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二女性自我内在化

中国女性写作的特质在更年轻一代的女作家那里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一方面是时代的和个人的经验，另一方面是文学表达的话语形式。例如，偏向于语言形式和探究自我、表达内心生活的作品，可能因为具有一定的现代主义式的先锋派色彩，而体现出文学上的激进性，也因此使它更靠近女性主义。在先锋派话语的基础上，女性写作在90年代构建起更鲜明的性别特征。

陈染（注：陈染（1962—），女，出生于北京。198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调入作家出版社做编辑。主要小说集有《纸片儿》、《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独语人》、《在禁中守望》、《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和散文集《断片残简》等。）一直被看作90年代女性写作最早的践行者。她在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90年代初期开始引人注目。她的显著特点是写作个人的内心生活，一直试图描绘那幅“美丽而忧伤至极的”自画像。陈染的写作表达了如此偏执的封闭的女性经验，触及那些过去被宏大话语完全遮蔽的区域，不断地说着“自己的故事”。

陈染的写作一直关注女性对自身的认识；以第一人称自我表白的方式叙述女性的自我认同的困扰，构成了陈染小说叙述的基本语式。《与往事干杯》是她较早有代表性的作品，少女青春期的躁动、渴望和恐惧，在其中毫无保留地被呈现出来。“纤弱、灵秀、永远心事重重的少女……”，少女的生活原本是一张白纸，上面不断地涂抹上家庭、社会、性和政治的印记。肖蒙这个纯净而灵秀的少女，在一个废弃的尼姑庵安家生长成熟，也在这里经受着少女成长的创痛。父亲与母亲的离异，学校里的冷漠，让她无法找到平静的个人生活。她在逃避、躲藏，而外部的生活也不断地离她而去。这个心事重重的少女现在回到了她的自身，她拿着一本教科书和一面镜子在认识自己的身体。可以说《与往事干杯》是一个关于女性自我意识的故事——讲述女性的自我是如何形成和分裂的。女性的自我在最初萌发时就被历史误置了，她从历史社会逃到女性内心世界，然而，逃避是无用的。因为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已经深植于女性的生活史中，女性无法逃避历史。在肖蒙关注自己身体的同时，“文革”的政治背景一直在起潜在的支配作用。个人的利比多冲动，不可避免地为历史所裹胁，推动女性的自我认同陷入到历史（政治）的冲突结构中去。

陈染的小说创造出非常独特的女性经验，这与过去的宏大叙事中的女性经验完全不同，她似乎重新唤起了现代小说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张爱玲小说中的那种经验，但又更突出了当代消费社会的特征。试图“与往事干杯”，却又“无处告别”，这些优雅而富有诗意的小说题目，其实也是陈染小说叙事的“原型事件”和场景。她一直想借由这些事件和生活现场，去表达女性对生活特殊的处理方式。《无处告别》讲述黛二小姐、缪一和麦三这几个女人的“私人生活”，这些女人总是以独居的形式存在于世，不断经历异性与同性朋友的消失，这使她们具有天然的自怜自爱的品性。她们天生就是被他人不公正地对待的孤独者，除了孤芳自赏，怨天尤人，她们别无选择。“无处告别”与其说是一种生活结果，不如说是一种生活状态的前提。她们把自己束之高阁，封存于绝对个人的空间，那种自怜自爱孤芳自赏的情调也油然而生。由此这些女人才能超凡脱俗，遗世孤立，才有令人伤心欲绝的美感。这就是陈染叙事所要达到的效果。《无处告别》以其看似柔弱的方式，非常鲜明地告别了宏大历史，再也看不出历史暴力下的那类女性的倔强性。

陈染的小说有非常细致的心理描写，她总是追求孤傲不群的女性经验。虽然其中也有现实化的日常性描写，如《无处告别》、《潜性轶事》等作品，既能显示出生活的趣味，又洋溢着反讽的快感，但陈染似乎并不想直面现实生活，她更乐于在偏执孤僻的绝对女性情境里寻找感觉。她后来的作品更倾向于抽象、怪戾和空灵，例如《站在无人的风口》、《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时光与牢笼》、《麦穗女与守寡人》、《空洞之宅》、《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空的窗》、《凡墙都是门》等等，这些作品越来越玄奥。

1996年，陈染出版长篇小说《私人生活》，表现了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私人生活》可以看成是一部准自传体的作品，其中扩展了《与往事干杯》中的少女成长经验，淡化了政治压抑的背景，更倾向于表现女性心理变化与身体觉醒的故事。其重点在于描写女性青春期成长阶段的心理伤痛，男女二元对立是其不可缺少的视点。父亲与T老师就构成了这样的对立面。倪拗拗这个纯净而灵秀的少女，她的生活被限定在家与学校之间，这是青春期的一个封闭空间，它更像是一个绝望的内心世界。她无法在外部世界找到适宜的去处。她的存在就是用幻想编织房子，然后居住在里面。

作为中国女性主义的一种典型表达，陈染的小说有其独特意义。但女性主义并不只是限于表现女性内心生活，也不只是限于观看自我的身体。尽管说这是女性对待社会的一种方式，当女性愤怒和失望到极点，她们就转向自身和同性，但女性主义还是可以获得更为广大的社会化的视野。如何把女性确认自我的话语与社会化的批判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面临的难题。陈染曾经很欣赏卡夫卡说过的那句话：“真正的道路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潜性逸事〉·代跋》）这是陈染对生活的一种看法，也是她对自己的文学选择的一种评价。

在当今的女作家中，林白（注：林白（1958—），原名林白薇，广西北流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先后从事电影、图书、新闻等行业的工作。19岁开始写诗。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玻璃虫》、《枕黄记》、《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等多部，有《林白文集》四卷。曾在《中国文化报》社工作多年，后在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自1990年后一直定居北京。）也许是最直接而深刻地表达女性意识的人。她把女性的经验推到极端，无所保留地把女性的隐秘世界呈现出来。女性写作总是融合了作者个人的真实体验，林白可能尤其明显。正是通过对自我的反复读解和透彻审视，才拓展到那个更为普遍的女性的自我。

1990年林白的《子弹穿过苹果》引人注目，这篇小说在异域生活状态与现代都市情爱纠葛的散乱关联中，表达了某种不可理喻的宿命意念和奇特（或者怪诞）的女性文化谱系。也许这篇小说还可以读出寻根的流风余韵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但是，这些都抑制不住一种新型的女性话语的诞生。林白的小说习惯采用“回忆”的视点，它并不仅仅引发怀旧情调，同时也使她的叙事带有明显的自传特征和神奇的异域色彩。林白的女主人公们无一例外都来自南方边陲地带，她们有着特殊的性情、心理和行为方式。因为有异域文化作为前提，那些多少有些古怪或反常的女性，也就变得不难理解，她们超然于汉文化的正统禁忌而别具魅力。《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回廊之椅》和《瓶中之水》是林白90年代初颇受关注的作品。这些故事多少有些离经叛道，其令人惊异之处，在于它们开启了隐秘的同性关系描写。林白着眼于那些微妙的女性关系，因为附加这样一个系数而具有破除禁区的另类效果。她的叙述细致而流丽，女性相互吸引、逃离的那些环节委婉有致。女性的世界如此暧昧，而欲望不可抗拒，这使得她们之间的关系美妙却危机四伏。

《一个人的战争》（1994年）应该是林白最出色的小说，也是90年代初中国女性写作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她的女性叙事在女性的性别认同、女性的特殊感觉和语言方面都显示出鲜明的独特性。《一个人的战争》如同一个女性成长的内心倾诉，使人想起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那种叙述方式。小说致力于发掘女性的生存经验，这些女性经验从那些狭窄的历史压抑的缝隙之间涌溢而出，怪模怪样而又朴实率直。小说叙事从童年经验开始，幼年的快乐与孤独，19岁时的短暂的成功与惨败……多米总是执拗而怪模怪样地走着自己的路。“她拿着手电筒走在漆黑的乡道上……”，这是对多米在农村生活岁月的象征性的描述。多米渴望成长和成功，期望获得社会的认同。她总是在孤僻／虚荣之间徘徊，这二者不能兼容的人生态度就这样在少女多米身上撕扯着她的灵魂。那些在生活的尽头滋长起来的希望，那些无法正视的挫折，那些绵延不尽的悲哀，它们尘封于内心生活的深处，那是她的无法逾越的存在，她的绝对的存在。这部小说对男性世界表达了不信任，极力去揭露男性世界的虚假和荒诞。多米三岁就没有父亲，无父的感觉在她的心里是一个死结。这部作品中揭示了女性经验的隐秘世界和复杂内涵，开启了女性封存已久的那些心理角落，甚至不惜以女性自慰的方式敞开女性的多元性。没有人像林白那样关注女性的自我认同，女性相互之间的吸引、欣赏，女性的那种绝对的、遗世孤立的美感。那么多的具有异域风情的女人，神秘且怪诞，比如北诺、南丹等等，或许在林白看来，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是这些女性中的另类。

1995年林白发表《致命的飞翔》，随后有《守望空心岁月》。从后来的《说吧，房间》、《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可以看到林白向着现实逼近的努力，她把具有女性鲜明风格的话语，与女性的现实遭遇联系起来，以此来展开她的小说叙事，在这里显示出一种女性话语的力量。在中国的女作家中，林白未必有多么强的女性身份意识，但有很好的小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这来自于她的天性、她对语言和外部世界的疏离感觉。她是一个始终具有创造性的作家，她的写作仿佛总有一种力量从心底涌现出来，不可遏止地冲击生活的那些极限处或隐秘的角落。林白有些地方颇类似美国南方女作家奥康纳，只是她多了杜拉斯的抒情，少了些奥康纳向极限处进逼的最后力道。

迟子建（1964—），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漠河。她于1985年就开始发表作品，直到90年代初才引人注目。迟子建十分勤奋，创作量甚丰，已经出版有多部长篇小说，上百篇中短篇小说。她并不标榜女性主义，她的作品初看之下，女性身份意识与女性话语特征并不强烈，但她却又十分关注女性的心理和命运。90年代初发表的中篇小说《炉火依然》（《收获》1990年第5期）、《旧时代的磨房》（《小说家》1991年第4期），可以看出迟子建讲述故事的平静、从容与淡定，以及对人物心理把握的平和自然。她不刻意追求传奇性，平实中也能有一种犀利与峻峭透示出来。2003年的《踏着月光的行板》（《收获》第6期）可以看到笃定的迟子建也回应着面向“底层写作”的潮流，只是这篇小说描写底层民众的生活显示出相当不同的美学特征。小说始终在底层人们困窘的生活境遇中呈现一种浪漫的情调，不断地以抒情的笔致，来刻画他们的感觉和心情，他们的憧憬与体验。过去的现实主义的“人民性”现在被迟子建转化成“审美的伦理”，这也可以看出迟子建的小说叙述更趋敞开的意境。迟子建的数部长篇小说以《伪满洲国》（作家出版社，2000年）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最受好评。后者于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讲述生活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民族的故事，这个游牧民族在从自然原始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遭遇了破败的命运。小说描写了这个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的民族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现代文明几乎是突然间侵入他们的生活，打破了原有的生活秩序和人伦风习。与自然一体的原始生命强力，怎么也抵抗不住外部强大的现代文明的渗透。小说写出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被现代文明蚕食的过程，带着一种深深的忧愁，让人难以平静。小说非常清晰地贯彻着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的人类文明的理想，显示出一种高远的格调。由于迟子建与萧红同属于东北女作家，多有论者认为她们有相近之处。实际上，二者风格气质颇为不同。迟子建更趋平实俊逸，而萧红多有秀丽奇崛。(www.xing528.com)

徐小斌（注：徐小斌（1953—），女，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北。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82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曾任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师，现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羽蛇》、《海火》、《敦煌遗梦》、《德龄公主》，中短篇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双鱼星座》、《如影随形》，散文随笔《世纪末风景》、《出错的纸牌》等。）的女性主义姿态并不强烈，但她却是最为执著探究女性内心性特征的作家。在她看来，女性的心性与命运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女性拒绝变化，也不可能改变自我。外部历史和现实，都无法改变女性先验的或者是幼年就形成的自我。徐小斌曾经以《对一个精神病者的访问》引人注目，据说这篇小说曾给已逝的诗人海子以极大的震动。90年代初以来徐小斌对女性的心理经验尤为关切，特别着力于表现女性对生命本我的恐惧心理。《末日的阳光》（1993）讲述一个13岁少女的成长经历。1994年，徐小斌发表《迷幻花园》，对女性的执拗心理展开探究。小说的故事情节跳跃迷离，但是有着非常精致的感觉片断。语言流丽洁净，有唯美倾向。

随后徐小斌发表《双鱼星座》，又在讲述“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但这个古老的故事被她以当代经验加以改造，尤为尖锐地表现了女性对变了质的两性关系的书写，这一切混杂着对这个时代的流行价值的抨击和对女性生命神秘崇拜的寓言性叙述，使得她的这个“古老的故事”具有犀利的直接性和女性神话学的意味。

1998年，徐小斌发表长篇小说《羽蛇》（注：《羽蛇》首发于《花城》1998年第5期。）。小说的叙事时间历时几近一个世纪，从清朝末年开始，概括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的变迁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展开一个家族的命运故事。这部小说以偏执的态度构造了一部倔强的女人内心生活史，五代女人的命运曲折跌宕，她们被卷入中国现代性的革命历史，但没有改变女人的那些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在这部小说中也可以看到《玫瑰门》表现的那种女性的生存史。当然，最引人注意的是徐小斌把母女关系写得极其紧张对立。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完全为母女相互之间的敌视和压迫所替代。她试图写出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如何承受着家的迫害却坚强抵抗着社会的各种冲突。徐小斌的女性意识并不是表现在男女对立方面，相反，她更关注描写男女之间的神秘的精神联系。当然，她笔下的女性并不会因此完成自己的圆满，而是借由最终的破损，给她们面向未来的悲剧命运留下更大的空间。

虹影（注：虹影（1962—），女，原名陈红英，出生于重庆。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读书。长期居住在英国伦敦，现居北京。代表作有《K》、《女子有行》、《饥饿的女儿》，诗集《伦敦，危险的幽会》等。）在海外写作，90年代她的作品开始受到国内文坛关注。由于原来是诗人，她的小说开始还带着诗的痕迹，属于先锋派的形式实验那种风格，强调形而上意义。她的《康乃馨俱乐部》（1994）描写了一群时髦怪异的女子组成康乃馨俱乐部的故事，对男性的报复被表现得极其夸张。虹影随后写了一批注重叙事形式的带有先锋性的实验小说，这些作品并不十分受到关注。

虹影后来的作品不那么偏向于形式主义，她在海外的成名作品《饥饿的女儿》（注：这部小说的英文书名叫The Daughter of River。）可以看成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讲述一个生活于底层的私生女的成长经历。她在贫困与饥饿中挣扎，同时承受着青春成长的困惑。小说开篇就描绘了女主人公六六生存的恶劣环境：歪歪斜斜挤成一堆的板房、油毡房，混乱不堪的街道，路边的垃圾散发着臭气，恶心的公厕……在六六的成长史中，呈现出来的也是历史与人民的生活受难史。当然，小说也在另一方面展现了人性的坚韧与倔强，以及生活于底层的人们所具有的那种美德和对希望的寻求。这部小说有着很浓重的心理倾诉式的叙述，可以看到杜拉斯的《情人》那种叙述文体的影响。虹影此后的作品都偏向写实，更加注重读者的阅读感受。她招惹争议的小说《K》，就是典型的浪漫派的小说，一个柔弱而美丽的东方女子林，以她的神秘气质和温柔典雅降服了西洋的花花公子朱利安。小说散发着浓重的浪漫情怀，早期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趣味，男女的心灵沟通与身体的震颤，都被刻画得相当细致。男女情爱所承受的战争动乱背景，又添了几分世事沧桑意味。据说，林的原型是陈西滢夫人凌叔华（注：陈西滢（1896—1970），本名陈源，字伯通，笔名西滢，原籍无锡，新文学运动最初十年中的重要人物，“现代评论派”主将。上世纪20年代曾与鲁迅发生激烈论战。1922年在英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凌叔华（1900—1990）本名凌瑞棠，笔名叔华，陈西滢之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女作家、画家，新月派主要小说家之一，异于冰心、庐隐等闺秀派和丁玲、冯沅君等“新女性派”，被称为“新闺秀派”。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散文集《爱心庐梦影》等。后期以自传体英文作品《古歌集》蜚声国际文坛。），朱利安即是朱利安·贝尔（注：朱利安·贝尔（1908—1937），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侄子，毕业于剑桥大学。1935年来到中国，在武汉大学教授英国文学。1937年回英国，参加西班牙内战，死于战场。有通信集等在英国出版，其中谈及他在中国的经历。据说虹影写作《K》参考了这些书信。），如果抛开与凌叔华后人的那些法律方面的纠纷，这部作品在小说艺术方面颇为圆熟，还是可以见出虹影在叙述技巧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

虹影有不少作品都颇有争议。2009年，她的《好儿女花》出版，这部作品以其极端的纪实态度叙述她的爱情婚姻经历，这些伤痛经历与家庭伦理关系交错在一起，揭开了家庭最内在的那些伤害，其笔法不断触及心理感受，切入情感世界的隐秘幽暗地带，不能不说有一种令人惊惧的力量。《饥饿的女儿》把女性创伤经验嵌入历史中，《好儿女花》则直接在亲情和家的关系中来审视女性经受的伤害。这不只是虹影个人写作的变化，由此也可见新世纪文学的背景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同样在海外写作的严歌苓在国内的影响迅速升温（注：严歌苓（1958—），生于上海，长在安徽。父亲和爷爷是作家，母亲是演员。严歌苓12岁作为文艺小兵参军入伍，20岁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担任战地记者。1983年起开始专业创作，1988年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就读，获艺术硕士学位。前期作品有《雌性草地》、《天浴》、《扶桑》、《花儿与少年》、《老人渔》、《灰舞鞋》、《谁家有女初长成》、《金陵十三钗》、《拖鞋大队》（《北京文学》年度中篇小说榜首）、《白蛇》、《小顾艳传》、《人寰》，近年作品代表有：《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语》、《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钗》等等。现居于美国。）。她早年的作品《雌性的草地》写知青的故事，近年的作品《金陵十三钗》（2006）、《第九个寡妇》（2006）、《小姨多鹤》（2009）等，显示出叙事艺术的精湛。《金陵十三钗》是一部长中篇小说，讲述日军攻进南京大屠杀，十三个妓女逃到南京城里一座天主教堂躲避的故事。小说的叙述以“我姨妈”书娟为视点展开：“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她沿着昏暗的走廊往厕所跑去，以为那股浓浑的血腥气都来自她十四岁的身体……”一个少女的初潮在历史暴力最强大的时刻出现，这种来自身体内部女性个人的血腥，迅速被外部世界的惨烈血腥所替换。女性的身份与历史暴力就这样建立了秘密的联系。然而，十三个妓女如期而至，她们卑贱的身份与被视为肮脏的肉体，与这个神圣的教堂以及二十多个圣洁高贵的女学生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少女书娟意外发现，妓女的领头者墨玉与自己父亲有关系，父亲正是因她而远走美国讲学。这两个女人之间存在着年龄和社会等级之间的巨大差异，但她们的命运却如此怪异地被联系在一起。严歌苓最擅长建立人物之间、人物与历史之间的那种内在关系，她尤其依靠人物的关系冲突来结构小说，推动情节的发展，而不是像中国大多数作家那样，依靠外部事件来推动情节。以人物内在关系机制激发小说叙事的发展，这是中国大多数作家都感到棘手的技巧，在严歌苓那里却几乎是手到擒来。在这个空间里，女人们之间的斗争，与她们的天性和个人的身世经验、命运遭际交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在于，历史暴力的介入，使得所有人的命运和选择都要作重新确认。最终，妓女们挺身而出，她们用被视为“下贱的”身体，替那些唱诗班的圣洁女孩去赴死亡之约，捍卫了生命的尊严，和中华民族的气节。

严歌苓的小说弥漫着内在的瓜葛，由此建立起勾联、翻转和突变的叙述结构。她的人物总是处在绝境：要么一步步走向绝境，要么一开始就是绝境。《第九个寡妇》同样显示出严歌苓驾驭故事的能力，那是一个寡妇与偷藏在地窖里几十年的公公的故事。严歌苓曾声称这样的故事有原型。日复一日，公公躲过土改的暴力，却无法躲过岁月流逝。年轻的寡妇也风华不在，却承担着所有的命运重负。《小姨多鹤》讲述日本战败投降之际，东北日本村的村民逃回日本无望，有的全村自杀，有的被俘。16岁的日本少女多鹤在生死逃亡中留下一条命，被胡子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曾在孕中被日本鬼子惊吓而不再能生育。多鹤以她16岁的年华承受着本不该属于她的原罪，她的心灵和性格历经着爱恨情仇的磨砺。小说写出历史暴力的罪恶，写出战争的创伤，也写出人性的美好、宽广与坚韧，超越了一般的抗战题材。严歌苓讲述故事的能力和想象力，叙述的紧张与自如，语言的自然和富有磁性，不时透示出的那种反讽和黑色幽默，都显示她的小说有着相当丰富的艺术元素。但至今中国文坛并未充分意识到严歌苓在汉语小说艺术方面的独特贡献。

海男（1962—）一直有耐心地讲述异域风情的女性故事，她的作品一直保持自己的风格，即那种强调语言的诗意化的叙事。海男早年写诗，诗意化是她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她早期的小说基本上没有明确完整的故事，那些片断和情境飘忽不定，稍纵即逝。海男后来转向写作长篇小说，其数量颇为惊人，有《男人传》、《女人传》、《乡村传》、《花纹》、《县城》、《妖娆罪》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她持续不断地写作以女人为主角的故事，这些女人在欲望与生存的困境边缘倔强地行走。海男可能还是太过于强求故事的神奇性和语言的诗意化，她的小说叙事有时还存在阅读上的难度。异域风情如何转向更具有历史感的社会性思考，也是她面临的进一步挑战。

作为女作家的徐坤（1965—）开始并不以女性主义为其创作特征。90年代上半期，徐坤开始引人注目，她的作品当时以幽默和调侃而获得“女王朔”之称，男性作家用的那套调侃嘲弄，她也运用自如。徐坤喜欢写实风格，她的写实有时就是对现实材料的直接运用。她的作品里会出现真实的北京地名和单位名称，这点与邱华栋如出一辙，例如《白话》（1993）、《热狗》（1994）等等。她嘲讽青年知识分子不留余地，确实也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90年代面对的困境。《斯人》（1993）是一篇以诗人、大学生以及流行歌手为主角的小说。对于90年代初，大学里的莘莘学子有着怎样的思想和生活选择，这篇小说留下了生动的侧面。虽有些片面，但也可视为对90年代初青年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一次概括。2008年，徐坤为北京举办奥运会出版了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博得多方面的重视和好评。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在叙事文学方面的表现并不特别强烈，这与在诗歌和美术方面更为狂热的女性运动大相径庭。除了残雪、陈染、林白、虹影、海男等人那种女性意识与话语风格打上鲜明的女性身份印记，其他女作家并不刻意强调女性身份。中国的女性小说还只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产物，这就是说：其一，是少数女性作家自发的对女性身份敏感的结果；其二，只有理论批评对隐含的女性书写进行阐释才建构起一套女性叙事的话语谱系。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女性研究成为大学里的热门课题，但崭露头角的一批女性作家，却并不以女性姿态亮相，她们更乐意把小说作为“小说”来写，对身份政治并不感兴趣。这倒是承继了铁凝、王安忆、张抗抗等人的立场。葛水平、北北、须一瓜、鲁敏、杨映川等人，都以自身对当下生存现实的体验，写出了不少颇有艺术含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