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王蒙对文革后的独特反思

在伤痕文学庞大的书写部落中，王蒙似乎与众不同，他的不同之处，也似乎一直没有得到阐释。王蒙看上去始终是伤痕文学的弄潮儿，但他的写作与伤痕文学的主流却存在一定的偏差，始终保持着特殊的个人敏感性。上世纪50年代，王蒙被打成右派，“文革”后复出，曾写有《在伊犁》和《新大陆人》等正面突出主人公乐观情绪的作品。但王蒙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是对经历过历史劫难的个人，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所可能发生的变异的探究。例如，老干部复出后的权力再分配，并不会使历史天然地具有合理性，质疑历史的必然延续性是他坚持的主题。从1978到1980年，王蒙先后发表《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夜的眼》《春之声》和《布礼》、《海的梦》、《蝴蝶》。在这些作品里，王蒙并没有以他的书写使历史合理化，也没有竭力去展示苦难或表达人们的忠诚，而是关注这些人的内心世界，以此表达“文革”后依然存在的当权者与人民的界线问题。他在这一时期思考的主题游离于当时的伤痕文学主流。可以说王蒙延续了他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思想有着更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这些主题在当时的独特性——尖锐的反思——基本被忽略了，因为很少有人具备王蒙那样的怀疑精神。《悠悠寸草心》最早注意到复出后的老干部是否能为人民谋利益的问题，唐久远对领导生活的热心与对平反冤案的冷漠不过是众多的老干部复出后的写照。王蒙对官僚主义采取怀疑态度，对那些革命年代的人们被政治愚弄的实质也看得相当清楚，谬误不是某些人造成的，而是在历史事件表象掩盖下的人性本身——王蒙潜在的怀疑思想通常是欲说还休，并且掩饰在一些眼花缭乱的意识流一类的小说技艺之下。

《夜的眼》讲述一个到北京参加文学作品讨论会的作家，受当地领导之托，请求一位“朋友”批条子提供汽车零配件的故事。小说着力表现人物在那种处境中的心理意识，表现人物对周围环境的反应和他对自己行动的思考。在人物对城市之夜的恍恍惚惚的感觉中，流露着作者对“文革”后干部队伍的特权，以及权力与利益构成的关系网络的批判。同时这里也隐藏着城市与地区差别的主题。边远小镇的人还在为“羊腿”操心，城市的人却在公共汽车上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民主”；边远小城的领导对于城市官僚的儿子来说，不过是不足挂齿的外地人而已。这篇小说巧妙地谈到“羊腿”与“民主”的对立，实际上是作者寄望于务实的民主：“但是民主与羊腿是不矛盾的。没有民主，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走。而不能帮助边远小镇的人们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的民主则只是奢侈的空谈。”在这里王蒙表达了民主应该关注中国现阶段所面对的实际问题，例如这里提到的权力利益集团的特权问题。如果联系《悠悠寸草心》来看，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王蒙思考的焦点。

《春之声》在发表时曾引起较大争议，有些批评者对这种过分侧重于心理活动，并且叙述随意跳跃的写作方法持怀疑态度，觉得这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相去颇远。这篇小说写一个出国考察刚回国的知识分子，乘火车回老家探亲的故事。整篇小说都在描写他在火车上的心理活动。在主人公眼里，火车上拥挤不堪，秩序混乱，愤恨不平情绪随处可见。这与干净整洁的德国街道相比，至少落后半个世纪，他的心中对家乡的眷恋与眼前拙劣的现实构成尖锐矛盾。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具有讽刺性：“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正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这辆闷罐子火车正是对当代中国的寓言性写照，王蒙在他的叙述中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指出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并且，火车上出现一个抱着小孩还在读德语的年轻妇女，这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种新时代的清新气息和生命力。作者写道：“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这就是王蒙，既揭露现实的困境，又不失时机地给出希望，他并不粉饰现实，但他在对黑暗现实的描写中总是透示出无限的光明。

被认为意识流色彩较重的小说《蝴蝶》，讲述一个老干部官复原职旧地重游而浮想联翩的故事。小说的叙述限定在主人公张思远坐吉普车回城的路上，在这里展开过去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个人的家庭生活完全被卷进时代的政治运动，夫妻离异，儿子反目，张思远自己从高官坠落为阶下囚，后来成为偏僻山区的一介草民。这个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也就是对中国政治运动史的深刻反省，以至于似真似梦，恍惚不定，有如“庄周梦蝶”。如同王蒙其他写反省“文革”的小说一样，他未必注重去书写那些老干部人生经历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的合理性，他关注的是这些权势者从极左路线的合谋者，变为后来的受害者。王蒙始终警惕并关注权势者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在《蝴蝶》中，张思远后来想与秋文修秦晋之好，遭到秋文的拒绝，这似乎很不合情理，但对于王蒙的小说叙事来说，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王蒙需要借助秋文之口说出这种距离，指出权势者与人民之根本不同。王蒙通过秋文对张思远的拒绝，提示了一个历史的裂痕，一个历史与个体之间的裂痕。同时作者也指出，尽管如此，人民依然希望权势者能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文革”结束了，并不意味中国的政治问题就解决了，王蒙对此是深以为虑的。这是王蒙与同代作家的不同之处，他没有重述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重返历史的合法性，以及他们救世主般的神化地位。他并不认为历史问题可以如此轻易地解决，而是用质疑的眼光去审视这种合法性内在的裂痕。

在当时，王蒙的质疑深刻而隐晦，他运用艺术形式来掩盖他的思想质疑时，获得的是一个艺术上的收获。他率先把历史叙事和个人的内省意识结合起来，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使他的小说迅速跃进到一个较高的艺术层次。人物的心理刻画，小说的时空和结构，富有色彩和质感的语言，给叙事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当然，王蒙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形式变革的需要，而是他意识到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意义，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用传统的方式难以表达。他通过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把那种复杂性呈现出来。有时候，形式本身也是内容。王蒙刻画的那些在“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人们，那种恍恍惚惚的心理，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犹疑。《夜的眼》与《春之声》中的普通人是如此，《蝴蝶》中的副部长张思远也同样如此。现实并不是断然地拒绝了过去，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一个划时代的开始。在王蒙的叙事中，人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所谓的完全与过去决裂的时代，却在人们的意识中，在想象和回忆中，在质疑和辨析中，不断地被过去所侵入，或者说，过去还是那样深刻地影响着现在。(www.xing528.com)

王蒙作为新时期最敏锐的一个作家，与历史主潮似乎有所偏离，这说明主潮也并非是整全统一的。王蒙的这种偏离使他的作品具有更长久的历史反思性意义，也表明主潮内在总有越出主导统一性的那种超前的意义。他在意识流小说系列中，试图去揭示个人与自身的历史可能分离这样一个独特的主题。他笔下的人物并不能从历史中脱身出来，也无力站在意识形态给定的批判“文革”的高度，他宁可让他们彷徨，对未来有所疑虑。那些经历依然构成困扰他们的根源。那是作者个人的经验、观察、感悟和思考。

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这部小说讲述一个旧式的中国知识分子倪吾诚在新旧社会历经的精神困境。倪吾诚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小说隐含着审父视角，也许可以说是王蒙借对父辈知识分子的审视，来思考中国自五四以来的启蒙是否真正能拯救中国之未来这一问题。仅仅从倪吾诚这一形象来看，王蒙对此问题的答案是持怀疑态度的。隐而未发的意义还在于，王蒙还是相信中国知识分子只有接受了共产革命的思想，才能真正扎根在中国大地上。这一思想出自他骨子里的“少共情结”。孟繁华与程光炜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认为，王蒙的小说一直框定在“青春”与“老干部”这两个视野中。但我以为不限于此，王蒙通过这两个视野，还在思考更深刻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依据是什么。他还是相信信仰是一个人存在的根本，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主体（老干部、知识分子）存在的根本。他坚持认为，少共的信仰和青春激情，乃是中国走向未来的根本动力。而王蒙对老干部始终持有却又隐而不露的怀疑在于，他认为他们身上的信仰和激情已经所剩无几。或许多年之后，王蒙又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重温这种“少共”的信仰和激情。然而，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信仰和激情亦不再可能有原初的本质，而会成为当下实践的产物。像王蒙这样具有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的作家并不多见，但他却因为过于敏锐看透了现实给定的限定，总是笔锋一转而未能彻底，这不能不说有些遗憾。当然，这是事过境迁的苛责。

80年代中后期，王蒙的写作又一次发生变异。他以他的艺术探求，以他的思考，对文学面临的重大转折保持着清醒的意识。他在这个时期写下的一系列小说，例如《冬天的话题》、《来劲》、《一嚏千娇》、《十字架上》、《球星奇遇记》等，拒绝关注重大主题，故事情节散漫。他在尽可能嘲弄现实的同时，也毫无顾虑地展开语言的修辞学游戏。王蒙在意识到“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时候选择了语言修辞策略。这些作品机智幽默，无拘无束，显示了他惊人的语言才能。如果说王蒙过去的笔下人物还承载着历史重负的话，现在，他的人物已经是一个摆脱了历史（反抗历史）的此在符号。他们在某个情境中突然产生强烈的表达欲望，他们的话语没有真实的历史所指，只有能指自我呈现的快乐。摆脱了历史重负的王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在语言的系列修辞策略中，享受着一种艺术上的变异效果。他几乎是突然以这种方式与自己，与他的同代作家，与同时期的整个文坛相离异。人们会说，王蒙聪明过人，他那时身居高位，再也不可能批判现实或反思历史，他宁可让自己从文本中遁匿，只留下一大堆语词的游戏。但是同时，人们也不能忽视他写于这一时期的与现实有关联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在整个新时期，作为一个作家，王蒙虽然境遇特殊，但不管是艰苦的环境还是华丽的舞台，他的内心都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在骨子里是一个写作的人。

数年后，王蒙又在他的“季节之旅”中重温历史记忆（注：90年代，王蒙写下一系列以“季节”命名的作品，又称“季节三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在90年代，历史叙事正在变异和消解，其格调与方式已经大异其趣，王蒙的这种努力与其说是眷恋，不如说是一次顽强的补课和还愿。但他无法修复历史。我们虽然可以被那种激情和流畅的叙事所打动，但历史已经无法在场，因为历史的总体性已经解体，重新“历史化”正在以历史祛魅的方式进行。然而，王蒙依然怀有真诚的历史情怀，依然对消逝的历史有不变的情怀，这是一种虔诚的哀悼，还是无可奈何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