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流向中，诗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80年代中期，文学界还沉浸在对现代派的欢呼中，诗歌界却有一批小人物开始胡作非为。1986年10月安徽的《诗歌报》、《深圳青年报》在深圳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据称有84家民间诗歌刊物参展，推出近千首诗。他们亮出反朦胧诗的旗号，以激进的方式对待诗歌和现行的文化制度。他们自称为“第三代”群落，怀着莫名的历史冲动，高呼“打倒北岛”，打倒“人”的口号向文坛冲撞而来。他们标榜“莽汉主义”，“没有乌七八糟的使命感”，“也不以为生活欠了他们什么”，他们自认是一群“小人物”，是庸俗的“凡人”。他们什么都干：“抽烟、喝酒、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候也打架、酗酒，让那些蓝色的忧伤和瓶装的忧郁见鬼去吧。”
他们撕毁了诗人充当时代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摧毁了“大写的人”，也摧毁自我，他们自称“变成了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以为诗是最天才的鬼想象、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注：参见徐敬亚：《圭臬之死》，《文学研究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1986年第6、7期。）。他们甚至连“诗”的神圣性也一并消解，宣称仅仅是因为“活着，故我写点东西”（于坚）。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对生活的意识，不再像顾城那样用忧郁的黑眼睛执拗地去寻找“光明”；也不像梁小斌痛心疾首地呼喊：“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他们的存在平凡而世俗：很多年，屁股上拴串钥匙，很多年，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他们乐于咀嚼“无聊意识”甚至“病房意识”。这一代人表征着完全不同的文化立场，那个悬置于意识形态中心的历史主体镜像，正在被一群崭露头角的“小人物”胡乱涂抹上一些歪斜的个人自画像。(www.xing528.com)
90年代以来的诗已经难以为文学史叙事所概括，它如此庞杂巨大，鱼龙混杂；如此混乱颓靡，却又生机勃勃。一方面，人们惊呼：诗歌在死去；另一方面，人们哀叹：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到处都有诗人，到处都有诗歌活动，这远不是“末日”二字可概括，也不是“新生”二字可以言说；但却是执著的态度可以接近的现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