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三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探索

经历过“文革”初期狂热的红卫兵运动，1968年之后，迎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量的中学生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对于成长中的青年人来说，这既是一次豪迈的人生考验，又是一次别离家乡父母的痛苦选择。政治的豪情壮志退去之后，他们开始在艰苦的农村经受着日复一日的孤独与苦闷。在这种生活境遇中，只有文学是他们度过蹉跎岁月的精神食粮。寥寥可数的几部电影反复播放，十个样板戏不断重复演出，在那个时期的农村，每逢放电影或是有剧团来演出样板戏，依然总像是盛大的节日，那是群体集会生活的唯一形式，青年男女在这时都显得无比兴奋。因为快感的实现途径极为有限，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形式，也能给予青年人以巨大的快乐。当然，相比较起来，文学是更为内在、更日常、更具个体特征的精神生活。事实上，在“文革”后期的知识青年时代，文学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文艺形式。书籍的流传和交流都要方便得多，文学写作成为那个时期青年人思想和情感升华的最重要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文学书籍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流传，虽然“文革”时期的图书馆大都封存，书香之家也都被抄得七零八落，但流落出来的书还是有一些。甚至普希金和拜伦的诗集都可以找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司汤达的小说，茅盾、巴金的作品都在暗地里被阅读。在“文革”后期的北京，一些文学沙龙聚集了一批颇有思想的青年人，这个圈子里相互传看“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灰皮的“内部读物”（供高干阅读），这些读物被称为“灰皮书”。（注：20世纪60年代，中苏展开激烈论战，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批“灰皮书”，即“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等。）他们还交换“文革”中幸存下来的外国文学书籍。当时对他们有影响的书有：爱伦堡（I.Ehrenburg）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塞林格（J.D.Salinger）的小说《麦田守望者》，克鲁亚克（J.Kerouac）的小说《在路上》，金斯堡（A.Dinsberg）的诗，西蒙诺夫（K.M.Simonov）的小说《生者与死者》等。他们还阅读哲学、政治方面的书籍，例如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罗素（B.Russell）的《西方哲学史》等。另外如《第四十一》、《一寸土》、电影剧本《跟着太阳走的人》、《高空》、《雁南飞》，还有一些政治书籍如《铁托传》、《斯大林传》（托洛斯基撰写）、《新阶级》（南斯拉夫，德尔拉斯）。据说《新阶级》一书在北京各个沙龙中影响甚大。后来北京“内部书店”还出售“黄皮书”，“高干”持特殊证件方能购买。“黄皮书”也开始在圈子中流传，如布隆恰夫的《经理的故事》、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和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柯切托夫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注：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第86页。）

当时在北京的地下沙龙中，以赵一凡主持的沙龙影响较大，这个沙龙聚集了郭路生和后来形成朦胧诗创作群体的白洋淀诗群的主要人物。杨健认为：“赵一凡是同新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注：同上书，第87页。）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诗人非郭路生（食指）（注：郭路生（1948—），出生于山东朝城，祖籍山东鱼台县，5岁随父母迁居北京，1968年到山西插队，期间写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70年进厂当工人，1971年在山东济南入伍，1973年2月退伍，被北医三院确诊为精神分裂。1975年病愈，在北京光电研究所做杂工，与李雅兰（李立三之女）结婚，7年后离异。1990年进入北京第三福利院疗养并劳动。）莫属。郭路生的诗作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命运》、《疯狂》、《愤怒》、《相信未来》等。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出一代知青的绝望、挣扎和希冀：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首诗所署日期是1968年12月20日。那一天，北京站一列西去火车满载插队的知青去往山西，站台上人群涌动，锣鼓喧天，送别的亲友来来往往，父母亲友们难以平静，泪眼婆娑，甚至失声痛哭。北京25中67届高中毕业生郭路生就在这列车上，就着昏黄的车灯，他在一张白纸上即兴写下诗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那一年郭路生20岁。这首诗写出了别离的伤痛，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主题，但在这样的年代，如此真切的个人情感已经难以在中国诗歌中得到表现。诗歌突显的是别离的情感对母亲的伤害，明写的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实则暗示母亲的心比“我”的心还要痛苦。这是一幅亲切却绝望的图画——“我”的无助与母亲的无助。

1969年9月24日，郭路生写下《相信未来》。这首诗紧紧抓住了一代人的心灵。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那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满怀着希望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象失恋的泪滴一串串滚落下来，

我仍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注：原载《今天》第2期，《诗刊》1981年第1期。关于《相信未来》有多个版本，这里以《今天》和《诗刊》正式发表的为准。）

据说这首诗与郭世英（郭沫若的儿子）之死有关。郭世英（1942—1968）“文革”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由他发起并形成了一个叫做“太阳纵队”的文艺沙龙，参加者有郭路生，还有牟敦白、张朗朗等，他们经常通宵达旦探讨当时一些敏感的哲学问题和文学观点。“文革”期间这个沙龙被查禁，参与者中有不少人被逮捕。郭世英在1968年4月被北大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张朗朗流亡南方，在好友王东白的本子上写下“相信未来”四个字。郭路生以此为题，写出这首《相信未来》，（注：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90—93页。）表达出一种在悲怆和伤痛中不屈的信念，和对未来的渴望。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西伯利亚囚徒》的影响，其中也有作为知青的一代人独特的自我体验。全诗富有激情，情感也富有层次，那种在坚定和迷茫的交错中穿行的意志、时代的豪迈与个人的忧伤恰切地结合在一起，正是知青心理的写照，也是他们所需要的精神和情感寄托。郭路生的其他诗作中还包含着他个人的情感经验，苦痛的爱情经历也一直构成他诗歌的情感内涵。这些非常独特的个人经验，在那个时代也成为同代人分享的共同体验。

1974年郭路生得了精神分裂症，他写下了《疯狗》：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www.xing528.com)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此时已经是“文革”末期，知青一代人中失望迷惘的情绪更重。随着青春岁月的荒芜，精神与肉体的创伤，他们大多数人不再相信空洞的理想主义，难以再有“相信未来”的勇气。这首诗恰切表达出当时相当一部分知青的心理。徐敬亚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注：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94页。）

杨健认为，郭路生是“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第一人。后来朦胧诗运动中的主要人物，都曾受过他的影响。北岛在一次回答法国记者的提问时，回忆他当时为什么写诗，说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多多后来说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注：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93页。朱湘，1904年出生于湖南沅陵，现代诗人，曾有中国济慈之誉。15岁考入清华就读，后留学美国，25岁时在安徽大学任外国文学系主任。一生桀骜不驯，最后孤苦伶仃。1933年12月5日在采石矶这个传说中李白投江的地方自杀。其诗作《葬我》与一生的传奇为世人传颂。）

当然，我们不能说后来的朦胧诗完全是秉承了郭路生的影响，白洋淀诗派的诗人确实曾因郭路生的诗激动不已，但他们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开创了新的道路。

白洋淀诗派使中国70年代的地下诗歌运动具有了深度和广度。这得益于三位主要诗人在白洋淀形成的一个小小群体：芒克（原名姜世伟）、根子（原名岳重）、多多（原名栗世征）。三人都在13岁时考入北京三中，并同在初一（7）班，在1969年初又一同赴河北白洋淀插队。

在白洋淀诗派中，芒克最早写诗。据说1971年夏季的某日，芒克拿出他新写的一首诗给岳重、多多看，岳重大吃一惊，多多却不以为然，但岳重的反应显然也刺激了多多。随后岳重也开始写诗，而他的诗令多多大惑不解。不久，多多悟到芒克、岳重的诗意味着一种革命。多多后来说，他写诗完全是因为岳重对他的刺激。“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注：有关此一故事的叙述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104页。1996年笔者在荷兰莱顿时常与多多相聚，也当面向多多印证了此事。）

1972年6月，多多送朋友去北京站，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想到一句诗：“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由此他找到自己写诗的感觉，开始动笔。1972年底他已经写有一册的诗集。多多的诗一出手就切入现代主义，那时的诗有《回忆与思考》（5首）、《蜜周》、《万象》（14首）、《致太阳》、《手艺》（以上写于1972—1973年），《教诲——颓废的纪念》、《同居》（以上写于1976年），以及动笔于1973年，完成于1980年的长诗《感情的时间》（注：以上材料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106—109页。）。白洋淀很快成为一个地下诗歌的中心。林莽也是白洋淀活跃的诗人之一，那时北岛经常出入白洋淀，杨炼、严力等人都与芒克、岳重、多多有来往，使白洋淀始终是“文革”后期的诗歌重镇。多多在当时更年轻而才气逼人，他是以一种偏执的精神在写诗，现在可以看到的有此类特征的诗作有《陈述》、《手艺》、《教诲》、《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等。多多的诗包含更多的抽象思想，在当时显得玄奥而引人深思，他把对现实的质疑转化为对外部世界的普遍本质的追问，同时，他已经注意到把诗的形式变化与意义的复杂性表现相联系。例如，《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1972），是那个时期最大胆的作品：

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

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

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

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

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

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

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

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注：《多多诗选》，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1页。）

这首诗中已经没有早先的郭路生那种在绝望中透示的豪情，或者后来的在愤怒中弥漫的痛恨。它属于另一个诗的世界，那是语词的黑暗挤压出的荒诞的事物，它们被一种残忍的情绪所驱使，像无望的队伍行进在世界的尽头。

1973年芒克开始和多多展开诗歌竞赛，被圈内称为诗歌决斗，他们约定，每年年底，要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为了知己知彼，他们相互研究对方的诗。

芒克1970年开始写诗，代表作有诗集《心事》、《泪梦》、《阳光中的向日葵》、长诗《群猿》、组诗《没时间的时间》等。“文革”中，他有影响的诗作有：《致渔家兄弟》、《城市》、《天空》、《冻土带》、《白房子的炊烟》、《路上的月亮》、《太阳落了》、《十月的献诗》、《给》、《街》、《我是风》等。如《天空》（1973）：

太阳升起来

天空血淋淋的

犹如一块盾牌

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

没有人来问我

没有人宽恕我

我始终暴露着

只是把耻辱

用唾沫盖住……

诗写得如此惨烈，颓唐中却有一种放浪的豪气。那些巨大的意象在芒克的笔下如此自如自然。诗人贝岭后来回忆说：“我无法形容自己在70年代末……看到此诗时的感觉，当时我曾下意识地反复吟诵这几句诗，脑子好像被轰炸了，受到强烈震撼，似乎被强迫嵌入一幅色彩强烈的印象派画。”（注：贝岭：《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诗歌》，《倾向》1997年第10期。）芒克的诗始终有一种流畅感，似乎总是一气呵成，倾泻而出。《天空》抓住了一种时代意象和情绪，像是一种预言，预示着历史重大的变故。正是因为在天空之下有这些诗的精灵不屈地活着、思考和写作，中国的历史才会在任何时候都有内在的生命力。白洋淀诗派的圈子在逐步扩大，并且逐渐从白洋淀转移到北京，主要有北岛、芒克、黄锐、赵一凡、周楣英、食指、严力、万之、赵南等。他们不仅写诗，交换阅读诗歌，而且阅读当时各种内部参考读物（如前面提到“灰皮书”和“黄皮书”等）。这些书籍把求知若渴的他们带到一片陌生的思想领域，异域的知识促进了他们思考现实的力度，对思想自由之渴望成为他们诗的内在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