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在西方是一项声势浩大的艺术运动,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前后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关于现代主义运动的时限问题一直没有定论。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把现代主义的产生从1850年算起,他在《写作的零度》里认为:1850年左右,传统的写作崩溃了,从福楼拜到今天的整个文学都成了语言的难题。(注:参见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三联书店,李幼蒸译,1988年,第94—96页。)这是把现代主义推得最早的观点。美国批评家艾德蒙·威尔逊的关于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阿克瑟的城堡》(1931)把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作为现代主义的开端,并且把1880年左右视为象征派文学的起点(注:艾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页。尽管威尔逊把爱伦·坡看成是象征主义的先知,把1852年波德莱尔出版爱伦·坡小说的翻译本看成是现代主义早期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事件,但他还是认为正式的象征主义运动源于法国,且原则上只限于诗歌。他引述了法国评论家古尔蒙描述的他在19世纪80年代一个下午发现一本小杂志时的兴奋。)。西利尔·康诺利在《现代主义运动——1880至1950年英美法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1965)中认为,1880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时起,可以确定,现代主义运动确实形成了。袁可嘉认为:“现代文学是1890—1950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流行的一个国际文学思潮,它是一个包括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六个流派的总称。”(注: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6页。)
现代主义被认为是一次剧烈的艺术史革命,赫伯特·里德在1933年写道:“在现代以前,一直就有艺术史上的变革,每一代都有变革,而且大约每一世纪都周期性地产生一种更广泛或更深刻的感情变化,这种变化就被认为是一个时期——14世纪,15世纪,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印象主义时期,等等。但我认为,我们已能看出,当代的变革有着不同的性质:它并不是暗示倒转、甚至倒退的变革,而是解体,是退化,有些会说是崩溃。它的特征是灾难性。”(注:赫伯特·里德:《现在的艺术》,伦敦,1933年,1960年修订版,序言部分。)另一位艺术史家C.S.刘易斯认为,西方整个历史最伟大的时代划分——比过去把黑暗时代同古代分开,或把中世纪同黑暗时代分开的那种划分更加伟大——乃是把现代同简·奥斯丁和沃尔特·司各特的时代划分开来。这两个时代在政治、宗教、社会价值、艺术和文学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他认为:“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它们那个时代能像立体派艺术家、达达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和毕加索等人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新颖得令人震惊,令人困惑。我深信对诗歌来说……也是如此……我看不出有谁能怀疑这一点:比起任何其他的‘新诗’来,现代诗歌不仅具有更多的新颖色彩,而且还以一种新的方式表现出它的新颖,几乎是一个新维度里的新颖。”(注:C.S.刘易斯:《时代的描述:就职演说》,转引自马·布雷德伯里编、胡家峦等译:《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页。)大多数艺术史家倾向于认为现代主义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产生于一个深刻的思想再评价以及社会和思想变化的时期。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写道:“它日益支配着我们伟大作家的情感、美学和思想,而且成为我们最敏感读者的幻想中适当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也是一场革命运动,利用了思想上广泛的再调整,以及人们对过去艺术极端不满的情绪——这场运动在本质上是国际性,其特点是拥有丰富的思想、形式和价值,它们从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从而发展成西方传统的主线。”(注: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詹姆斯·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的名称和性质》,参见《现代主义》中文版,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现代主义兴起于资本主义剧烈变革的时期,反映了因经济高度发展,传统社会解体后西方社会重估一切价值体系而面对的精神危机。现代主义崇尚个人表现,追求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强调艺术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以反传统的抽象、象征和变形等实验形式加以表现。因而现代主义往往具有先锋派的性质,它的动力来自对未来的人类意识进行不懈的革命性探索。按照80年代中国正统观点的看法,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混乱和道德堕落的反映,它反现实主义的实质遭到中国主流文化的长期拒斥。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解放运动取得阶段性的进步,现代主义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并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
事实上,现代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传入中国,并风行一时。但80年代的中国似乎已经遗忘了五四时期就有过现代主义输入这段历史。这说明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时期及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的关系有多么淡薄。直到90年代,年轻一代的作家才又开始记忆起鲁迅和其他现代文学巨匠。8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时兴,和当时的社会条件、思想资源以及文学史内部的创新压力相关,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直接促成了现实主义的变革。(www.xing528.com)
8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的兴起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时间标记,它既没有什么断然的宣言,没有团体组织,也没有形成有规模的持续运动,毋宁说它是在原有的文化秩序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的趋势。从其最初的源头来说,可以分为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歌两股源流,它们之间在最初的阶段几乎没有发生直接的关联或呼应关系。叙事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是在现实主义的总体性框架内表现出来的,例如意识流小说,它试图与现实主义并行不悖,仿佛是现实主义文学自身作出的一种创新努力。它在文学史的阐释中,一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新动向”的一个最有活力的侧面被叙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代现代主义的历史性质。有些人认为,当代中国的现代派不过是舶来品,不过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简单模仿。我以为,当代中国文学中出现的现代派固然是对西方现代思潮挑战的应对,但它也同时植根于当代中国思想意识的深处,是“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寻求思想与艺术突破的必然产物。这二者并非对立或非此即彼,而是共时发生的现象。现代主义并非全然的异端,事实上,它从主导文化那里找到了生长的依据。因此,如果用西方的现代主义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现代派,就很难找到符合理想的样本。实际上,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是指那些吸取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法,在艺术形式和思想意识方面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变革,从而产生创新的美学效果的作品。现代主义或现代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具有比喻性的意义,那些与经典现实主义有所悖离的艺术行为和作品,都可能在艺术上产生惊奇效果,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定它们具有现代主义特质。当然,诗歌方面的现代主义有所不同,留待后面章节讨论。
文学的现代主义首先根源于时代的意识形态诉求。在80年代多次政治运动中,现代主义都被当做主导文化的危险的对立面加以批判。不管是“清除精神污染”,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把文学上的现代主义看成是重点批判对象。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现代主义是反主流文化的思潮,它不过是80年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两种力量冲突的反映而已。在整个80年代的上半期,现代主义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它及时投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关于“实现现代化”的政治诉求。
由真理标准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界是以对关于文学与政治、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的讨论展开的,这些讨论的深化,必然导致思想界寻求新的思想资源来解释、解决历史与现实的矛盾。现代主义对人的价值、人的本质的思考,给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提供了参照系,因而也可以把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看成是思想解放的延伸。例如,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作为最早的现代主义叙事文学,虽然属于伤痕文学的范畴,但在思想意识方面明显比伤痕文学更加深刻。如前章所述,在反思“文革”的历史纲领下展开的伤痕文学,通过揭露“四人帮”的政治罪恶,重述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其主题主要是表现“第二种忠诚”,重述知识分子的历史。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则有着不同的主题,他一开始就谨慎地涉及反官僚主义,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王蒙率先关注复出的老干部是否会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显然不能过于直白地表达他的思考,因此采取了意识流手法来表现人物的特殊心理状态,以及他的隐晦的忧虑思想。这一主题虽然是在反思“文革”的“拨乱反正”的总体纲领底下展开的,但可以看出王蒙对“拨乱反正”思考的深化和超前性,这一思考推动他去寻求新的表现手法。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思想解放的推进,有一批作家和知识分子加大了反思“文革”的力度,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才开始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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