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探索二三个崛起对现实的回答

虽然《今天》在1980年停刊，但“今天派”的诗人开始在正式出版的各种刊物上发表诗歌，如《星星》、《安徽文学》、《上海文学》、《萌芽》、《青春》、《丑小鸭》等刊物，都以不同的篇幅登载了他们的作品。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也在1979年发表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并且在1980年第4期以“新人新作小辑”的形式，发表了15位青年诗人的诗歌；紧接着第8期发表了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王小妮等人的一组诗歌（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新诗史》（修订版），第177页。）；由此也引发了对这类诗歌的争论。

最早关于朦胧诗的讨论的文章可能是公刘的《新的课题》（1980）。公刘对这一代青年诗人的艺术特征和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这代诗人的理解。随之，《福建文学》自1980年开始，以讨论舒婷的诗为导引，就这批诗人的创作展开了长达一年的争论。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对这批诗人进行严厉的批评；之后诗坛就诗的“晦涩”、“难懂”展开对这一诗潮的争论，由此确认了对朦胧诗的命名。对青年一代诗人进行肯定的当推“三个崛起”：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诗刊》1981年第3期发表福建师大孙绍振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3年初，当时最具前卫性的杂志——兰州的《当代文学思潮》发表徐敬亚的重头文章《崛起的诗群》。这些文章把朦胧诗的出现看成一次诗界的划时代变革，朦胧诗的崛起被理解为是中国诗人第一次以个人的声音表达思想和情感，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考，它有力地冲破了那些不合理的陈规旧范，诗不再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再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徐敬亚还从朦胧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如结构、节奏、韵律等）方面对朦胧诗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揭示出朦胧诗所具有的较高的艺术水准。

作为朦胧诗最重要的代表诗人，北岛（注：北岛（1949—），祖籍浙江湖州，出生于北京。本名赵振开，曾用笔名北岛、石默。1978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1990年之后旅居美国。曾数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著有诗集《北岛诗选》（1986）、《零度以上的风景》（1996），随笔集《时间的玫瑰》（2005）等。）的个人诗集《北岛诗选》直到1986年才正式出版，这确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自70年代末起，北岛的名字就成为朦胧诗运动的象征。北岛前期的代表作有《雨夜》、《回答》、《宣告》、《红帆船》、《结局或开始》、《走向冬天》等。他的诗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具有鲜明的怀疑与否定的精神，以及那种毫不妥协的拒绝与超越的批判意识。对于从“文革”的极左路线阴影底下走出来的一代中国青年来说，北岛的诗歌表达了他们的内心愿望。人们面对过去的历史，一时还找不到思想的起点，北岛则率先给出了他的回答。他的诗隐含着对过去的那些神化真理的大胆质疑和否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我不想安慰你／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红帆船》）；“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回答》）。

北岛的诗歌在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它以昂扬的格调创造了一个表达个人信念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北岛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的困境，他知道说出个人的信念要承受强大的精神压力，也知道自己置身于一个永久性的悲剧情节之中。他以坚定的笔墨率先描述了“大写的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笔下的这个反英雄的个人恰恰成为了那个时期的英雄，他的“人”是一个焦虑的殉难者，一个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的悲剧主角，赤着脚在长满荆棘的大地上奔走。一种来自尼采的悲剧意识和屈原式的天问，使北岛反抗绝望的祈求反倒有一种不屈的力量：“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宣告》）；《红帆船》的后半段写道：

如果大地早已冰封

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

走向海

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

就让我们面对海

走向落日

不，渴望燃烧(www.xing528.com)

就是渴望化为灰烬

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你有飘散的长发

我有手臂，笔直地举起。

北岛的诗感情充沛，怀疑、否定、不屈的精神以及悲剧意识，使他的诗有着一种内在的理性力量。也许北岛意识到他的诗承载着过重的历史焦虑，那种企望说出历史真相的压力，使得他总要扮演哲人和布道者的身份，因而他的诗也有摆脱表意焦虑之后的平静。在一系列的高昂格调之后，北岛的诗有一种沉静的情调出现，它们像如歌的行板，又转向另一片情感的空地。如上面引述的这首诗，在“渴望燃烧”与“化为灰烬”的强烈情绪之后，突然转向“只求静静地航行”，并且出现抒情意味浓郁的“你有飘散的长发……”利用语词转折的力量，把思想和情感突然推到远处或是引领到一个开阔的地带：“手牵着手／我们走向前去／把自己的剪影留给天空。”前面是非常平淡无奇的句子，而“把剪影留给天空”则使全诗的意境突然开阔。他的诗非常讲究节奏和韵律，情绪变化层次分明，那种理性的力量与明朗俊逸的情调结合得恰到好处。

舒婷和顾城在当时是以真挚清新的风格获得读者的欢迎。生于福建海滨城市厦门的舒婷（注：舒婷（1952—），福建厦门人，原名龚佩瑜，出版的诗集有《双桅船》（1982）、《舒婷顾城抒情诗选》（1982）、《会唱歌的鸢尾花》（1986）、《始祖鸟》（1992）、《舒婷的诗》（1994）。）曾有短暂的插队经历，1972年返回厦门当工人。她在插队时就开始写诗，并得到蔡其矫的指导。在70年代末与北方的诗人北岛等有密切联系，这使她成为《今天》的作者。她的诗因而迅速在北方流传。舒婷在这代诗人中较早被社会承认。1979年4月《诗刊》发表她的《致橡树》，引起诗歌界的关注。1980年，《福建文学》就对她及朦胧诗的看法这一话题展开长达一年的争论。1982年，她的《双桅船》出版，并获中国作协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的二等奖。她与顾城结集出版的诗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传颂一时。

舒婷的诗情感丰富细腻，而又始终有一种清纯明净的气息。她的诗其实并不怎么复杂，只不过执著于表达个人的内心情感而采用了多种隐曲的修辞手法，但正因为此，在当时却具有打开人们心灵窗户的功效，并且在艺术上显示了与正统诗歌截然不同的形式。这应该是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过于封闭压抑而反衬出了它的革命性。舒婷是80年代最早正视个人内心情感的女性诗人，她的诗中总是隐约呈现着一种不可知而又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而一种女性的哀愁带着祈祷穿越于其中，最终获得无可奈何的解脱，这可能就是舒婷的诗最具魅力之处。她的代表作如《致橡树》、《会唱歌的鸢尾花》等，就表现了这种特点。舒婷的诗经常直接描写自然景致，它们总是寄寓着女性的情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坚定追求：“歌吟的阳光，攒动／如金茸茸的蜂群／千姿百态的丛枝茁叶／千姿百态地燃烧闪烁／色谱般扩展的山岚／向晴空漫射……”舒婷后来可能是迫于社会的批评，也写了一些格调高昂的诗歌，如《土地情诗》、《这也是一切》、《祖国，我亲爱的祖国》等，但显得比较勉强，不能说是成功之作。评论界通常认为，1982年出版的《会唱歌的鸢尾花》是她从浪漫到现代的一条分界线（注：陈仲义：《中国“朦胧诗人”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9页。），但转向现代的舒婷并没有特别出色的作品问世。舒婷此后几乎搁笔，作为一个率先把个人情感引入诗歌的女诗人，她的诗是一种开拓，也是一个过渡，她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随后的女诗人则开始直率地表达女性的“性苦闷”，咀嚼“病房意识”，这就不是舒婷这种“歌吟阳光”的风格所能唱和的了。

作为北京人的顾城却有着异常细腻敏感的诗情（注：顾城（1956—1993），原籍上海，出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下放到山东和东北农场，1974年回北京，做过搬运工、锯木工、临时编辑等。“文革”期间开始写诗，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在《今天》发表诗作后引起反响。1987年5月应邀出访欧美等国，1988年赴新西兰访问讲学，后隐居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1993年获伯尔创作基金，并在德写作。1993年在新西兰自杀身亡。出版的作品有《黑眼睛》（1986）、《英儿》（1994年元月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与谢桦合著）、《顾城诗全编》（1995）、《顾城的诗》（1998）等。），也许这与他早年随父亲下放到农村有关，乡村的田园生活在他孩童时的记忆里蒙上了一层纯净优美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后来的诗情与风格。顾城早慧，十多岁就开始写诗，颇具哲理情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父回到北京。他做过短暂的临时工，如木匠和搬运工之类。这时候的诗作较多，也流露出一些对社会的批判意识，但更主要的是沉浸在他的幻想天地里。在这个时期，很少有诗人不关心外面的充斥着矛盾和变革的社会，但顾城却一如既往地回避社会现实，他把对自然的感受和记忆作为诗歌的基础，以此来构造他的超越现实的梦幻世界。顾城认为：“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他的梦想之一是“要用心中的纯银，铸造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顾城的作品有《黑眼睛》、《雷米》、《城》、《水银》、《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墓床》以及死后出版的小说《英儿》等。

顾城始终以孩子气十足的眼光来注视着世界，他的诗有一种清新可人的气质，那么脆弱而又倔强地表达个人极其幼稚的感受：“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我的心爱着世界》）；“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纯朴天真，崇尚人与自然的亲近，对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刻画得生动细致。在顾城的大多数诗作中，传统的比兴手法像是从他的唯自然主义态度里随意流露出来的趣味，单纯、异想天开，洋溢着童稚的豪气与可爱。一些朴素的哲理从顾城的诗里流露出来，那么平静而又隽永：“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但顾城绝不是为时代寻求真理，他只生存于他个人的世界，乐于扮演长不大的角色：“最好是用单线画一条大船／从童年的河滨驶向永恒”；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把他的世界和社会历史严格区别开来，把自己当做自己的小世界中的国王，在那里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一切：“我想，到空旷的海上／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随着我／游向陆地”，这些平淡稚气的诗句，把童年的幻想转化成顽强的自恋，使顾城完全沉浸在他的个人世界里：“我喜欢靠着树静听／听时间在木纹中行走／听水纹渐渐地扩张／……我被雨水涂在树上／听着时间，这些时间／像吐出的树胶／充满晶莹的痛苦／时间，那支会嘘气的枪／就在身后。”（《倾听时间》）

顾城到底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还是一个善于表演的人，这一直是个难解之谜。顾城头上长期戴着一顶类似回民的白帽子，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或不谙世事。80年代后期，他开始在海外做行吟诗人，创作已经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1988年起，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定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据说他养了几只鸡，偶尔到市场上去卖鸡蛋。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的激流岛，顾城挥刀砍死妻子谢烨，而后自杀。曾经打动一代中国青年心灵的诗人，最终以一个杀人凶手的形象结束自己的写作，这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最为惨痛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