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开启朦胧诗的精神向度

把朦胧诗看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起点，这可能是一种暧昧而吊诡的做法。新时期是一次主流文学的命名，而朦胧诗在其萌芽阶段，却是产生于对主流思想文化的怀疑与潜在反抗，经历过“自我”与“时代精神”之冲突的论争，朦胧诗又一度成为新时期主流文学最有力的前卫。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朦胧诗人都以不同的形式与主流文学相疏离。不管后来的所谓的后朦胧诗或第三代诗人以何种方式反抗北岛们的朦胧诗，他们骨子里都还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保持着与当代主流文化之间的距离感，以及精神气质方面的“另类”。但在“文革”后的80年代初期，朦胧诗的个人声音，带着中国文学从未有过的思想情感和新奇语汇呈现于世，给予中国人对自我的认识以强烈的震撼，对时代具有不可阻挡的开启性意义。朦胧诗冲决了历史禁锢，它也必然面向未来，这样的未来恰恰标示着新时期文学变异的方向。新时期的文学主潮实则是一个表面现象，在其最初发韧的那些流向中就隐藏着分化和变异的力量。这也说明，当代文学的主潮汇集了不同的流向，其中有潜流涌动，甚至这些潜流推动着主潮的流向。朦胧诗在精神气质上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似乎如此不相协调，但却如同蛰伏于其中的精灵，既显示其内在活力，又预示着未来的变异。

与朦胧诗同时，“归来的诗群”以其贴近这代人的经验来表达他们对时代的感受，他们书写了逝去的年代留在这代人身上的创伤，相信现实可以伸展出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他们更愿意与现实共进退；而更年轻的朦胧诗群体则更愿意以自己的努力和判断去开创未来。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这代人要用他们的方式去获得今天的“通行证”。历史结果已然证明，80年代初的这两个诗歌创作群体，到后来显示出了更鲜明的分野：朦胧诗向着另一条道路走去，而“归来的诗群”，也以自己的方式融合进了主导文化（注：确实，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这个来自威廉姆斯的概念用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中确实也有疑虑，当代中国的主导文化也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异之中，它与崛起的文化之间的融合关系显示出更为复杂的局面。）。正如伤痕文学也存在着历史化与重新历史化的张力关系一样，诗歌中也是如此，朦胧诗终究是向着“重新历史化”和“去历史化”的方向发展，历史最终显示出朦胧诗这一进向在当代文学／文化变革中的实质性意义。(www.xing528.com)

从总体上来说，80年代的诗歌的历史敏感性是由朦胧诗表达出来的，而这一历史敏感性，也是中国其他任何时期的诗歌所不具有的意识，它如此真切而深刻地把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与社会的巨大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时过境迁，我们再说朦胧诗在艺术上如何简陋，在思想情感方面如何夸张，都不是客观的态度。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这种诗歌，才能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生生不息的艺术精神和它所昭示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