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三位时尚前卫女性作家

1998年，《作家》第7期推出一组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在封二封三配上了这些女作家的照片，看上去像是时尚招贴画。这些作家的出现，完全改变了当代作家的固定形象。但这种姿态与其说是诱惑性的，不如说更多些挑衅的含义，它表明传统中国作家精英形象的世俗化和消费化的趋势。当然，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些作家写作的作品及表现的生活情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典文学的本质含义。文学的社会性、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的观念与法则，都发生了相应的变更。在这里，文学没有难题、没有障碍，也许文学史在她们这里真正发生了断裂。朱文、韩东们的激烈，表明他们并没有忘怀文学的秩序；而她们则属于另一种文化秩序，另一种符号体系。与其说她们是文学史不贞的传人，不如说她们是当今文学面向消费社会的早熟的时尚前卫。

把这些作家归为一个群体只是不得己的做法。她们的身份和个人经验与过去的文学群落相比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右派作家、知青作家，他们是历史地生成的一代人；而这一批作家，没有坚固的历史纽带，因为历史在当代已经失散，也不再具有经验的同一性。她们每个人都不是依靠历史意义来加以自我认同，而只是根据个人的经验来确定自我。因此，试图用“70后”来指认这些作家不过是一次简单而草率的命名，只是暂时的编号。这些作家与当代城市生活密切相关，与乡土中国已经相去甚远。中国的城市化和市场化，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化是她们写作的现实背景。她们的个人经验与当前蓬勃的社会现实如出一辙，没有任何“高于生活”的愿望，一切都源于现实，源于每日经历的街景、电视、晚报新闻、流行杂志、奇闻轶事。她们乐于寻找生活的刺激，寻找各种情感冒险和幻想、时尚生活和流行文化，漂泊不定而随遇而安……总之，一种后现代式的青年亚文化成为她们的写作主题，她们也在建构当代商业社会和城市幻象的新的符号谱系。

卫慧的《像卫慧那么疯狂》是一篇颇有冲击力小说。（注：卫慧（1973—），女，出生于浙江余姚，199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蝴蝶的尖叫》、《艾夏》、《黑夜温柔》、《纸戒指》、《陌生人说话》、《像卫慧那样疯狂》、《水中的处女》、《欲望手枪》、《上海宝贝》、《我的禅》等。现居纽约与上海，专职写作。）这篇小说讲述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相当怪戾的心理和躁动不安的生活经历。这个叫“卫慧”的女子少女时代丧父，内心深处对继父的排斥酿就了她奇怪的被继父强暴的梦境。逃避继父这个莫名其妙的举动，看上去像是弗洛伊德恋父情结的颠倒。卫慧的叙事能抓住那些尖锐的环节，把少女内心的伤痛与最时髦的生活风尚相混合，在随心所欲的妄想中，透示出一种紧张而松散的病态美感。在卫慧松散柔软的叙述中，始终包含着一些坚硬的东西，一些不可逾越的生存障碍，它们如同某种硬核隐含着生活的死结，也像一堵墙，挡住所有的生活真相。它让少女迷狂于自我的精神世界，她们只有在回味生活的刺痛感时才产生如归精神家园的感觉。忧伤和快乐就像交织的双重旋律，随意在生活中展开。卫慧的人物绝不是一些幽闭的女孩子，她们渴望成功，享乐生活，引领时尚，她们表面混乱的生活其实井井有条。她确实写出了这代人独有的精神状态。

卫慧的叙述充满了动态的感官爆炸效果。她不断地写到一些动态的事物，街景，闪现的记忆，破碎的光和混乱的表情等等。《蝴蝶的尖叫》（《作家》1998年第7期）同样是一篇相当另类的小说，把生活撕碎，在混乱中获取生活变换的节奏，体验那种尖利的刺痛感，在各种时尚场景行走，构成了叙事的内部动力。她的作品能创造感性奇观，正是中国方兴未艾的消费社会的趣味与能量的直接体现，给人以奇特的后现代感受。

卫慧后来出版了一部备受争议的小说《上海宝贝》（2000年），其中津津乐道地描写当代上海的时尚文化，尽管带着夸大其辞的笔调，但她叙述了一个与殖民时期的旧上海一脉相承的绮靡的上海。那些情色意味浓重的酒吧，疯狂的迪斯科，欲望勃发的身体，对西方男人的想象，毫无节制的夜生活，卫生间或浴缸里的情欲，青年人的骚动，反社会的行为，流行的时尚趣味，被表现得怪模怪样，也引人入胜。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正在旺盛生长的大上海，在它的欲望与颓糜的夜色中获得了后现代的全部形状——这无疑是把上海妖魔化的叙事，也是对50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城市化改造的驱魔化运动史的反动。《上海宝贝》在艺术上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它与当下流行的时尚趣味相去未远，这些故事、感觉和体验，可以在各类小报和流行的时尚杂志上读到；另一方面，它有着激进前卫的感觉和异常鲜明的语言修辞策略。身体的颓废主义在卫慧的叙事中以献祭的姿态拉开了中国消费主义的叙事大幕，令人难以置信的颓败奢靡的上海再次复活。《上海宝贝》与其说具有女性主义特征，不如说它给女性主义提出了一个难题，即在后现代消费时尚潮流中，女性主义是否具有新的形式？如果没有，那么女性主义就面临终结的命运。

棉棉（1970—）同样热衷于讲述青春期动荡不安的故事，这也与上海迅速的城市化背景相关。棉棉为数不多的作品，一直是中国新新人类表现女性主义姿态的有力佐证。她的《香港情人》讲述一个女作家介入流行音乐的故事。卫慧的人物始终有一些历史记忆，恋父／杀父的情结构成内心的顽强情感。而在棉棉的这篇小说里，反常规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人物的基本经验。虽然作者的意识还不很清晰，但个人的直接经验给予了棉棉探索新的表现空间的可能性。对性爱主题的书写，并且不惧怕反常的性爱经验，使这些更年轻的女作家显示出比陈染、林白和海男更激进的姿态。

这批被称为70后的女作家在90年代后期以群体方式登上文坛，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应，随后就各自为战了。这批女作家中，当时引人注目者还有金仁顺、戴来、朱文颖、周洁如、魏微等人。后来持续写作、较有影响的有魏微、戴来、朱文颖、盛可以等人。(www.xing528.com)

与这些女作家略有不同，且难以定位的作家是安妮宝贝（注：安妮宝贝（1974—），出生于浙江宁波，原名励婕，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现居北京。）。可以说，她是当今把纯文学与流行读物结合得最为恰当且成功的作家。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莲花》，首印60万册迅速告罄。

《莲花》似乎与佛教有关，但安妮宝贝却更愿意把她的作品与心灵联系在一起。她声称她写作的中心是心灵和命运。她在该书的序中说，小说的主题其实是一种寻找，是人对生命途径的反省。“有人说众生如同池塘中的莲花：有的莲花在超脱中盛开，其他莲花则被水深深淹没沉沦于黑暗淤泥。有些莲花已接近于开放，它们需要更多的光明。”（注：安妮宝贝：《莲花》，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3页。）小说叙述没有直接引语，叙述人随意变化，经常从第三人称直接转变为第一人称。安妮宝贝自称新书的灵感来源于在地理杂志中看到的关于西藏墨脱的报道，她说“这是一种指引”。小说讲述青年女子庆昭与一个陌生男子在西藏旅行时的心理感受与他们背后的故事。叙述从旅行途中开始。庆昭主要是作为叙述人，而由善生引出的与内河的故事才是小说的主题。同时，内河的故事又与庆昭的寂寥相映衬，且与善生、荷年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人生奋斗构成对比。善生这个出身贫寒的清华优等生，被富家女荷年看中，他们步入婚姻，对于善生来说，应该是实现了他所理解的社会价值。然而，这里有婚姻却并没有爱，他与荷年形同陌路，六年婚姻中，他看着荷年，仿佛看一个局外人。在这样的时刻，儿时的伙伴内河总会浮上他的心头。内河是那样的女子，她不顾及任何社会规范，完全任性而生，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冲动和渴望。她如此单纯，如此质朴，但这一切却使她的人生充斥着错误。她伤害自己也深深地伤害善生。只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生活往何种方向发展，他们依旧那么铭心刻骨地互相惦记。那一年，内河到北京来看望善生，在招待所的小房间里：

她轻声说话，来时的路上，在火车卧铺上一夜无眠。担心见你的时候，无法把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你。但是见到时，似乎不过是三五天未见。我一直幻想着这一天，能够与你喝酒，说说笑笑，把心里所有的负担，暂时搁置下来，获得片刻休息。（注：《莲花》，第99页。）

他们如此心心相印，却又咫尺天涯，命运使他们的生命不能融合在一起。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如此亲密的朋友必须分离？是家庭干预？是内河的性格？小说似乎并没有过多描写这方面内容，但他们之间的那种内心的惦念与外在的分离却构成一种巧妙的关系。“他们是一生中惟一的朋友。这来自漫长的缓慢而又迅疾的时间的确认。”（注：同上书，第181页。）这部小说对男女少年友情的书写无疑有超凡之处，它介于友情与爱情之间，如此复杂，如此铭心刻骨而又隐隐作痛。内河后来被诊断患了绝症，她去了西藏，在那个叫墨脱的地方教小学，在一次雨天送学生回家的路上被泥石流冲入江水失踪。内河是这部小说中时断时续出现的人物，但她如幽灵一样通篇游走，她的性格桀骜不驯、自虐、处在精神病的边缘，她的生命如此混乱、短暂，却又如此纯粹安详。这部小说是关于当今中国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的友情、爱情与生命选择的虚无问题的思考，其中对少年友情记忆的描写，几乎无与伦比；对现代人情感的隐秘伤痛的表现，也可谓丝丝入扣。把生命视为奇迹和上天的礼物，也给当代人以无声的触动。这部小说写出70后的独特情感岩层，他们与50后、60后迥异，在于他们的情感世界不再是社会历史实践直接建构的产物，而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留下的痕迹。内河的故事最为感人，那是这代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企图完成自我超越的失败传奇。

这些70年代出生的作家讲述的故事是否概括地表现了新一代中国青年（新新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尚难以断言，但它们提供了一种新奇、古怪甚至病态的生活景观，迅速地给出了与消费社会并行不悖的艺术形象，构成了趋向后现代时期的独特的语言之流和思想面向。年青一代的中国作家，与建构历史和讲述民族—国家的那代人已经相去甚远。但她们的作品拥有可观的读者群，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这恐怕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趋势。确实，她们是一批历史失忆的文学精灵，她们要诉说她们的故事。如果说他／她们的崛起是不可避免并终将预示文学的未来的话，那么，中国文学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