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的出场与90年代初的文学语境：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9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颇有冷清之意，80年代如火如荼的思想冲突已经偃旗息鼓，90年代初在文化上是一个茫然的间歇期。这时王朔的出场显得异常醒目，他几乎是填补了历史空场，也因为背景的空旷，他的行为反倒有了一种奇怪的放任和胆大妄为的先锋性。

王朔（注：王朔（1958—），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出生后不久，便随着父母来到北京的部队大院生活。1965至1969年就读于北京翠微小学。1971年就读于北京东门仓小学。1972至1975年就读于北京164中学。1975年借读于太原五中。1976年毕业于北京44中学。1977至1980年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任卫生员。1980至1983年退伍后在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工作。1983年辞职从事自由写作至今。主要作品有《王朔文集》（4卷，华艺出版社）、《看上去很美》、《我的千岁寒》、《与女儿书》、《新狂人日记》等。）197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习作短篇小说《等待》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84年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于《当代》，1985发表《浮出海面》，但他真正的出场是在1988年，那一年他有四部作品被拍成电影，即米家山导演的《顽主》（改编自同名原著），黄建新导演的《轮回》（改编自《浮出海面》），夏钢导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改编自同名原著），叶大鹰导演的《大喘气》（改编自《橡皮人》）。还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在短时期内有如此之多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更何况一个刚满30岁的年轻人。何以中国一批年轻导演在这个时候看中王朔的小说？这些导演对于传统小说提供的经验已经不感兴趣，而王朔的人物和故事提示了崭新的经验。这种经验不再是文学自身革命的产物，而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具有实践意义的成果，那就是与初露端倪的市场经济相关的生活实践和价值观。

王朔小说的意义体现在：其一，创造了富有时代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从传统体制秩序中脱离出来，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变动的“新人类”，具有某种自由的品性。这些人物生长于市场经济萌发之初的微薄的土壤中，困窘却散漫，无聊却潇洒，这种随遇而安的状态正好契合了那个时候人们蠢蠢欲动又茫然无措的心理。王朔可能率先写出了一种“边缘人”的文化心理特征：这些人物没有确定的社会职业，对体制既怀着不能进入的怨恨，又带着逃避的蔑视。他们因抗拒社会的主体中心化力量而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游荡于社会变动的间隙场所，在中间地带游走、冲撞，有时也有很强的破坏性和爆发力；他们有可能锒铛入狱，也有可能变成小暴发户，比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里的张明，《浮出海面》里的石岜，《橡皮人》中的“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里的方言等等。当然，王朔显然在这些人物身上投入了他的价值观——在王朔看来，他们是所谓的“真人”，即摆脱了旧有社会体制束缚的、按个人的活法去生活的生命个体。在王朔那里，个人已经明显摆脱体制规范并有效逃离。当然，这种逃离没有采取面对面的冲突方式，只是一种观念性的颠覆。王朔的人物虽然也有些自以为是，但主要还只是具有自嘲的品性，这些“真人”往往在嘲弄现实的同时也嘲弄自我，从而消解社会的统一价值规范。他的“真人”就是祛魅的人。王朔的“真人”只是顾及个人当下生存状态的芸芸众生，他们放弃崇高，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按照欲望生活。他们当然不是什么当代英雄，但是走在变动生活前面的流浪者，是一些早期的“脱序人”。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王朔描写的那些人物，大规模地出现在中国社会中，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新的消费社会的主力军。他们后来甚至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成为社会的“成功人士”。

其二，王朔嘲弄了崇高感，表达了重估价值的祛魅态度。8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的实践已经疲弱，王朔的怀疑主义态度应运而生。他以他的敏感表达了时代压抑已久的愿望。他敢于怀疑权威与真理的绝对性，嘲弄生活现行的价值准则。他的那些人物的精彩对话大都是对政治术语和经典格言的反讽性引用，特别是对“文革”语言的反讽运用。王朔鼓吹一种率性而行的生活方式，强调了本能和欲望的合法性，他的人物敢于撕去政治和道德的厚重面纱，把它们降低为插科打诨的原材料，给当代无处皈依的心理情绪提供了亵渎的满足。信仰是什么？理想是什么？我们是谁？我是谁？王朔抓住了那个时期人们潜在而又暧昧的怀疑情绪，在80年代后期，他几乎像尼采一样，以多少有些胡闹的姿态重估一切价值。他当然没有尼采那么悲壮，不过是借助历史之手，把业已被“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击再三的那些观念和价值体系，再踩上一脚而已。尽管如此，王朔的祛魅依然具有更鲜明的示范效果。

其三，王朔写出了生活的原生形态。传统现实主义的生活依然是带着意识形态的观念去理解现实，现实已然被一种理想化的观念所投射；王朔的小说才是真正回到更具有个人经验特征的生活原生形态，那是一种更为原始的本能和欲望驱动的生存行为，另一方面也是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开放引发的市场经济生活最初的状况。王朔一方面嘲弄了庞大的生活信念，另一方面把生活推回最简陋的状况，在这种状态中，生活以与欲望最接近的方式显露。“橡皮人”在原始积累时期的市场浊流里，如同一段放任漂流的木块，他被最简单的欲念驱使而与生活搏斗抗争，在一系列粗陋的生存动机支配下任意推移。“橡皮人”的倒买倒卖也像是一场相互角逐的生活游戏，冒险、娱乐，有今天没有明天，不计后果，好与坏、生与死似乎都没有什么明确界线。王朔更乐于看到个人的放任自由度到底有多大。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新型冒险家、野心家，玩世不恭，被人愚弄也愚弄他人。“橡皮人”所处的现实社会开始出现金钱至上主义，恶性膨胀的物欲开始威胁现行的价值规范和生存信念，人们不甘寂寞又茫然无措。生存不是一个观念的价值问题，没有理想，没有目标，而是实际的“活法”，痛快而已。王朔通过“橡皮人”的实际行为，通过沿海正在勃发的商品经济的原始物欲，企图写出当代蓬勃的生活现实，表达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不过，“橡皮人”也依然为自己背离固有的道德观念，生存信念而惶惶不安，那种非人感和异化感再三困扰着他，最后竟然使得他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王朔的“原生态”叙事当然还是夹杂着他对生活的阐释，甚至打上了一些现代主义的观念印记。

其四，反讽性的叙事和荒诞感。在当代中国，王朔是最有效地运用反讽性叙事方法的作家。尽管讽刺、幽默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并不构成重要的艺术手法，现实主义还是以悲剧艺术为主，其叙事方法还是正面宏大，强调崇高感，王朔却把反讽作为小说最重要的美学趣味，当然也是作为一种祛魅的艺术手法。王朔早期的作品，如《空中小姐》、《浮出海面》等，还是追求纯情浪漫，多少沾染了琼瑶的那种纯情味道。到后来他则开始有自己鲜明风格的作品，以反讽为主调，并且乐于去发掘荒诞感，把反讽与荒诞结合在一起。《顽主》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王朔在《顽主》里完全剔除生活原有的崇高感和价值规范，抓住生活中的喜剧性要素或荒诞性，把生活的尖锐冲突、失去平衡的自我心态戏谑化，由此来建构一种嘲弄现实的喜剧风格。“三T公司”作为一个辐射面，全面映照生活的荒诞和生动有趣。“三替”的宗旨本身表明了一种新型的生存态度，它揭示生活的不确定性。痛苦忧难在这里变得可以被“替代”，并没有什么不可承受的苦恼，生活变得不那么沉重，并让人们意识到原来改变生活如此轻易。“三替”在嘲弄了生活的所有虚假性的同时，当然也嘲弄了自我。自我或个人并非依靠信仰或理想支撑，而是被卷入一连串荒唐而无意义的生活事件中自在漂流。他们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信念，也不怨天尤人，面对生活自得其乐。他们也有不满，也有愤恨，但是经常以自嘲的方式获得平衡。当于观、杨重、马青三人气冲冲上街惹是生非，马青撞上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汉子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仇视和气恼现在为自嘲所取代，因为生活失去本质与原则，没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和血战到底的东西，马青的机会主义态度正是对生活随遇而安的处理方式。

王朔的反讽态度在这些人物身上确实透示出一种所谓“新型的世界观”，这就是对生活的不完整性的认同。在现代主义那里，不完整性被看成生活“有问题”的依据，作为向生活抗议的立足点；而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例如美国60年代的实验小说），则把不完整性作为生活的主要部分接受下来，进而试图寻找一种不同的适应性，一种能轻易改变角色状况的感觉方式或行动方式。出现在许多后现代小说中的能随意变换角色的人物，并不是那种不按传统角色塑造的反英雄，而是一个歪斜的、不完整的人，一个抗震的人。

其五，独特的语言风格。王朔的小说最重要的艺术趣味表现在他的语言风格的独特性上。它既具有北京地区性的特征，又打上了王朔这代人经历的历史和政治经验的印记，特别是王朔的个人印记，即那种所谓的北京大院生活所培养起来的语言方式。概括而言，王朔的语言特征就是：1.北京胡同味；2.反映社会转型的新的口语；3.幽默调侃的言说方式；4.北京大院文化的语言态度；5.对政治或“文革”格言的反讽运用。90年代以后，王朔参与策划和编写了多部电视连续剧或电影，都获得相当高的收视率，大受观众欢迎，究其原因，与王朔的作品中活泼生动的人物语言不无关系。(www.xing528.com)

王朔的写作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正如前面所说，他早期的作品还带着纯情浪漫的情调，后期的作品则向着反讽荒诞和现代主义的方向改变。就其表达的生活态度和人物性格，以及对价值重估的那种颠覆性而言，他的作品有很强的后现代主义倾向。王朔在1988年发表的《玩的就是心跳》显然混合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特征。主人公方言像王朔以往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无所事事，玩世不恭，在他身上，那种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感觉表达得更充分，也更流畅。生活的荒诞性随意涌溢的喜剧风格，表明王朔在艺术上的潜力。这部小说虽然混合了各种因素，观念和态度显得有些不协调，寻求现代主义超越性意味的要求还不是那么强烈，但最终还是可以看出后现代式的虚无和荒诞感占了上风。

《千万别把我当人》显示出更强的反讽效果，完全打破现行的文化秩序和自我结构。生活被改编成表演的闹剧，小说叙述则追求语言的快感，以夸张的狂欢化的形式对流行的价值观展开了戏谑。王朔在90年代发表的几部小说，如《许爷》、《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等，那种强烈的反秩序的冲动已经少见，叙述中间也不时夹杂着一些温情，但它们已经属于常规小说，无须在先锋派的挑战性意义上加以理解。特别是《动物凶猛》，其中可以见出王朔在叙述语言方面所作的努力，甚至先锋派小说的那种叙述句式也隐约可见。这也许从侧面说明，王朔虽然置身于主流文坛之外，但他始终窥视着主流文坛内的那些前沿举动。在沉默了数年之后，他以《看上去很美》重返文坛，也许人们的期许太高，或者是商业炒作过于热烈，这部作品没有受到更多的肯定性的评价。

王朔在90年代中期沉寂了一段时间，90年代末重出江湖后写了一系列怀疑权威、拆解经典的文章，引起广泛的争议。这些文字再次表明王朔作为一个称职的扰乱者，给当代文化带来的思考与骚动。《无知者无畏》并不都是胡说八道，它触动我们反省现行的文化制度及其规训体系；《美人赠我蒙汗药》也迫使我们重新寻找新的思想解药。当然，王朔并非无所不能，也不是什么魔鬼，他只不过是率性而行的偶尔露峥嵘的挑战者而已。

90年代初的中国文化处于一种茫然的空场时期，王朔以他的方式在这个空场中作了令人炫目的祛魅表演。在那样的时期，王朔几乎是起死回生，这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80年代后期的王朔无疑是有叛逆性的先锋派，到了90年代初他居然介入影视传媒和大众文化，这除了他本身的双重性外，也与那个空场时期人们需要新的话语方式来填充有关。王朔的话语在那个时期或许是最合适的了：幽默、有些痛痒的调侃，恰恰是化解意识形态紧张气氛最好的佐料。想想《渴望》这样的电视连续剧，在那个时期吸引了多少家庭观看。人们可以面对电视机获得快乐，听着“好人一生平安”，幸福感由此而生，这便是艺术的抚慰作用了。后来的《编辑部的故事》，那种插科打诨的搞笑，终于使中国人明白了做一个普通人的快乐，甚至做普通人也有优越感，它来自对比我们更为普通和笨拙的人们的嘲笑。可以确信地说，王朔突然间开辟出一片大众娱乐的空间，它既抓住了中国电视机快速普及的机遇，也适应了中国精英文化迅速衰退时期的需要。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再度出场，有一段时期是以批判王朔为契机。人文精神讨论就是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重新说话的开场白。

人文精神讨论集中于1993—1995年间，持续大约两年。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刊登王晓明等人的对话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这篇对话录引发了已经沉寂一段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重新介入和讨论。随后，1994—1995年，《读书》、《东方》、《中华读书报》、《文汇报》等多家报刊也就人文精神话题展开论辩，人文精神由此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王晓明是人文精神讨论的主要提倡者，他把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崇尚金钱、讲究利益、道德失范等社会问题提升到人文精神危机的高度来认识。王晓明等人认为，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严重失落，必须拯救与挽留。他们在那篇对话录中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状况，其结论是中国社会再也没有核心的肯定性价值，文人们都趋向利益，纷纷投向经济实利甚至直接下海。文坛到处充斥着让人腻味的“商品文学”。他们强调，不仅文学，整个人文精神的领域都呈现出一派衰势。“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在王晓明等人看来，文学中最具危机的表征就是王朔现象，认为王朔创作的是典型的媚俗文学。王朔在无所顾忌地祛魅，王晓明等人要重建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这当然不是要简单恢复过去的权威魅力，而是要探询知识分子在新的现实条件下的精神品格。他们强调说：“文学自有它不可亵渎的神圣性。”明确指出：“真正的当代文学应该敢于直面痛苦和焦虑，而不应用无聊的调侃来消解它。”因此，他们对王朔式的调侃进行了批判：王朔的调侃乃是取消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它的背后是一种无奈和无谓。王朔调侃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因为调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在调侃中，人们通过遗忘和取消自身生命的方式来逃避对生存重负的承担。然而，现实生存并不因为这种逃避而有丝毫改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国人生存境况之不堪和生命力之孱弱。对此，他们大声疾呼：“我们必须正视危机，努力承担起危机。”（注：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引文参见孔范今、施战军主编《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下），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0—21页。）虽然王晓明等人的观点获得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赞成，但也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人们开始能够从不同的价值观念出发，选择自身的道路，确实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把文学艺术推到没落的地步。王蒙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中，明确否认“人文精神失落”之说。他指出，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在他看来，与其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发生了“人文精神失落”，不如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失落得更厉害。在战争年代，“与人有关的许多说法，诸如人道主义、人性论与人情味，常常被视为假仁假义的糊涂与混账，乃至视为敌方瓦解我方斗志的精神武器”，同样的，“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实质上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需求”，因此，王蒙追问说：“一个未曾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他认为，“把人文精神绝对化和神圣化”，乃是“作茧自缚”。与当时学院知识分子普遍批判王朔不同，王蒙对王朔给予了正面积极的评价。他认为王朔消解神圣、躲避崇高，刻意颠覆多年来流行的“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是值得肯定的。（注：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1994年第5期。有关人文精神讨论的文章还可参见当时的一些文章，陈晓明：《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上海文化》杂志1994年第5期；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河北《作家报》1995年5月6日。另外可参见近年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孟繁华：《众神狂欢》（修订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69—174页；宋建林：《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反思》，《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24—129页。）

确实，王朔一直是一个多面体的文化现象，他的反抗性与他的调和性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变革者、先锋派、痞子、获利者……这些角色在他身上杂乱地统一，使他在90年代初中国异常复杂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得以生存下来。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及话语表达的需要，看到的是王朔的不同侧面。在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急于介入中国现实社会的时刻，重新建构批判性的立场，王朔不过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靶子而已，除了王朔还有谁能担当起“被批判”的重任呢？王朔的颠覆与嘲讽，其实也是在为90年代以后的价值重估和重建，清理一个场地，这也给90年代的价值重建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王朔嘲讽了那些价值之后，如何重建9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信念（或人文精神），就不是简单重提80年代的“启蒙”话语，或者仅只是重复五四时期的启蒙价值观就可奏效。新的时代正在展开更为复杂的思想文化语境，需要有更加多元的、吸收了更丰富的现代乃至后现代知识文化的价值体系才能重建知识分子的共识。当然，人文精神讨论的高调出场，表明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聚集所需要的姿态，其立场还难免生硬，其论述与知识也不无仓促。但在那个时期，为知识分子找到重新聚集的共同话题，为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重新发言，人文精神讨论的积极意义无疑不可低估。

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由王晓明与陈思和主持，他们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自1988到1989年，栏目共出9期，发表大约16篇与之相关的文章，对现当代一些经典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解读。这个栏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引起持续的反响，深刻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这种知识话语对学科的重建，特别是对文学史的重建，本身就是重估、重建价值的基础性工作，它表明当代知识话语正处于深刻的变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