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儿童文学应对三时代挑战！

1949年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布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全面改造和建设的阶段。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也由此进入了它的新的发展阶段。与解放区时期相比，建国后的儿童文学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在于：第一，党和政府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更为全面、直接、有效的重视和领导。第二，解放区的儿童文学家和国统区的儿童文学家汇合到了一起。前者说明时代的政治话语将对儿童文学的具体发展给予明确的指引，而后者则预示了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依然要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博弈。略微不同于主流的叙事文学，儿童文学在这两个方面的汇合要平和得多，也就是说，五四及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文学遗产，在儿童文学方面还是有一些承继。相比较起来，儿童文学没有那么酷烈的战争和阶级斗争叙事，另外还持有对唯美的有限度的追求。

1949年9月，由团中央主办的《中国少年儿童》创刊，其后改名为《中国少年报》。1950年4月，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大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出席了大会并指出：“要多多创作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好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培养他们正确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在《儿童时代》杂志创刊号上的创刊词中写道：“给儿童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培养他们成为祖国建设的优秀人才。”从这些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所发出的号召中，我们可以发现，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主题必然要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1952年12月，全国第一家少儿专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期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多次发表社论和文章对新中国的儿童文学的建设表示关注并提出建议。文化部、中国作协也加入其中。1956年2月，作协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将发展儿童文学正式列入了议事日程，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3月，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也在北京召开，袁鹰做了《争取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繁荣》的发言。同年6月，全国第二家少儿专业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

应该说，在建国后，儿童文学在主导意识形态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下，无论是舆论宣传、作家动员，还是出版机构的成立，都比解放区时期要有极大的进步。这也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与繁荣集中出现在1954年全国第一次儿童文学评奖之后的短短几年里。这次评奖中，有5篇作品获得了一等奖：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短篇小说，1952年）、高士其的《我们的土壤妈妈》（科学诗歌，1950年）、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童话，1950年）、冯雪峰的《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们》和郭墟的《杨司令的少先队》。另还有5篇和12篇作品分别被评为二等奖和三等奖。从这次获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建国初的儿童文学创作体裁和内容较为多样，既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儿童故事，也有适合儿童接受的科普知识，当然也少不了有关政治历史方面的教育，总体上体现了一个较为丰富和平衡的势态。此次评奖不仅是对建国五年来的儿童文学创作成果的一次检阅，也激励了作家们投身于儿童文学创作的热情。一个较为稳定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逐渐形成。这支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早在解放前就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如叶圣陶、冰心、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高士其、金近等；二是建国后脱颖而出的新的儿童文学创作者，如任大霖、任大星、刘真、柯岩、袁鹰、任溶溶等；第三部分主要由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构成，他们在创作中也会时常涉及儿童文学领域。（注：蒋风、韩进：《中国儿童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46页。）

其后，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现了一个繁荣期，在童话方面，有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1957）、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1957）、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1955）、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1961）等；在小说方面有肖平的《海边的孩子》（1954）、刘真的《我和小荣》、（1955）、任大霖的《蟋蟀》（1955）和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儿童诗歌则有高士其的《时间伯伯》（1955）、柯岩的《“小兵”的故事》（1956）、任溶溶的《爸爸的老师》（1962）等；冰心的儿童散文《小桔灯》（1957）和《再寄小读者》在当时也很有影响。除了这些传统儿童文学的体裁之外，像低幼文学、科幻小说和纪实文学等边缘体裁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创作之外，对民间文学的吸收和整理、对古典文学的改造和借鉴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出现了洪讯涛的《神笔马良》（1959）、老舍的《宝船》（1961）等优秀作品。对外国儿童文学（主要为苏联儿童文学）的引进和发展也成果斐然。据不完全统计，自建国后到“文革”前17年间，共计翻译了各类儿童文学作品二百余种，其中小说一百余种，童话五十余种。这不仅丰富了当时中国儿童的精神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本土儿童读物数量和质量不足而造成的窘迫状况。

随着创作的进展，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也从无到有。195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创办了理论刊物《儿童文学研究》，先在内部发行，然后于1959年正式公开出版。这一刊物的创办发行标志着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力量的正式确立。提出过“童心说”的陈伯吹是儿童文学理论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可见，“十七年”的儿童文学在政治体制的扶持下，较解放区时期更为轻松地获得了各种物质精神上的支持。但是随着政治运动的加剧，以及文艺政策对文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工具”的定位，也使儿童文学不可能脱离时代的政治氛围。在60年代，儿童文学与主导文学的叙事已经难以有多少区分，成人世界才有的政治斗争也大规模地在儿童文学中出现。在1960年开展对陈伯吹的“童心说”的批判之后，儿童文学被正式定义为“阶级斗争的生动教材”。

不可否认，与“文革”时期相比，“十七年”的儿童文学界还算是风平浪静。虽然儿童文学作家们时刻牢记文学对儿童的政治教育功能，但它仍旧和五四时期培养起来的陶冶教化的现代审美观有着精神上的最后一点瓜葛——尽可能地维护艺术的审美性和尊重儿童的趣味。所以，在阶级斗争的口号愈喊愈烈的年代里，一些作家依然没有在童真上吝啬自己的观察和笔墨，努力为儿童世界留住一些叙述空间，投注童心。这也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和五四的唯一纽带——两种现代性在这里找到了心气相通的地方。身负使命感的儿童文学家们在创作过程中，会向自己逝去的童年岁月投去深情而怀念的一瞥；早被阶级斗争磨去天真的成人们读到这些作品，整日严肃的面孔上会因记忆中的那个顽皮少年而浮现一丝会心的微笑；而每天接受着革命教育的孩子们也能在儿童文学中体会到，童年原来还有另外一种轻松且快乐的色彩。(www.xing528.com)

但《儿童文学研究》在1963年4月出版了公开发行的第8期后，悄然落幕。1966年，“文革”战鼓开始擂响，全国仅有的两家儿童专业出版社——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同时停止出版。儿童文学在“十七年”中经历短暂的繁盛之后，开始隐匿于政治运动的风云后面。

在两家专业出版社宣布停版后，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市教育局主办的《少年报》（1966），和天津的《革命接班人》（1970）创刊。与红遍全中国的成人“红卫兵”相配合，各地以《红小兵》命名的刊物也纷纷面世。这些儿童杂志读起来更像是当时的政治活动的通俗读本。所有幻想类作品——童话、寓言、民间故事等等，如果不是用来演绎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的话，都难以有存在的理由。用来指导成人文学的“三突出”原则，也被运用到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来。

如果说“文革”时期的儿童文学完全陷入政治斗争的模式，没有任何文学性或审美价值，也不尽然。倚靠着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根基深厚的墙角，儿童文学作家做着曲折的文学梦。李心田、浩然、杨啸、徐瑛等少数几位作家都运用民间文学传统资源，重新书写适合于时代阅读的作品，这些作品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没有与时下政治相比附的隐喻逻辑。

李心田（1929—）1957年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我的两个孩子》，其后不断有新作问世。在“文革”时期家喻户晓的《闪闪的红星》（1972）便是其代表作。小说描写红军的后代潘冬子，在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后，在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里成长的故事。他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勇敢，多次完成侦察和联络任务，终于成为一名红军小战士。这篇作品在当时数以万计的革命作品中脱颖而出，原因并不在于它宣讲的革命道理比别的作品更为彻底，而是在于作者在对民间风土的描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加亲切、可信，对潘冬子的儿童特征做了那个年代的最大可能的还原和保留。徐瑛的代表作《向阳院的故事》（1973）虽然也是一部套上了阶级斗争框架的作品，但是它大胆地从民间艺术和传统小说中吸取营养，大量使用谚语和俗语，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古老传说和民间故事共同构造了一个浓郁的生活氛围，也带来了儿童式的幼稚情趣。

由浩然、杨啸等人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一方面虽然也套用一些阶级斗争的模式，但另一方面则借用更具娱乐性的民俗文化，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自然清新的气息，在当时的严肃环境中获得了更多儿童的衷心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