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自我到历史时代的明朗化效果

相比较而言，有过四·五运动经历的江河（注：江河（1949—），原名于友泽，出版的诗集有《从这里开始》、《太阳和它的反光》等。）显然更接近北岛，他在那个时期是一个颇有鼓动性的诗人，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歌手。他明确地说过：“我和人民在一起，我和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梦想，共同的追求。”作为一个把个人的命运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诗人，江河的诗中跳动着剧烈的时代脉搏，他的《纪念碑》是四·五运动的历史记录：“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多少血液……”这首诗在当时成为一个时代的心声，那种为历史和民族承担苦难的勇气，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所急需的精神。江河不再纠缠于“小我”与“大我”的关系，而是直接去表现这代人的历史使命。他的诗大多数简洁明确，被称为朦胧诗只不过是因为他的那种情感基调属于这代人。他的《葬礼》流宕着一种与北岛不同的悲剧意识，北岛主要表达怀疑和否定，而江河则是表达发愤和承担，比较于北岛的冷峻，江河多了一层豪气：“如果血不能在身体里自由地流动／就让它流出／流遍祖国。”（《葬礼》）他的诗具有强大的理性力量。在“文革”过后不久，中国人迫切需要对民族—国家的重新确认，江河能够非常明确地指出那些历史谬误，但他总是把个人的感觉全部融化到重新建构民族—国家的形象中去，因而情感总是非常具体而真切：

不知为什么

人被人惧怕了

陶罐碎了。精美的瓷器

夺去我手上的光泽。妻子和姐妹

只有在织出的绸子上才显出美丽

花朵飘落

流向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冰凉的月光闪着幽光

绿得发黑的松柏丛中

金黄的宫殿闪着幽光

用我发黑的汗水

黑暗中滚动了几千年(www.xing528.com)

松脂一样粘稠的汗水凝成的，琥珀，珍宝

被幽禁在一个不属于我的地方

一垄垄烧焦了似的琉璃瓦

固定在他们的屋顶

不能随着秋天的麦浪滚进我的微笑……

1985年，江河发表《太阳和它的反光》，得到谢冕及其他诗评家的高度赞扬（注：谢冕：《诗在超越自己》，《黄河》1985年第2期。）。这组诗以中国古代神话为题材，以巨大的想象力切入宏伟的历史空间，并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不断激发那些历史母题，使之获得现代意义。诗人讲述的是远古神话，从任何局部和细节来看，似乎是纯粹的关于人和自然的抗争，然而，从整体的情绪和思想蕴涵来说，却又随时都折射出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的书写，顽强地要给予古老的民族以新生的意义。尽管诗人并不是很有把握，也不时地犹疑和困惑，但那种雄奇瑰丽的意象空间就是一种希冀和祈求。80年代后期，江河也远走他国，他告别的是一个诗的时代，当然也就告别了诗的豪情。

比江河稍晚而诗风接近的是北京诗人杨炼（注：杨炼（1955—），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1983年，写出长诗《诺日朗》，蜚声文坛，1987年，与芒克、多多、唐晓渡等创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1988年起旅居海外，现定居伦敦。）。1955年出生的杨炼在朦胧诗群体中算是后起之秀，他似乎是搭上了朦胧诗的末班车，与其说他把朦胧诗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不如说他把朦胧诗引领到深远而飘渺的历史领地。杨炼以他独有的繁复深奥的历史记忆把朦胧诗引向集体无意识的深渊，使已经与现实渐行渐远的朦胧诗只能在历史深处走向终结。如果说杨炼是朦胧诗的终结者，似乎很不公平，而事实上可能正是如此。

杨炼与朦胧诗完全是陌路相逢，他把从个人的情感世界里走向时代广场的朦胧诗引诱到更为宏伟的历史空间。朦胧诗实际上一出世就被思想解放运动所俘获，它一旦具有了合法性，也就成为集体愿望的表达，在“拒绝充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的阐释中，朦胧诗迅速成为新时代的号角。它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北岛、江河们为时代提供精神召唤；而舒婷、顾城们则为人们提供情感触角。这二者都以对“文革”的反思为文化资源，并且共同缝合在关于“大写的人”的神话中。作为时代意识最充分反映的朦胧诗，理应有新的文化资源。杨炼的历史意识如期而至。被鼓动起时代热情的人们，需要更加厚重（暂时笨重也行）的诗句，以替换那些已经成为反复唠叨的“文革”反思。杨炼以他天生的纯朴与逆反，给朦胧诗提示了一个新的文化资源。现在，朦胧诗不再只是从“文革”的阴影底下驶出的双桅船，而是穿过五千年断墙残垣的金戈铁马。当然，江河后来也曾试探性地走进历史区域，但不过是一次偶然的客串，而杨炼早已如归故里，如沐春风，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处。

杨炼实在与朦胧诗群体没有多少共同的美学趣味，他其实开创了另一种诗风——这一点几乎被所有阐释杨炼的人忽略了——一种智力型的诗歌写作。朦胧诗群体主要凭借个人对时代的切身经验，对自由的极度渴望，凭借才华、技巧、感受和思考来写作；而杨炼则是凭着智力在写作，这是以往的诗歌写作所少有的方式，所有的感觉、经验、记忆都依靠智力才起作用，正是智力把语词和思想、想象与情感融为一体，形成杨炼的雄峻奇崛的诗句。智力写作也是一种想象性的纯粹的写作。杨炼迷恋语词的修辞功能，他笔下的语词浸透了历史的厚重意蕴，却与现实并没有多少实际关联。另外他也长袖善舞，诗风有一种难得的飘逸与清俊。

初出茅庐的杨炼还有一点少年不识愁滋味，这与此前的食指、北岛、芒克、多多以及江河都很不相同，他的声调显得明朗而轻巧：“让希望存在于阳光／空气和水／让诀别也带上宽阔的笑容／世界在人的手掌上升高／像一只风筝／穿越衰老的黑暗／永远生活在黎明之中。”这种浪漫情调很容易就转化为历史理性，杨炼不安分的天性、聪明过人的领悟力，使得只有不着边际而厚重的历史意象可以安定他的心灵。1980年他写出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种充斥着历史回声的诗篇。他的《大雁塔》可以看成是当代史诗的开风气之作，“大雁塔”作为历史的见证，承受着千年历史的荣耀与苦难，但杨炼却能从对历史的回忆和思索中发掘出当代豪情：“把历史的阴影，战斗者的姿态像夜晚和黎明那样连接在一起，像一分钟一分钟增长的树木，绿荫，森林／我的青春将这样重新发芽／……我的歌声将和排成‘人字’的大雁并肩飞回／和所有的人一起，走向光明。”借物咏史咏志，这是中国古人惯用的手法，杨炼青春年少却深谙此道，这里面多少让人想起陈子昂的悲怆和王勃的辽阔俊逸。仅仅数年之后，韩东重写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有关大雁塔》）几句简单明了的自嘲，就使杨炼当年令人们激动不已的历史意象摇摇欲坠。这并非韩东的诗句有什么了不起，实乃时代使然。

相较于其他的朦胧诗群体而言，年轻的杨炼还难以感受现实的巨大苦难，但语词却可以蕴涵苦痛，那些承载着历史重负的语词散发出苦难之光。这就是杨炼迅速从历史切入，并介入朦胧诗的奥秘所在。《乌篷船》可以看出杨炼的长句子中带着思考的力量，从历史深处绵延而至：“只有这一双双痛苦的手紧握在一起／才能连接到黑暗大陆的边缘／只有这一双双黯淡的眼睛都变成黑黝黝的太阳／我的蔚蓝的开花的日子才会到来。”

1982年，杨炼发表长篇文化史诗《礼魂》，这部组诗由《半坡》、《敦煌》和《诺日朗》构成，全诗气势磅礴，从古老的文化起源到文化的内在精神，从物化的文明到人化的自然，从人类生命历经的磨难到不屈的精神超越……他试图写尽一种文化的生存史。如果认为杨炼不过是在演绎中国古典哲理，那就是把他的创作看得过于简单了。没有人像他这样，把历史想象作为诗歌灵感的不尽资源，这需要才、胆、识、力。他的偏执狂般的热情，激活了“复古的共同记忆”，但却并不是回到已死的过去，而是以现代思辩给远古文化史重新编目，找到文化新的再生点。那种急于说出历史真相的焦虑感，不断地激发杨炼用越来越长的句式与历史进行沟通。确实，通过对文化的重新读解，他几乎创造了相当完整的历史通灵论思想，他能把一种文化的末世学与历史创生的愿望恰当结合起来，在对历史的悲悯中总是透示着信念：“影子在脚下，道路像树一样冥思／……从墓碑到襁褓，仅仅一步／我们腐烂了，又穿过腐烂，跨出自己。”杨炼狂热、偏执、倔强，他为那个时期的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想象空间，也许他过于依赖智力，过分偏爱典籍，人们可能不喜欢他的诗作，但不能否定他的开拓与毁灭的双重意义。就后者来说，他使朦胧诗后的群体不再误入歧途，而是与80年代后期的历史结合得天衣无缝。多少年过去了，杨炼长发披肩，还怀抱着他那依然塞满了典籍的长句子，没有人再能忍受他的繁复深奥，但他自己忍受住了，所有的诗人都已经一反常态，只有他还在为“朦胧”赎罪——他拒绝“腐烂”，拒绝“跨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