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现代主义的引介与争论

现代主义的引介并不一帆风顺。在80年代初期，现代派的理论和创作遭遇到严厉的批判。对于当时的正统派理论家来说，现代主义显然冒犯了现实主义的权威性。对于他们来说，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构成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部分，企图用西方现代主义来冲击现实主义，并不是什么艺术创新，而是把当代中国文学引入西方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歧途。文学界的左／右思想斗争，不过是政治领域斗争的反映。现代主义无疑与“主导文化”倡导的现实主义有所矛盾，它只能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频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借助了主流意识形态关于“现代化”的理念。倡导者敢于提出探索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其重要的理由建立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既然中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看成国家的最高理想，那么文学方面也有必要考虑“现代化”的问题，而文学的“现代化”被理解为“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徐迟，早在1978年，就发表《文艺与“现代化”》一文，引起多方注意；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组织关于“外国现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1982年，徐迟在《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发表《现代化与现代派》再次引起强烈反响。这些讨论逐步形成这样一个命题，即实现现代化不能忽略文学的现代化，而文学的现代化不借鉴西方现代派则无从谈起。

随着现代派影响的深入，在文学界也引起了争议。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曾经组织了一系列文章对现代派进行系统批判。1981年，《文学评论》发表郑伯农的文章《心理描写和意识流的引进》一文。该文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对强调心理描写的现代主义方法表示怀疑，认为情节与人物应该是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文章指出：“不要主题，不要情节，把心理描写和主题、事件完全割裂开来，和人物的行为完全割裂开来，这会形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只能使创作松散，不着边际，成为一系列‘自由联想’的闪跳，一连串心理镜头的拉洋片。”作者的立论在于，主张心理描写或意识流，就是“不要主题，不要情节”。作者认为，意识流的本质就是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方法和艺术主张，它的艺术观的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直觉主义”。因而作者阐明立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应当和唯心主义艺术观划清界限。社会主义文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直觉主义、反理性主义，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的文艺家不能只是靠直觉去创作，不能把生活写得一片恍惚。如果那样的话，文艺还怎么能帮助群众正确地认识生活、认识时代呢？”（注：郑伯农：《心理描写和意识流的引进》，《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第56、58页。）很显然，现代派与现实主义构成了直接的矛盾。现实主义显然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方法，它实际是主导意识形态的思想规范，反映了文学的总体性制度对文学创作的具体要求、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家的使命。现代派当然不可能完成主导意识形态所给予的这一任务。

每一种新的思想主张或创作主张，都会试图从时代的总体性要求中去寻求自身的依据。主导文化是这样，新兴的“创生文化”也是如此。倡导现代主义的人们也同样在主导意识形态上作文章。徐迟从时代精神的新需求出发去解释现代派存在的合法性。徐迟认为，西方的现代派也是西方物质生活发展到现代化阶段的产物，反映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中人们的精神状况。他推断说：“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我们的现代化既有一个特别困难的进程，看来我们的现代派的处境也将很快是比较困难的。”“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国没有实现现代化建设之时，我们不可能有现代派的文艺，虽然少数先驱者也还是可以有所试探和有所作为的。”（注：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徐迟的观点引起强烈的争论。理迪撰文《〈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对徐迟的观点进行批驳。他指出，徐迟认为西方现代派文艺反映了西方发达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内在精神”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西方现代派不过是西方精神混乱、悲观失望的反映，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物质生活虽然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精神生活上，却充满着危机和混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很多人精神空虚，对生活前途悲观绝望，丧失信心，如此等等。现代派文艺就是这种社会条件和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注：理迪：《〈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文艺报》1982年第11期。）。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还明显带有“文革”遗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持否定批判的立场，因此不可能对现代派持肯定、理解的态度。在作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这些思想体系和文学艺术，只能反映其消极颓废的精神状况，不可能“为新世界创造它的精神条件”。

李准也撰文《现代化与现代派有着必然联系吗？》，对徐迟的观点提出质疑。李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出发，对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文学艺术精神生产等同起来的说法表示质疑，同时指出，西方现代派与社会主义文艺有着原则的差别，它属于资产阶级文艺范畴：“它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不能给人指出正确的道路，鼓舞人去斗争，而是追求畸形、病态的美（有些甚至以丑为美），并且是以少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注：李准：《现代化与现代派有着必然联系吗？》，《文艺报》1983年第2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准的观点颇有影响力。徐迟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派文艺，就这一点而言，他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现代化，这就决定了文艺依然要以现实主义为主导方向。正如李准所指出的那样：“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在‘两结合’的基础上，怎么会长出现代派文艺？”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除非经济基础发生了相应的变更，否则现代派就只能以异端的面目出现。多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更，例如，市场经济初步形成，这就为现代派乃至于后现代派的展开准备了条件。

尽管在整个80年代，现实主义始终是主导文化倡导的主流，但现代派却在思想上和创作实践方面，构成一种不可遏止的探索力量。对于一部分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来说，80年代正值开放初期，禁闭多年的思想有所松动，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的新变化，掌握新的知识与思想方法。这一切都是在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精神激励之下的探索动向。追求现代派虽然被视为异端，与主导文化不协调，但它同样从时代的创新要求方面获得动力，因而，多次的政治批判运动，始终无法阻止这一潮流向前涌动。某种意义上，新的思想构成崛起的创生文化，会与主导文化产生冲突，但也作为主导文化可容忍的新兴文化，推动时代思想前进。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现代主义成为80年代最有争议，又最有影响的文化潮流。据有关资料统计，仅1978年至1982年五年之内，关于现代派问题争论的论文就不下500篇。由袁可嘉等人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卷于1980年出版，第一次印刷发行五万册，迅速告罄。1983年，第三卷出版，也印刷了21000册，抢购者不仅有大学专业教师学生，普通文学爱好者也不甘示弱。因为现代派被认为是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最新思潮，也反映了西方最新的文化成就，因此急于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人，也急于在文化上进入现代化，不管正确与否，文学上的现代派都会被认为是一条捷径。(www.xing528.com)

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接受，并不是在文学界单独展开的。80年代的中国国门刚刚开放，在各个领域，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想都被广泛引介，并作为最有活力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最突出的可能应推哲学界，西方现代哲学对正统意识形态构成相当大的冲击，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产生广泛的影响。80年代上半期就有过“尼采热”、“弗洛伊德热”、“萨特热”，并且有《哲学译丛》、《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报道》和《国外社会科学动态》等刊物陆续介绍符号学、结构主义、阐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哲学流派，这些新理论批评对文学界的影响深远，因为它直接造就了年轻一代的中国理论批评家的成长。理论的进步在中国当代如此严格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是以代际转换的形式完成的。

当然，80年代在思想场域展开的变革，还有赖于对经典理论的重新阐释所打开的最初的裂罅。理论界在人道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进而讨论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哲学思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起理论界极大的热情，不同观点、立场的人们都忙着引经据典重新加以诠释，结果引发了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异化理论与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密切相关，一时成为理解西方现代派的一个重要视角。哲学界与文学界殊途同归，都开始张扬主体性。在哲学界，李泽厚从康德的思想中发掘出主体性问题。李泽厚在80年代的中国引领思想潮流，他的著作对青年学人的影响极大。刘再复则把主体性问题引入文学理论，由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统治的文学理论因此面临严重冲击。就哲学的意义而言，主体性问题未必是现代主义的核心范畴，但在80年代的中国，主体性则是现代主义思想的入口处。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到主体性和异化理论，中国思想界对于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派文学的接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也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照搬西方的模式。它与中国“文革”后的社会变化、思想界的对立斗争与更新，都密切相关，并且构成了这一历史过程最直接的知识和思想动力。

总而言之，文学的现代主义在80年代的兴起，根源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它反映了一部分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试图运用新的思想资源的努力，尽管它引起广泛的争议，但终究创造了一种有活力的文化情势。不管如何，80年代终究还是改革派的思想占了上风，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不可动摇的方针政策，中国进入全球化体系开始成为不可扭转的历史大趋势。年轻一代的作家普遍寻求新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现代主义预示着文学新的可能性，它给作家提示了创新的经验，因而文学借鉴西方现代派也就成了难以压制的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