凹对西安别样的感情，也寄寓了他对这个地域不可替代的情怀。《秦腔》也是如此，贾平凹写出了秦腔与八百里秦川大地相呼应的那种精气神。秦腔不只是人们农闲娱乐的形式，它更重要的是秦地人们陶冶性格，相互欣赏肯定、交流沟通的最有效的手段。文章写的秦腔上演的各种场景和地界，各种与生活融合为一体的细节，十分生动别致。写出秦腔，写出秦人，也是写出实则豪气满腔的贾平凹自己。

贾平凹的散文之不同还在于透示出一种人生哲学，他对人、对自然与事物都有一种态度，或者说他有一种自然本真的哲学视域。贾平凹不是专业哲学家，但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观，能自然地把他的观点和人生态度融进他所描写的对象中去。那种自然本真的态度，流露出对世间万物的珍视。而且他总是将自我的生命置放在自然事物之下，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归属于自然，低于自然，并被自然的神秘规律所“算计”。这既是贾平凹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也是他观察自然事物的方法。他的《“卧虎”说》写在霍去病墓前看到一块石雕的虎，线条朴拙，却大有生气。作者喜欢是因为“想生我育我的商州地面，山川水上，拙厚，古朴、旷远，其味与卧虎同也”（注：参见《文章四家·贾平凹》，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238—239页。），由与故乡的比拟，转为对文学写作的感悟。其意在于，欣赏朴拙、领悟限制、追求自由、体味东方或民族的原味。文章简短，却感悟不断。贾平凹喜欢写石头，有一篇《丑石》也颇有与自身性格相映成趣之意：“我又立即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注：参见《文章四家·贾平凹》，第65页。）这种回到自然，崇尚自然的态度，贯穿在贾平凹那些描写自然事物的散文作品中，也浸含在他描写文化和人物的散文作品中。

贾平凹在他的散文中细细地体味着自己的人生态度，似乎是在澄清，也似乎是在揭示反省。他的人生态度总是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他欣赏自然，崇尚造化，又有着某些极致的文化偏好；他讲超然达观，却又颓唐放任。像他的《登鸡冠山》、《读山》、《玩物铭》、《文竹》、《树佛》、《佛事》、《三目石》等作品，可看出禅的思趣，托物寓志，显出空旷高远的人生情怀。另有《读画随感之一》、《读画随感之三》等，则是在评画卷、赏器物中表述自己心底的古朴风雅。那些访名胜古迹的作品，如《法门寺塔》、《红石峡》、《皇甫峪》、《灵山寺》等，更有一种沧桑无限，体悟人生无常的意味。（注：关于贾平凹散文的佛理禅趣的论述，可参见吴艳：《论贾平凹、林清玄散文的佛理禅蕴》，《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贾平凹的文章在虚无旷达的情怀之内，还郁积着一种雄奇亘古之气，正如他人的形象一般，在病弱弱的谦和外表下，其实压抑不住一种伟丈夫的强健硬气。

因为有气藏匿于其中，气韵行去无踪，于自然随性中别开生面，这使他的散文自有一种率性奇诡的美学格调。贾平凹的文章于自然拙厚中又总是散发着诡异之气，有时读来觉得随意质朴，但拙中有雅，朴中有趣，不失自然之韵。他又总是对事物有一种偏执的玩味之意，并且一直要引向神秘不可知或空无方才罢休。因此，于看似纯朴自然之中，透示出一种无穷无尽的格调。他的一方天地，随你进出，但你未必都能体味到妙处。也因此，让人多有琢磨不透之处。（注：有研究者注意到贾平凹散文的空间意识，这或许与他的语言风格有关，或者反过来说，贾平凹的风格有空灵通透一面，这与他的空间意识有关。王兆胜认为，贾平凹的空间意识比较独特，“它既是现实的又是梦幻的，既有对人的理解又有对天地自然的探察，更重要的是其立体感和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换言之，在贾平凹的世界里，天地自然是神秘莫测，难以了知的；而作为个体的人却是弱小甚至卑微的。在这样的对应关系中，人与天地自然就形成了强大的张力效果，而作为天地自然的一分子——人，就可以细细地体味天地之宽以及宇宙的神秘伟力！”这或许构成贾平凹神秘主义的思想基础。参见王兆胜：《贾平凹散文的魅力与局限》，《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余秋雨几乎被当做当今中国散文的“教父”，他的《文化苦旅》可以说是散文阅读市场的“圣经”（注：余秋雨（1946—），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慈溪。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3年之后，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戏剧思想史》、《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后有《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作品出版。）。尽管说余秋雨的读者甚众，争议颇多，但我们依然要客观地看到余秋雨散文的意义和价值。批评家谢有顺曾表示他不喜欢“大散文”，但他对余秋雨的散文亦给予较高评价：“由余秋雨而起的大文化散文的热潮，就是典型的个人面对自然、历史时的一次突入和创造。在他身后，游记有了更深的人文追索的意味，历史也在个人视角下进行了现代阐释和精神重组。在散文本来已无所作为的领域，余秋雨以他的个人创造性，为散文重新进入自然和历史找到了一条秘密通道。”（注：谢有顺：《死的历史，活的理解》，见《此时的事物》，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我以为这是对余秋雨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余秋雨的散文数量丰富，影响最大者当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行者无疆》等虽不及前者，但印数都在百万册以上，其影响也不可低估。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独到之处，在于把文化考据与人文反思结合起来，开了“文化散文”（或“大散文”）先河。具体归纳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历史的事实性与悲剧意识。余秋雨的散文在90代走红，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80年代的文化氛围是激进反传统，崇尚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批判到淡漠只有一步之遥。90年代以来，西学受到怀疑，原本崇尚西学的学院派学人也逐渐转向传统学术。（注：有关当代知识分子的这一转向问题，可参见拙文《反激进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东方》1994年第1期。）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另辟蹊径，既承接了80年代反思传统的思潮，又契合了90年代转向传统、重新确立民族文化本位的历史转向。他的散文多是从对具体的文化遗址的考察入手，融入历史典籍的考证，这些考证从专业角度只是浅尝辄止，但对于普通阅读者而言则是自然、历史与人文兼融并蓄。当然，这得益于余秋雨自然而巧妙地引入的反思视角。他的反思落在“苦”字上面，这说明他依然保持着对传统中国的批判。但他的批判性反思不再如80年代那么激进，而是在反思传统中发现传统之美。苦中有美，苦中有味，苦中有意。这就是“文化苦旅”中的“苦”所具有的多重性。他非常擅长选择并书写典型的、隐含着传统文化悲剧性的历史事实，激起人们强烈的共鸣，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和心灵的震撼。

二、从容的叙述与细致的描写。余秋雨的散文描写性并不强，但镜头感或画面感颇强，给人细腻鲜明的印象。余秋雨总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入手，再到所讲述的对象。这使他的叙述有一种亲切诚恳之情，也让读者有一种信任感。最典型的当数《文化苦旅》中的《风雨天一阁》。他从自己与天一阁的错过说起，最后是在一场大风大雨之后才造访天一阁，由此开始讲述天一阁的故事。这个故事历经沧桑，上至明清，下及近代当下，时间跨度颇大，但余秋雨的叙述却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历数天一阁的成长繁盛和颓败。《山居笔记》中的《苏东坡的突围》、《抱愧山西》也是如此。作者从个人的经验和心情入手，而后才转到要讲述的正题上。文章开头就有作者的声音，作者的情感态度，这样的叙述者始终在场，他也非常自如地出入于文本中。余秋雨的叙述很强调细节，他选择故事注重典型性，对细节也注重典型性，那些情节和细节都颇有动人之处。《风雨天一阁》中放进一个钱绣芸的故事，看似多余，其实内涵更有意味。钱绣芸为了读天一阁的书而嫁到范家，但终其一生她都未能如愿，此情可悲可叹。后来天一阁遭到小偷践踏，这又是谁曾料得到的呢？读余秋雨的散文不得不承认，他取材很有讲究，夹叙夹议穿插的小故事也非闲来之笔，总是能起到以小见大的作用，因此而显得精当巧妙。

三、感伤的抒情格调与反思性。在余秋雨从容的叙述中透示出一种感伤的抒情格调，他并不做直接抒情，偶有景致描写也十分节制，那种情调是从他的叙述中，从事件、事物和人物的存在际遇中自然透示出来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也有人因此认为他的情感和思想都缺乏力度，没有彻底性。但是，有些散文写出了人的命运就足够了，讲述者的感情和议论也无需过度强烈。《酒公墓》写穷愁潦倒的张先生一生的命运，这个留学美国研究逻辑学的人，回到中国后，等待他的命运是如此不合逻辑，使他一步步走向绝顶的荒谬，最终是在家乡为人书写墓碑以度残年。作者写道，那年深秋回到家乡，被满山漂亮的书法惊呆了，不禁又一次上山在墓碑间徘徊：“我想，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逻辑救国论者，是用一种最潦倒、最别致的方式，让生命占据了一座小山。他平生未能用自己的学问征服过任何一个人，只能用一支毛笔，在中国传之千年的毛笔，把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慰抚一番。”（注：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第241页。）这是一个如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的故事，也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写照，余秋雨写来，另有一番滋味。余秋雨只是写出人物的遭遇，而那种忧愤沉郁的反思自然流宕于其中。当然，虽为“文化苦旅”，余秋雨也常叙写轻松的自然景观，《阳关雪》、《沙原隐泉》、《三峡》、《洞庭一角》等，都在较为平静的叙写中，透示出一些感伤情调。这些散文情感不是很激越，有一种平淡平静的心境，与历史和自然的对话，有体验，也有思考和感怀。

余秋雨们在这个时代的成功，应该理解为是这样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造就了这样的“文化英雄”。文化越来越多元化且分层化了，特别是大众读者的兴起，阅读方式的改变，休闲娱乐的合法性，使散文具有了更大量的读者。事实上，我们也不宜把知识精英与大众的对立绝对化，周国平、贾平凹、余秋雨们正是折射出当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多样性的镜子。不只是不同阶层的人，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释放出自己不同的侧面与不同的兴趣。“我”的身上可能有知识精英的品格，但也有可能（在某些时候）具有大众或小资的阅读趣味。我相信，大学教授中热爱金庸、欣赏余秋雨的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时代，俗与雅、先锋与时尚、大众与精英，固然鲜明对立，但经常也有可能混淆，它们之间的鸿沟与界线未必不可跨越。（注：60年代，美国先锋派作家、批评家莱斯利撰文《填平鸿沟，越过界线》，阐述后现代时代文化的混杂情况。）

在当代，张承志是一位追求雄奇激越情感的作家。在当代散文作者中，张承志虽然不是以散文家而著称，但他的数部作品，却无疑是当代散文中的独异之作。他在90年代初期出版的《心灵史》是当代散文写作中的一部奇书。（注：这部作品虽然在文体划分方面有时被当做小说，但我以为还是划为“大散文”更妥。此前还有《黄泥小屋》和《西省暗杀考》，这些都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不过后两部作品的小说味更重些。）显然，这是一部大书，一部超级之书，本章节无力在这里全面阐释它。作者的书写处于激动和不安之中，那是肉躯和灵魂都被撕扯得疼痛之后“灵感如潮水涌来”才有的写作。面对温暖的黑暗，面对大西北雄浑苍凉、大门洞开的黄土高原，作者说：“我被灵感和冲动窒息了。我如此渺小；而辽阔的世界却在争抢着我。谜底全数公开，本质如击来的大浪，数不清的人物故事熔化着又凝固成一片岩石森林。我兴奋而恐惧，我真切地感到自己的渺小。我只想拼命加入进去，变成那潮水中的一粒泡沫，变成那岩石中的一个棱角。然而我面临的使命却是描述它们。”作者说，1984年隆冬，他单身走进了大西北，用了整整六年时间去体验西海固回民的生存历史。这部散文就是讲述西海固（即宁夏南部陇东山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的简称，也是黄土高原东南角的回民山区的代名词）回民的生存史。更准确地说，他重点书写的是回民中的一个派别哲合忍耶。（注：哲合忍耶，是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哲合忍耶、虎夫耶、尕德忍耶、库布忍耶）之一，原为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中的一个派别，盛行于也门王国一带。公元18世纪中叶传入中国，逐步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各门宦中人数最多、传播区域最广、教权比较集中的门宦。另，哲合忍耶系阿拉伯语，意为“高念”或“彰明”，故又称“高念派”或“高赞派”，自谓“明扬正道”。）张承志的讲述在久远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他要写出这个回民派别如何为了内心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的事迹。这是关于哲合忍耶这个教派为了生存而浴血的历史，也是关于马志文这个沉默的回民信徒的故事，也是关于一箱书籍流传的故事……对于张承志来说，他要写出的是那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确实，没有一本书能怀有这样激荡的心灵，能以如此纯粹的精神写作自己崇敬的事物，拷问自己的灵魂和信念。我知道张承志这样的写作只能是极其少数，或者说绝无仅有，这既不能作为文学或散文的最高精神尺度，但也不能被人们轻易跨越，这是当代散文的博大奇书，汉语写作因此而有它闪闪发光的质地。

张承志后来还有《以笔为旗》、《致先生书》、《清洁的思想》以及《荒芜英雄路》等散文，高调倡扬崇高、真诚、正义等价值观念。在《荒芜英雄路》的后记中，他说：“当生存的大潮席卷中国而来的今天，我放弃自己曾在《心灵史》中流露过的、终止自己的文学写作的打算，因为中国、你们，还有我，都更需要真诚正义的文学”，他表达自己的理想是“做中华的儿子，为中国输入烈性的血”。《心灵史》曾经要进入一种独特的生存史与宗教史，那时张承志以为他之后会远离文学，实际上，文学无所不在，并且可以以任何方式存在。

来自军队的作家周涛的散文有一股军人豪气（注：周涛（1946—），祖籍山西，少年随父迁徙新疆。1969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现为新疆军区创作室主任。曾出版诗集《神山》、《野马群》，散文集《稀世之鸟》，长篇散文《游牧长城》、《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山河判断》等。），身处大西北，这使他的散文更添了苍茫遒劲的格调。周涛擅长写马写猛禽，他闻名遐迩的散文有《巩乃斯的马》、《饮马》、《高榻》、《白马夕阳》、《过河》和《猛禽》等。在描写这些勇猛的动物时，周涛在体会生命的豪情。（注：有关周涛散文表达生命意识的论述，可参见潘大华：《生命之树常绿》，《当代文坛》2000年第2期。）他以宽广无边的大自然为背景，以生生不息的动物为生命的象征，要突进生活力旺盛的那种源泉里去，发掘生命里面的韵律和诗意。可以说周涛是以诗为文。他渴望人类也有如此野性热烈的生命，与自然同在，生活才是伟大的造化。另外，王充闾的游记，马丽华关于西藏的散文，都有一种宽广雄奇的神气。

王小波的散文在90年代后期也激起相当的反响。王小波的散文也如他的小说，有一股自由放任的习性，但其散文却更具理性思想，可以看成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直接表露。散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发扬散文的批判精神，以近乎杂文的形式，对历史的残暴、社会的不公、人性的荒谬进行批判。其机智幽默的语言，率性洒脱的行文风格显示出他独有的个性。

这一时期还有“学者散文”，显示出与“文化散文”（或“大散文”）颇为不同的特性。实际上，“学者散文”又何尝不是“文化散文”？只是典型的“文化散文”还兼有高头大章、长篇大论的特点，或者诉说历史由来，委婉而漫长。而“学者散文”更倾向于学术随笔，信手拈来，皆成妙笔，讲究的是学识和体悟，通常是点到为止，耐人寻味。（注：“学者散文”这一概念最早在1963年由台湾诗人余光中提出。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中将中国散文分成“学者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现代散文”四种。将“学者散文”定义为“融合情趣、智慧的文章”，“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说它“限于较少数的作者”，以钱锺书、梁实秋、李敖为典范。喻大翔在《中华二十世纪学者散文综论》中将“学者散文”界定为：“百年来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各门学科学者创作的，具有现代学者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知识理想、话语方式和文体风格等富有从内容到形式各类要素的散文作品。”显然，余光中对“学者散文”赞赏有加。）

“学者散文”不像“文化散文”那样具有市场效应，大多只是人文学者的“业余写作”，因而它体现出比“文化散文”更朴素的行文风格，更深沉的思考姿态，语言带着学术味，同时也较少“文化散文”那种自由洒脱的亲和力。张中行的《负暄琐话》、《负暄叙话》、《负暄三话》以及《流年碎影》等随笔以古语“负暄”作书名，传达出晒着太阳聊天的闲散、温暖情趣，而在这样轻松的行文氛围中，将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的学问贯穿于其一生历尽沉浮后对人情世态的洞明中，赋予其文以密集的知识含量和智慧的人生品味。

在“学者散文”中，南帆的散文独树一帜。（注：南帆（1957—），福建省福州市人，本名张帆。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84年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84年至今在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出版《冲突的文学》、《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敞开与囚禁》、《双重视域》、《文学理论》、《后革命的转移》、《五种形象》、《关系与结构》等学术专著、论文集多种。有多部散文随笔集《叩访感觉》、《辛亥年的枪声》、《关于我父母的一切》等。南帆以做文学批评著称，充足的学理准备，长期的思辩训练，对事物的敏锐分析能力，这些都为其学者散文打下印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南帆写作和出版了《文明七巧板》、《星空与植物》、《追问往昔》、《自由与享用》、《叩访感觉》、《没有重量的生存》、《辛亥年的枪声》、《关于我父母的一切》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并且主编有《美文典藏》与《七个人的背叛》等现当代散文选集。（注：哈雷：《思想有多远，文字就走多远》，载《文学报》2007年11月16日。）南帆的散文对现象和事物有其独到的观察和运思，也有非常丰富的感觉力穿行于他的描写和叙述空间。他并非只做学理式的议论，他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对历史记忆叙述的那种平静和悠长的语调，感人至深。他的散文显然受蒙田、帕斯卡、博尔赫斯、罗兰·巴特等人的思想随笔的影响。孙绍振对南帆散文评价甚高。他概括南帆散文的艺术特点为“反抒情倾向”，这为其散文语义的“去蔽”与开启“审智”的言说方式提示了新的向度。孙绍振对抒情散文颇多批评，他更重视散文丰富复杂的表现方式，南帆散文的学理含量和思想素质为他所首肯。他认为南帆超越了抒情又没有陷入抽象，而是“凭着丰富的、独特的感觉，他的智性的概括获得了相当饱和的审美的力量，凭借着别出心裁的亚审美逻辑和话语内涵重构，创造了自己的感觉和智性交融的艺术世界”；并且指出，南帆的散文昭示了一种新的散文美学：“散文艺术形象的可感性，并不一定和情感的渲染联系在一起；当理念和感觉联系在一起，感觉得到深化的同时，感染力就油然而生。”（注：孙绍振：《迟到的现代派的散文——论南帆在当代散文史上的意义》，《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当数翘楚，他也经常写散文，对当下的热点问题有所思考，笔锋锐利，文字洁净隽永，人文底蕴醇厚。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书生意气》、《大学何为》等书中探讨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取向，大学的精神价值，学术的纯粹意义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体现出学者对学术的坚守和执著。亦有多篇以散文笔调讨论史学品格、民族主义、现代出版制度等等问题的文章，学理意趣与思想洞察，别有一种格调情怀。

此外，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赵园的《窗下》、乐黛云的《四院·沙滩·未名湖》、谢冕的《红楼钟声燕园柳》、温儒敏的《书香五院》、洪子诚的《我的阅读史》、《两意集》（与么书仪合著）以及雷达的《雷达散文》等也被认为是学者散文的精彩之作。

从90年代初走向图书市场的散文热，到后来散文与主流文学（依然怀着创新的愿望）的迅速分化，散文的传播和阅读已经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这也必然深刻影响到散文的写作。小说作为文学的主流，还有一个批评群体时常发出创新的期待；而散文面对的只是读者的市场，这让散文写作要保持独立的思想高度和写作理念很不容易。

网络时代的到来，也使得对散文的研究和阅读面临着很多新鲜而复杂的状况。诸如博客的出现和风行，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注：到2008年，新浪网的博客日浏览点击率超过1亿。）一方面，新浪、搜狐等知名网站纷纷邀请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开博客，点击率可达日以数万计；另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开辟自己私人的空间或日志，成为小范围的交流方式甚至纯粹个人日志。这样的写作不需要经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传统媒介的审查，便可直接进入大众阅读空间，亦不需要承担文字责任。这样的写作既是隐秘的私人性的，又暴露给公众，仿佛一个人躲在暗处散发传单。博客写作具有奇怪的密室性质与超级公众性的二重混合特征。由此也可见，一方面，网络上的博客散文写作更加自由、丰富、多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在散文的文体规范、阅读期待和研究途径上向传统文化秩序提出了挑战。在博客时代，“历史化”、“重新历史化”，乃至于“历史”这个概念本身，可能真正地被粉碎了。

新时期以来散文在“真实／个人叙述”与“建构／宏大历史”之间所做的种种穿行，或许只能在文学史中找到其曾经的意义，现在，它们都在消费社会以及网络空间里烟消云散。真实、个人、思想、历史……所有这些，还会有多少意义遗留下来？楼肇明曾经这样评价“文化散文”：“以20世纪人文科学和艺术哲学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观察工具，从而避免了先贤们的偏颇……文化批判鞭辟入里，攀登上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注：楼肇明：《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序一》，《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这是否是一个从未实现的梦想呢？对于“文化散文”如此，对散文的未来不更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