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青文学赋予归来者的迷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逐渐返城或上大学，其中不少人开始写作，重述知青生活经历，因此有了知青文学。“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广阔天地炼红心”，这是知青下乡时的豪言壮语。那时的初高中毕业生，告别父母，远离城市，到艰苦的农村去劳动，这实际上是人生经历的严峻考验。读一读本书前面所引述的郭路生（食指）1968年写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诗，就可理解那时的知青到农村去的心理感受。但令人惊异的是，80年代上半期，知青文学却很少把他们经历过的农村生活写得悲惨消极。（注：这里所说的知青文学主要是知青小说，为了与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对等，这里使用知青文学这种说法。）但在有些阐述中为求前后文语境，也使用知青小说这种说法。以右派作家群为创作主体的伤痕小说，已经把“文革”造成的伤痕暴露了一次，然后向着重述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历史，表现“伤痕之美”（如张贤亮）方面转化。80年代初期步入文坛的知青群体，带着这个时期的憧憬和信心，也开始重述自己的历史。显然，知青文学与伤痕文学有交叉或重叠的关系，背景大都是“文革”，但“文革”不过是一个时间背景，这些故事已经没有伤痕文学的那种对“文革”的控诉性或强烈的批判性。在知青文学中，知青生活以个人经历的形式浮现出来，往事依稀，弥漫着个人的情感记忆，对青春年华的眷恋，对乡村和土地的深情，这一切都使知青文学变成了一首忧伤而瑰丽的青春奏鸣曲。

除了少数知青文学与当时的政治构成反思性的紧张关系外，大多数的知青文学采用一种回忆性的叙事。这种回忆当然也陷入困惑和迷惘，但少有反思的力度。随着这一代人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例如，知青开始进入大学学习或毕业后开始工作，知青文学处理历史／现实的方式和态度开始发生明显变化。70年代末，属于伤痕文学系列中的知青文学与80年代初的知青文学，在情调和主题方面已经明显不同。知青文学似乎因为一代人的迅速成长，而突然获得了精神信念。这使得知青文学从低调向高昂转变，正如后来转向“文化寻根”一样，知青文学在承前启后的过程中，同时建构了主体生成的历史。

最早且比较有影响的知青文学当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作品》1979年第3期）。小说讲述一对男女知青在艰难岁月中相互吸引到相依为命的恋爱经历。对插队生活的反感和对现实的不满，使他们找到共同语言。他们觉得自己变成了两个与世隔绝的孤独者，“觉得自己被欺骗和愚弄了”，他们共同的生活目标就是离开农村回城。这是最早否定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小说，作者毫不掩饰地揭示出知青经历是浪费了青春年华这一事实。同时期，甘铁生的《聚会》（《北京文艺》1980年第2期）和阿蔷的《网》（《钟山》1980年第1期），也表现知青生活的艰难与苦闷，着力暴露那场上山下乡的革命运动，给一代青年造成的严重的精神创伤。这些知青小说调子显得低沉灰暗，比较注重实录生活经历。

1980年底，叶辛发表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收获》1980年第5—6期），使知青文学具有了高昂悲壮的基调。小说讲述勤奋正直但出身不好的知青柯碧舟，不断遭受各种生活挫折却始终不渝奋发向上的故事。“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柯碧舟在“血统论”横行的年代，作为一个内控对象，生活在极度压抑之中，无论他如何努力都得不到正确的理解和评价。他与漂亮的高干子女杜见春相识，杜也心仪他的才华，但听说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时，不得不望而却步。绝望的柯碧舟企图自杀，为村寨上的姑娘邵玉蓉和她的父亲所救，这对年轻人产生了爱情。但后来邵玉蓉不幸牺牲，柯又陷入痛苦之中，但他战胜绝望，努力振作。这时杜见春也因为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而陷入绝境，柯碧舟诚心相助，使杜重获生活的勇气，他们的爱情也再度萌发，经过一系列的生活考验，终于走在一起迎接未来的生活。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抓住令一代青年痛苦不堪的“血统论”为切入点，去展示一代知青经历的生活波折，引起了同代青年的共鸣。小说写了形形色色的知青，但集中笔墨刻画柯碧舟和杜见春这样的为“血统论”所压制的青年，描写他们在困境中所经历的心灵磨难，以及与不公正的命运奋力抗争的勇气和毅力。小说发表后，成为刚刚走出历史阴影的一代青年的精神动力，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改编成电视剧后，影响再掀波澜。这部小说依然还有伤痕文学的特征，也对“文革”表达了鲜明的批判意向，但青春的爱情与对人生的信念的激情压倒了一切，使知青文学具有一种昂扬的精神格调。

80年代初期，知青作家群与右派作家群平分秋色，虽然知青作家群还显得稚嫩，但他们也显示出一种新鲜与活力。知青作家张抗抗虽然不侧重写知青生活，但她致力于写当代青年的生活，因而她的小说在当时总是引起热烈的讨论。在继描写第一代大学生生活的小说《夏》（1980）之后，张抗抗又发表了《北极光》（《收获》1981年第3期），对当代青年的矛盾心态和新的生活抉择展开了细致的探索。这些作品风格淡雅，在情感的展开中透示出迷惘和憧憬。一切都写得自然和平静，但恰恰是这种在当时看来并不深刻有力的叙事，把个人的心理情感作为表现的中心，给寻求个性和思想解放的一代中国青年提示了精神导引，在那个时期显示了它的独特的作用。“北极光”那种遥远感，那种美丽和虚幻，正是那个时期的青年人对未来想象的心理投射。

作为知青作家，史铁生（注：史铁生（1951—2010），北京人，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部，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三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北新桥街道工厂工作，后回家疗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发表的作品有《午餐半小时》等。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开始为文坛关注。）始终显得极为独特，人们总是将他的独特归结于他的残疾人身份，但他一直对美好的事物有特殊的敏感，能够在最困苦的生活中发现美。较早写的《我们的角落》（《小说选刊》1980年第4期）就在冷峻中不时闪现温馨的色调。《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对知青生活的描写显得与众不同。小说不再直接剖析知青一代人的心灵创伤，或感叹失落的青春，而是以细致的笔墨去描写乡村的风土民情和农业事物。在人们急剧追赶现代化或是反思性批判时，史铁生这篇写知青的小说可谓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在委婉清俊中写出了知青与当地村民相濡以沫的情意。知青生活不再是迷惘与愤慨，而是有那么多值得记忆和眷恋的细节。史铁生本人因为知青经历而落下严重的残疾，但他没有怨恨命运，而是去发掘过去生活中存在的那些闪光的质地，以平静的眼光去看陕北贫困生活中包含的意味。小说运用散文笔法，以清新的抒情风格，简略却细致地刻画陕北的生活风情。(www.xing528.com)

1985年，史铁生发表《命若琴弦》，小说讲述老少两代瞎子的故事，在生存的绝境中，对爱的渴望与宿命构成不可克服的冲突。小说直击人的心灵幽暗处，微弱的光亮闪烁着生命无奈的坚韧。小说取名“命若琴弦”，多少有些作者的自况。那年铁生36岁，在病痛的暗淡中，他是不甘的。那琴弦并非如若游丝，而是在他的弹奏下，铮铮作响。

史铁生对小说保持着始终不懈的形式探索的热情，在90年代以后，他实际上是少数几个不懈探索形式的先锋派作家之一，一直在叙述形式的不断变换中展开实验和形而上哲思的探索。如90年代以后的《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都是十分纯粹的作品，在小说表现形式方面有新的开掘。史铁生在小说叙事中一直追求形而上意念，并不畏惧艰涩或玄虚，要用思想穿过生活的现场。对于史铁生来说，所有的形式探索，都是与他要探究生命的诸多意味内在化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故事，就是他的生命本身，就是生命能握住的那些时刻和事实。关于生命体验的写作，关于文学与生命经验的内在联系方式，史铁生的创作有着独特而不容忽略的意义。

女作家铁凝（注：铁凝（1957—），女，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1975年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县农村插队，同年《会飞的镰刀》被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集。随后在《上海文艺》、《河北文艺》等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1979年调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1984年调入河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2007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玫瑰门》（1989，作家出版社）、《无雨之城》（1994，春风文艺出版社）、《大浴女》（2000，春风文艺出版社）、《笨花》（2005，人民文学出版社）。）虽然很少写知青题材，但习惯上把她放在这一群体来分析。铁凝算是少年得志，1980年刚满23岁就出版小说集《夜路》，虽然还显得稚拙，但那种流畅与明丽颇为令人惊异。她有相当好的家学渊源，父亲是著名画家，母亲是音乐家，这使她从小就拥有过人的艺术感受力，加之天资聪慧，早期的作品显出一种独特的纯净之气。1981年，铁凝发表《渐渐归去》、《那不是眉豆花》，显示出描写生活的才能，以及独特的韵致。《哦，香雪》（《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的发表更使她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这篇小说写乡村女子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清新纯净。铁凝的小说叙事中一直隐藏着一个持续的主题，那就是生活于乡镇的普通人如何试图摆脱狭隘封闭的生活圈子，走向外部更加开放的文明的生活。其中，她尤为关注的是笔下人物如何摆脱内心的狭隘性。这篇小说表达的时代气息自然而不做作，有感动人心之处。1983年，铁凝发表引起广泛争议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写一个敢于表现自己个性的16岁女学生的精神面貌。这个喜爱穿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少女，凭着她的少女天性打破刻板的生活规范，大胆追求美好自由的生活风格。这些行为现在看来自然而然，而在80年代初期，则是极富有争议的思想作风问题。这篇小说在青年学生中传颂一时，成为当时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的象征。铁凝后来还出版长篇小说《玫瑰门》（1988）等作品，风格更趋于成熟且多样化。

王安忆（注：王安忆（1954—），女，出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现为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等。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叔叔的故事》、《我爱比尔》、《长恨歌》、《富萍》、《启蒙时代》等，以及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其中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69年初中毕业，年仅16岁就到淮北插队，三年后调到当地文工团演奏手风琴一类的乐器，1978年回城。从小说写作的经验看，三年知青经历似乎并未给王安忆留下特别深刻有力的印象，反倒是六年文工团的生活不断在她的小说叙事中时隐时现。文工团也是知青生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王安忆在写作文工团生活时，带有很强的知青一代人的观点。最典型的是她后来写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及在90年代初期写的重审理想主义的小说。王安忆关于知青生活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上海文学》1981年第10期），与回顾知青经历的流行主题不同，较早注意到知青返城后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主人公陈信经历十年的知青生活的磨炼，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上海，因此“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但是，城市生活已经今非昔比，已经陌生的环境和紧张的节奏，使他找不到自己的准确位置。他很快就产生失落感，开始了寻找“真正的归宿”的思索。小说通过对现在的失落与迷惘的描写，深刻揭示了这代人被耽误了青春年华的悲剧命运。王安忆似乎力图给出一些希望，然而，这种失落与迷惘显然不是暂时的，它决定了这代人的道路始终艰难曲折。王安忆此后不久发表的《流逝》（《钟山》1982年第6期）是一篇颇受好评的小说，讲述一位妇女从富裕到贫困再到富裕的生活变化，显示出她表现人物心理意识的艺术才能。王安忆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内地最有才情的女作家之一，她后来的小说显得大气，女性色彩不浓，尤为注重从她这一代人的经验来看待现实，总是不懈地思考这代人的生活价值，揭示他们被历史选择的命运与他们试图重新选择的那种矛盾状况。她后来有多部长篇小说，如《纪实与虚构》（1991）、《长恨歌》（1996）等，都显示出叙事的丰富与厚重，当然枝节细密横逸也使王安忆小说在艺术上有繁复之嫌。

1982年，孔捷生的中篇小说《南方的岸》引起热烈反响。这篇小说把知青返城后的那种失落和迷惘感，改变成积极主动的理想主义。小说描写知青易杰从海南岛农场回到广州后，经营了一个小餐馆，他的生活变得安定，但思想却难以平静。他认为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满足于经营小餐馆，而是应该继续承担起责任，建设好海南岛的农场：“无数往事都一笔一画地铭刻下来了，我肩上已负起那么多人的悲欢，它们不会对我无所要求的。我不是一直为这种使命感弄得辗转不安么？”他意识到自己必须为完成这个使命而奋斗，否则他今后将永远不得安宁。为了服从这一使命，他甚至重新选择了自己的感情生活。80年代初期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期，理想主义似乎是医治精神创伤的良药。《南方的岸》试图抹去一代知青的挫折感，而代之以担当责任的英雄主义精神去激励人们，其社会意义当然不可否认。但中国文学总是不断以乌托邦的观念去引导社会，给现实矛盾以想象性的解决，孔捷生的《南方的岸》风行一时，也说明那时的人们只能习惯于从向前看的想象中去获得战胜挫折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