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从拨乱反正到历史反思

尽管从时间上来看，伤痕文学要略晚于朦胧诗，因为朦胧诗有一个比较长的“地下时期”，但伤痕文学真正是新时期文学主流的起源，这在于它的叙事是典型的历史叙事，它一开始就致力于修复和建构现实主义的总体性。

伤痕文学是“拨乱反正”的时代精神的产物，但一开始并未得到正统思想的认可，因为左倾路线的影响还根深蒂固。伤痕文学以暴露为主题，这与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它揭露的对象局限于“文化大革命”而已。这在当时持正统观念的人看来，具有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消极意义，虽然揭露“文革”并把罪恶限定在“四人帮”身上，是时代迫切需要的意识形态。从冯牧在《新时期文学的广阔道路》一文中的说法，可以看出当时对伤痕文学所持的态度。冯牧指出：“当初那种由于这类作品有时还不够完美就斥之为‘伤痕文学’而加以贬抑的论断，经过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已经被证明是并非实事求是之论。现在，我想是已经到了可以对那个时期所出现的大量反映了亿万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心理、欢乐、痛苦、愤怒和理想的文学现象做出公允评价的时候了。”（注：冯牧：《新时期文学的广阔道路》，原载《人民日报》1984年9月24日。）可见伤痕文学在最初还是一个贬义词，用来指斥那些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文学作品。从1978年开始，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翻“两个凡是”已经势在必行。随后，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给出“十年动乱”的结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伤痕文学开始受到领导层的肯定。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伤痕文学在正式的场合开始受到高度赞扬：“被称之为‘伤痕文学’的一系列带有浓重悲壮色彩的中短篇小说扣动了亿万人民的心弦，在新时期文学中起了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作用。”（注：参见《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伤痕文学之所以被看做新时期的起源，在于它在两个关键点上给时代的思想解放提供了情感基础。其一，揭露“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广泛而深刻的灾难，并把所有罪恶的根源都指向“四人帮”。其二，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重新确立了历史的主体和主体的历史。后者在人们的长期研究中是被忽略的环节，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并未受到充分关注。詹姆逊在研究格雷马斯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理论时指出，历史主体及其主体意识的再生产，可以由一系列能动的关系项构成，例如生成、投射、补偿、抑制、置换等等，表面实现的文学结构，其内在隐含了大量的难以想象和难以言说的深层结构。这就是詹姆逊反复揭示的文本的“政治无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当意识形态的封闭模式试图重构时，这些能动性的因素就坚持不懈地把我们引向文本完全无法控制或掌握的传达特殊信息的那些矛盾张力。因此，詹姆逊写道：“通过根本的历史化利用，那种逻辑封闭的理想，起初似乎与辩证思维不相协调，现在证明是揭示那些逻辑和意识形态核心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而这些核心又正是某一特定历史文本所不能实现或反之所竭力遏制的。”（注：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在这里，我们试图去发掘“文革”后的历史化如何通过主体的建构得以展开。

伤痕文学的先驱当推刘心武。刘心武后来有“伤痕文学之父”的称誉，尽管这个称誉似乎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但他为新时期反思“文革”所起的奠基性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班主任》被誉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株报春的新笋，是新时期文学潮流当之无愧的发韧点”（注：滕云：《新时期小说百篇评析》，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这篇小说以一个班主任的视角，来看几位学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精神状态，揭示“文化大革命”实行的文化专制给中国一代青少年带来的恶劣影响，从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流氓式的男孩宋宝琦，他愚昧无知，不学无术，自甘落后，偷窃抢劫，欺骗撒谎，总之是一个地道的坏小子。在班主任张俊石的眼里，这个男孩是被“四人帮”推行的毁灭知识文化的极左路线戕害的产物。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于此，宋宝琦不过是看得到的、一目了然的坏孩子；而另一个看上去进步的好学生，则可能受到“四人帮”的毒害更深。这就是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谢惠敏。她是一个本质纯正、品行端庄的好学生，严格要求自己，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向往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但实际却是一个思想僵化、眼界狭隘、没有任何判断能力的盲从者。她的头脑已经被“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所控制，年纪轻轻就时刻不忘“警惕”、“批判”、“斗争”之类的观念；她认为穿短袖衬衫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凡是国家书店不出售、图书馆不外借的书，就是“黑书”、“黄书”。她与宋宝琦一样，认为《牛虻》是一本不该看的“坏书”、“黄书”。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重振教育显然是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刘心武的这篇小说揭示“四人帮”的文化整肃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也表达了重估既定价值观的愿望。谢惠敏式的好学生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时代，而新的价值观则有待于拨乱反正重新确立。《班主任》发表后，作者收到两千多封读者来信，可见社会反响之大。

小说揭示的“伤痕”的独特性在于，它铭刻在年青一代的精神状态和心灵上。历史被高度概括，凝聚成可以把握的核心要点，那就是“四人帮”是“文革”的罪魁祸首，“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产生了恶劣的后果。现在，一切都明朗了，“救救孩子”的呼声由同样获得新生的一代青年作家提出，历史一经改变，人们的历史地位和功能也迅速发生变化。曾经也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刘心武们，突然间看清了历史的真相，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然而，伤痕文学并不完全是中国作家的自觉意识的产物，他们是在被给定的历史语境中思考。在后来的历史变动中，他们的思想从这些起源逐渐剥离，开始更加具有主体性。

刘心武继《班主任》之后，连续发表《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爱情的位置》、《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如意》等作品，这些作品都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其中以《爱情的位置》反响最为热烈。这些小说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总是简单而直接地把“四人帮”确定为历史的罪魁祸首，从而使一代作家获得重写历史和批判历史的权力。尽管遵循给定的框架，但作家还是一步步加入了自己的思考。从描写伤痕转向探究爱情和人性，从中可以看到变异的历史轨迹。反思的闸门一旦开启，就会有更激烈的行动付诸实践，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走着一些冒险者。那时对“文革”反思最尖锐的作品，例如《苦恋》、《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等等，都在不断地冲击禁区，使新时期充满了潜在而紧张的氛围。很长时间内，即使思想解放运动在持续推进，这些尖锐反思“文革”的作品，也依然被看成是异端。(www.xing528.com)

80年代初期的那些思想张力是由政治色彩较浓的文学反思表达出来的，但大多数作家保持了一种审慎的态度，他们与新时期正在建构的历史保持了协调的同步。在这样恰当的历史距离之间，他们也非常有效地扮演了反思历史的主体的角色。当然，作家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独特的，总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出特殊的异质性的经验，它既构成了历史潮流的一部分，又推动了潮流的变动。

伤痕文学的命名缘自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一个信奉革命真理的女孩，在母亲被造反派揭露出是革命的“叛徒”之后，立即断绝了与母亲的关系，离家出走。但她由此也承担着母亲的政治过错给她造成的后果，在政治上无法进步，与相爱的男友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她只能放弃一切美好的希望，独自啜饮母亲给她带来的所有的痛楚，一个人孤苦伶仃，痛苦地生活下去。粉碎“四人帮”后，她才知道母亲的问题乃是冤案，怀着激动和难过的心情星夜赶回家看望久别的母亲，但母亲却因为遭受精神与肉体的迫害，在女儿快要到来前的几小时内去世。小说写出了父辈对共产党的忠诚，却惨遭“四人帮”迫害的不公，以及青年一代所经历的蒙骗及付出的代价。小说虽然还嫌幼稚，但也十分简洁细致，人物悲剧性的命运可以在一些细节的刻画中真切地呈现出来，比如女儿王晓华在太平间看到死去的母亲：“她的瘦削、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头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一条条伤痕，而眼睛却还一动不动地安然半睁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小说发人深省地指出，“伤痕”不仅仅印在父母辈的身上，也铭刻在青年一代的心灵上。

政治的严酷迫使青年背弃了家庭伦理，伤痕印记在母亲的额头上，也刻在母亲的生命年轮上。但是这篇关于青年一代的心灵伤痕的小说也写得很暧昧，王晓华背弃了母亲，但这个“背弃”行为是作为历史的罪恶来体现的，个人没有责任，甚至个人只是一个创伤的承受者。小说在反思“文革”，批判所谓的极左政治时，没有反思人性，更没有反思中国人在那个时期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把伦理与人性问题全部归结成政治和历史问题之后，这种叙事才获得了时代所需要的意义，才具有历史性的思想冲击力。伤痕文学倾诉苦难的本质就在于政治控诉（批判“四人帮”）。通过把仇恨记在“四人帮”的账上，把痛楚留给历史与政治，蒙受着心灵伤痕的青年一代，作为一个受害者而被赦免，并且作为有历史创伤因而也是有历史经验的一代人，有了走向未来的资格和勇气。小说的结尾写道：“静静的夜，黄浦江水奔流着。她觉得身上热血在沸腾，猛地，她拉起苏小林，朝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是那个时期几乎所有反思“文革”的作品都持有的思考方式，通过集体对少数几个“罪魁祸首”的政治控诉，赦免个人，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及人性的问题被悬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