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叙事

如前所述，8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有纲领的文学运动，它是文学创作界自发的对西方现代派进行有限借鉴的艺术探索。较早的理论倡导发生在1978年（徐迟），创作方面也几乎是在同时就开始尝试，例如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作为自发的非团体性的个人借鉴行为，中国的现代派在其初始阶段无疑是幼稚的，但它也表现了当代文学努力探索的勇气。就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的创新动向而言，在强调叙述的主观视点方面，在深入探索人物的内心活动方面，在表达偏激的自我个性方面，在运用象征等修辞方法方面，都显示出创新的意义。

王蒙最早开始追寻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他的数篇意识流小说可以看成是中国当代现代主义的滥觞。王蒙试图表现劫后余生的人们的复杂心理，也许还试图去揭示更深刻的政治根源，意识流一类的叙述可以把那种复杂的思考改装成艺术形式和表现技艺，只要看一看那几篇被推为意识流代表作的作品如《蝴蝶》、《春之声》、《夜的眼》、《杂色》等就可以一目了然。事实上，就这一时期的写作而言，王蒙的形式主义并不浓重，他的意识流不过是比较偏重于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感觉，相较于伍尔芙和乔依斯的意识流，王蒙的小说还是偏向于现实主义一类。但当时的现实主义崇尚简单明晰的文风，王蒙的小说叙事显得锋芒毕露。

王蒙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派意识流小说的影响尚难以断言，但悟性很高的他，那时肯定注意到了西方现代派的翻译作品，只不过出于他要表达的思想的隐蔽性而在形式方面浅尝辄止。主张直接从艺术形式、技艺方面大量吸取西方现代派思想的是剧作家高行健。高行健当时也写小说，但总是受到质疑，据他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写的小说被认为“不像小说”、“不是小说”或“不会写小说”，出于这种压抑，他1981年在《随笔》上连载多篇短文介绍西方现代派，随后花城出版社结集出版。这本题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引起极大的反响，先是王蒙在《小说界》发表一封公开信支持高行健，随后刘心武在《读书》上又加以推荐，紧接着《上海文学》发表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关于这本小册子的通信，引发了一系列的批评与反批评。（注：参见《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专栏。随后《文艺报》、《人民日报》、《读书》展开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这就是王蒙、李陀、冯骥才、高行健等人引发的讨论。随后《文艺报》、《人民日报》、《读书》展开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王蒙、李陀、冯骥才、高行健四人之间的通信和讨论被称为“现代派的四只小风筝”。

冯骥才在一封信中记录了他阅读高行健的小册子的感受：

我急急渴渴地要告诉你，我象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那样，刚刚读过高行健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如果你还没有见到，就请赶紧去找行健要一本看。我听说这是一本畅销书。在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情况下，好像在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注：《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与此同时，报纸杂志上评介西方现代派的文章也多了起来，对早期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家如伍尔芙、乔依斯、卡夫卡、布莱希特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后期现代主义（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如荒诞派戏剧、巴斯、巴塞尔姆、卡尔维诺等人的作品和言论都有所评介，虽然不成系统，但对文学界产生的冲击力则是足够的。(www.xing528.com)

创作界的实践也逐渐在推进，除王蒙进行意识流实验外，李陀也相继发表《七奶奶》、《自由落体》等作品，虽然比较生硬，但实验倾向却更明确；高行健的几部戏剧如《绝对信号》、《车站》等，已经摆开阵势要向现代派迈进。其他一些作品虽然未标明是现代派，但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画已经侧重于向怪戾方面发展。关于“现代人”的设想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其一是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现代人；其二是性格与情感都有些怪诞的违反社会常规的现代人。后者似乎更具有文学的“现代人”的特征，对这种人物的表现，也就有了现代派的部分特征。张辛欣（注：张辛欣（1953—），女，祖籍山东，1953年生于南京一个军人家庭，不久随家迁居北京。1969年初中毕业后到黑龙江军垦农场当农工，不久到湖南当兵，1971年退伍回到北京，在医院里当过护士及共青团干部。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读书期间因发表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疯狂的君子兰》等作品而蜚声文坛，1984年她与桑晔合作开始写作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风行一时。1984年毕业后她被分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导演。现居美国。）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收获》1981年第6期）最早涉及城市中男女的个性冲突问题，小说探讨个人与他人、社会乃至家庭的冲突。那个“孟加拉虎”被设想成富有个性的现代人，他以困兽的姿态与社会搏斗，并且不屑于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寻找平衡。这篇小说可能是新时期以来最早的具有女权意识的作品。张辛欣的叙事一向犀利而硬气，敏感而富有张力。随后，张洁的《方舟》（《收获》1982年第2期）写了一群独身女人，她们追逐事业和个性而拙于爱情，这使她们纷纷陷入内心的苦闷。张洁当年的感伤与温情，现在已经为尖锐怪戾的自我意识所替代：愤世嫉俗，对生活敏感偏激，性焦虑，一些怪诞的生活行径被她描写得有棱有角。

现代主义的早期探索困难重重。王蒙关于意识流的探索受到各种批判，高行健的现代小说主张更是遭遇猛烈的攻击。对现代派的批判，在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经历过“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现代派却奇怪地存活下来，并且在创作实践中成长壮大。就文学创作实践而言，其根本缘由在于文学界一直承受着创新的压力。新时期文学经历过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知青文学之后，面临着在艺术上向前发展的挑战。尽管现实主义文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它主要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也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下，重述、反思“文革”的历史叙事。就其艺术而言，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突破。当意识形态的想象力被发挥到极致后，文学需要在自身的艺术本体方面作出有效的探索。艺术在任何时代都要有创新，不管是从整体的创作实践来看，还是就个体艺术家而言，更何况处在一个改革求变的时代。实现现代化，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要发生深刻的变革，对于具有历史敏感性的作家来说，求变的思想显得更加迫切。在这样的前提下，西方现代主义为寻求艺术创新的中国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事实上，自现代以来，文化上的“新”总是与西方文化发生直接关联。新／旧的更替，经常被东／西方冲突的二元模式所代替。向西方学习，自现代以来就成为我们文化的不成文的规范，这一规范意指着进步、创新。尽管这里面有诸多的片面性，但对于冲破僵化沉闷的文学格局来说，不失为有益而必要的尝试。

就叙事文学而言，现代派的高潮直到1985年才到来，刘索拉（注：刘索拉（1955—），女，出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并留校任教。后在英美等地从事音乐制作。现居北京或美国厄湾。）的《你别无选择》（《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和徐星（注：徐星（1956—），出生于北京，1975年到延安插队，1977年入伍，1981年复员后在和平门烤鸭店工作，先后做过服务员、清洁工。1985年发表《无主题变奏》，1996年完成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该书2003年在法国出版，同年获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文化艺术骑士勋章”。）的《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被认为标志着中国“真正的现代派”崭露头角。这两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刊发，在北京的文学界引起短暂兴奋。北京一直就是现代主义思潮的聚集地，美术和音乐的现代主义活动要比文学来得强烈，诗歌也比小说具有更加鲜明的现代主义的倾向性。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描写一群大学生对个性的狂热追求。李鸣琢磨如何退学，却死于非命，马力给买来的图书编码，石白读那本“和声学”七年，森森追求力度，身上的衣服几个月不洗，聂凤天天招一帮女生，戴齐被女生叫为“妹妹”，孟野和女朋友纠缠，直至被退学，董客满嘴深奥怪异的新词，小个子着迷于擦拭装着“功能圈”的黑镜框……班上三个女生，都十分怪戾，一个叫“猫”，另一个叫“懵懂”，还有一个叫“时间”。这些大学才子没有一个正常，但大都自以为是，对平凡的事物不屑一顾，他们以惊人的执著迷恋和声或新的“音乐世界”，对生活有片面却深刻的理解。他们甚至要打破和谐，打破平衡，打破一切已有的常规；他们在寻找新的音乐的同时，也在选择骚动不安的自我，制造一种无调性的错乱的生活状态。这篇小说抓住了当时青年急于认同自我的社会心理，表现出反社会和反传统的激烈情绪。叙事落拓不羁，挥洒自如，语言富有节奏和韵律感。特别是对那种无聊感和荒诞感的处理，显示了某种反讽的或黑色幽默的意味。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

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在当时算是现代派的标志性作品。小说讲述一个自以为没有出息的青年，他嘲弄一切世俗规范，拒绝成名成家，对学院教育嗤之以鼻。他与老Q一见钟情，老Q是一个学院式的激进女性，有着惊人而高亢的进取精神。她与“我”迅速上床（这在当时被看做惊人之举），为了设法使“我”成名，她在各种社交场所周旋，这是一个浪漫主义时期的交际花和现代女权主义者混合而成的女精英分子。这篇小说试图表现生活的荒诞感，以及无聊和空虚组合成的“多余人”或“局外人”的态度。事实上，那个嘲弄自我也嘲弄一切的主人公，那种自我欣赏的姿态距离现代主义的偏执与绝望似乎还有一步之遥。时过境迁，人们用“伪现代派”来指称这两位闯将有失公允，但仔细推敲不难发现，刘索拉笔下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学才子看上去更像浪漫派的天之骄子，而徐星笔下那个傲慢不羁的文学青年也不过是汇集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自以为是的作派。随着这类人物形象越来越多，刘索拉和徐星的“革命”意义也消失殆尽。刘索拉和徐星在叙事上都表现出对主观叙述视点的强调，把自我感觉放在叙事的中心，这与强调客观反映事物的现实主义文学构成明显反差。在这种叙事中，作者直接表达对生活现实的看法，与作品中的人物直接对话。当然，说到底，这些被称为“典型的”现代派的小说，其实质还是表达了一种现代派的生活观念，并不十分强调文体实验，更侧重于表达一种世界观，表达对生存的独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