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旧的人们的叙述中，80年代文学和文化总是呈现出黄金时代的辉煌；然而，90年代文化和文学的多元分离情势，对于中国随后的文化转型来说，或许意义更为重大。80年代被称为新时期，实际上它的精神实质与五六十年代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90年代则是向着另外的历史方位移动。这种移动被多重力量所推进，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落可以预计它的目标。80年代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在主导意识形态召唤下，拨乱反正，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整个社会在精神和思想意识方面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前进；但在90年代再也没有这样的思想意识的共同性，没有如此明晰的历史目标。原来被认定的价值体系受到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质疑，可以说，90年代走向了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虽然重估得并不张狂，也不理直气壮，几乎是潜移默化，也是不知不觉，但是那些原有的价值体系，原有的表意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文学方面，最鲜明的就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再起绝对的主导作用，文学更倾向于去表现个人的琐碎故事，或者是没有深度的现象表象，甚至个人的欲望的想象。这样的时期就是祛魅的时期，这样的写作就是祛魅的写作。（注：“祛魅”这一概念可以在英文disenchant那里找到更为准确的原意。其字面意思是：使某人对某人（某事物）不再着迷和崇拜。重估价值就是使原来的有价值的、具有威权特征的人或事物被重新评判，势必导致祛魅化。“历史化”可以看成是建构性质的，它使某种历史叙事具有权威性；而祛魅化则是“去—历史化”，历史很难建构起一种完整的有威权效果的叙事体系。因此，祛魅也可以说是“去—历史化”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正因为此，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被看成是一片散乱的现场，或者是茫然的、自发的、个人化的偶然活动。正是这种状况，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的深刻转型：那就是从由意识形态支配的整体性的形势，转向了更为多样化的、分离和包含着诸多内在差异的文学（文化）的历史实践。在文学方面，这种具有改变历史欲望的活动，可以从王朔和“晚生代”的创作实践看出，“新写实”显然是借助于原来的历史前提来应对历史变化的情势，但它引起的改变也是具有内在消解性的。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把90年代文学看成是酝酿着深刻变异，乃至具有创生活力的历史阶段。(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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