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二风云散文创作

建国后的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一样，都受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而欢呼和歌唱。散文因其更贴近现实，更具生活气息，有时也有个人经历和情调融合于其中，而能反映出那个时期的生活面貌，透示出作家们的心情和态度。

1950年，老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由三藩市到天津》（注：《人民文学》1949—1950年第1卷4期。），这是一篇游记类的散文，记叙了他到美国三藩市（旧金山）参观游览的经历。作为一篇记叙文，未见老舍的手笔有多么非凡之处，但结尾处的那一番议论，倒是见出了新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以及那个时期散文惯用的手法。老舍表达了急于回北京的迫切愿望，因为他看到了已经“渐次变为法西斯的美国，彷徨歧路的菲律宾，被军事占领的日本与殖民地的香港”。而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到新民主主义，“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散文表达了老舍热爱新中国的心情，也表达了他对祖国前途的希望与信念。这是那个时期知识分子普遍的态度，也是那个时期的散文所惯常表达的主题。

出国访问的游记是那个时期一些作家常用的文体。曹禺在1956年发表一篇《汗和眼泪》（注：《人民文学》1956年12月。），记叙日本在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一灾难后的一个纪念日的活动。在这篇散文中，他揭示了日本承受的战争创伤，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给予日本的慰问，让日本人民感动不已。散文表达了向往和平和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意愿，回避了中日在二战期间的关系。这是为了纪念中日人民的友谊而写作的散文。

建国后较少写作的徐懋庸（注：徐懋庸（1911—1977），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人。幼年家贫，高小毕业后辍学。1926年参加革命活动，后到上海考入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1932年翻译了《托尔斯泰传》。1933年夏开始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联，1935年出版《打杂集》，鲁迅为之作序。鲁迅在30年代对徐懋庸相当欣赏，徐懋庸对鲁迅也极为崇敬，徐的杂文被认为深得鲁迅文章神气。然而，1936年8月，因为徐给鲁迅的一封长信，引起鲁迅的强烈批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将徐懋庸置于可疑的历史地位。徐后来去了延安，那时还并未因此受到什么影响，在延安担任抗大教员及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等职。建国后，徐历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文化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7年去世。）写下一篇散文《母亲》（注：《人民文学》1957年8月。），在那个时期可以说是难得的感情真挚的文章。文章记叙了母亲平凡而艰辛的一生，叙写了作者与母亲的亲情关系，以及母亲的善良朴实，和母爱的无边宽广，同时也写出作者对母亲怀有的歉疚。由此叙述出在中国现代的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母子关系是如何被深深地嵌入历史的沟壑的。徐懋庸的个人经历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不解之缘，倒不是因为他在文学上有多么大的贡献，而是因为鲁迅的那篇著名的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使徐懋庸与鲁迅的恩恩怨怨有了复杂的政治含义。《母亲》一文借着写母亲以及对母亲的歉疚，以潜在笔法写出自己大半生的坎坷。写作此文时，作者已经被调离武汉大学，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哲学部工作。1957年春天的“鸣放”还正在兴头上，笔墨荒废的徐懋庸重又活跃起来。他四处发表文章，本名笔名一起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就发表十多万字。他的杂文犀利冷峻、尖锐而不乏幽默，当时有“徐懋庸旋风”之说。这篇文章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此文写得颇为凄凉，固然与作者的母亲、女儿新亡有关，但也是因为预感到人生前途的暗淡无光。1957年11月，中国作协召开批判大会，提出要“剥去徐懋庸革命哲学家和革命文学家的画皮”，指责他是“混进党内近20年，积累了丰富的反党经验”，“手段比有些右派分子更狡猾、更毒辣”的右派分子，徐懋庸的劫难到来。

相比较而言，一些共和国的散文家，把新时代的豪情壮志、祖国山川的美丽动人，以及劳动人民的高尚情操表达得如歌如诉、如诗如画。这其中当推刘白羽（注：刘白羽（1916—2005），北京人。1936年在《文学》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冰天》，21岁出版短篇小说集《草原上》。1938年春赴延安。抗战和解放战争年代发表《五台山下》、《无敌三勇士》等小说，报告文学《光明照耀着沈阳》被传诵一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部队文化领导工作，发表了《日出》、《长江三日》等大量散文通讯。出版有散文集《红玛瑙集》、《秋窗偶记》、《冬日草》、《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等。）最有代表性。刘白羽的散文气势磅礴，雄健洒脱，如长江之水，如长河落日，有浩然之气，壮美瑰丽。《红玛瑙集》的题辞写道：“要创造一个红玛瑙一样鲜红、通明的新世界，那就先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永远鲜红、通明的红玛瑙一样的人吧！”《红玛瑙集》通篇都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豪情逸致，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流宕于其中。集中所收录的《红玛瑙》一文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散文记叙了作者回延安的观感和对当年延安生活的回忆。他认为：“自己真正的生命是在延安开始的。”作者把当年延安的革命岁月写得激情四溢，艰辛而美好，昂扬而奋发，把延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描绘得无比鲜艳亮丽。从“红玛瑙”的意象，作者联想到：“一颗晶莹、透明的红玛瑙，愈来愈胀大，愈来愈光亮，这不正是我所走过来的和我正在经历的整个一个新世界吗？”通过对延安的今昔面貌的展示，写出了革命者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那种理想主义的豪情壮志。

《长江三日》是刘白羽的代表作，也是典型的共和国散文，可与贺敬之的颂歌相媲美。该文首发于《人民文学》1961年3月号。通过对长江壮美景色的描绘，抒写了一种豪情，表达了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看看这样的描写：

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再岸猿声……”辄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春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花朵，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啸，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注：参见刘白羽、程树榛主编：《汗与泪痕》（上），《〈人民文学〉五十年精品文丛·散文卷》，新世纪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刘白羽的散文把大自然的美刻画得雄健神奇，由此把自然美转化为“祖国美”，把热爱自然、热爱祖国，与做个英雄国家的英雄人民这样的情感逻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刘白羽散文的叙事特征。其艺术风格上可以看出苏轼、李白的那种豪放格调，而其主题旨趣，则大多落在“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一意义上。

杨朔也是共和国的散文家，与刘白羽的不同之处在于，杨朔的散文更为优美，描写更为精细，感受更为具体。刘白羽总是描写巨大的自然事物，如长江大河，日出日落，海阔天空，与这些巨大的自然景物对应的总是祖国、人民、世界、英雄、意志……这些宏大的概念。杨朔则是描写一些花朵，一些树枝或水流，他所对应的主要是劳动人民的心灵、新的劳动伦理这些更为细节和微妙的事物。他的《茶花赋》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同刊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3期。《茶花赋》用茶花来比拟祖国，抒写祖国的美丽与对祖国的感情。作者将茶花的特征与劳动者普之仁的朴实奉献的精神联系起来，揭示祖国的美是因为祖国的劳动者奉献了美，因而祖国的美也汇聚了劳动者的美。作者写道：“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注：刘白羽、程树榛主编：《汗与泪痕》（上），第41页。）《雪浪花》也是杨朔有名的散文之一，这篇散文通过描绘海浪波涛与岸边礁石，去叙写新时代的劳动者如何用自己的双手打造祖国美好的江山。他的《荔枝蜜》也是叙写对生活的感受（注：《人民日报》，1961年7月23日。），通过对荔枝与荔枝蜜、蜜蜂的描写，表达生活之美好，展示出自然界的美丽事物，引向对劳动者的奉献精神的赞美。散文的“文眼”落在小蜜蜂只能活六个月，却用自己的生命喂养蜂王，并且活到限数，自己就悄悄死在外面的特征上。作者的情感逻辑从描写小蜜蜂对工蜂的奉献，转向对这可爱的小生灵对人无所求，却给人极好的东西这一精神的赞美，“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作者由此透过荔枝林看到远远的田野里辛勤劳作的农民，“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于是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该文的叙写方式与《茶花赋》如出一辙，也是从咏物到咏人，最终总是赞美劳动人民。写劳动人民，歌颂劳动人民，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写作的根本任务，这就是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然。现在有观点认为，杨朔的散文矫情做作，有模式化之嫌。

杨朔的散文强调抒情性，强调诗画结合的叙述方式。雅致的情调、细腻的描绘、柔美的刻画以及油然而生的抒情，都结合得恰到好处，有一种清新俊逸的韵味。他的散文还讲究“文眼”，通过铺叙，一步步切近主题，算是深得中国古典散文“起承转合”的要义。另外用词的讲究贴切也是杨朔散文的魅力所在，《雪浪花》中的浪花把礁石“咬”得奇形怪状，就是最著名的用词练字。

秦牧（注：秦牧（1919—1992），广东澄海人，出生于香港。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新加坡侨居。13岁回国后，先后在澄海、汕头、香港等地就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广州、桂林、重庆等地从事文艺创作和编辑。1938年开始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作品。建国后，一直在广州工作。）在文学史上与刘白羽、杨朔合称为“三大散文家”，但影响不及后二位。秦牧的散文代表作有《土地》、《花蜜与蜂刺》。其谈艺术的著作《艺海拾贝》影响甚广。(www.xing528.com)

秦牧的散文比较平实，没有刘白羽的豪气，也与杨朔的清新秀美不同，他讲究理趣，通过对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的观察抽绎出某些哲理，夹叙夹议，以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领悟令人耳目一新。代表作《土地》就显示出他的广博和联想之丰富。从“一把土”，到土地生生不息的历史，由古到今，纵横捭阖，在土地上演绎的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些血与火交织的篇章，融会于其中，作者文思奔涌，错落有致，娓娓道来，思绪激荡。“有时，望着莽莽苍苍的大地，我骑着思想的野马奔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才又收住缰绳，缓步回到眼前灿烂的现实中来。”作者歌颂新的时代，由此展示一个伟大的土地新纪元。这篇散文在秦牧的散文中算是感情最为激越的。

在当代中国的散文史上，魏巍（注：魏巍（1920—2008），原名鸿杰，河南郑州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1938年转至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至晋察冀边区，在部队中做宣传工作，曾任宣传干事、团政委等职。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著有长篇小说《东方》，诗集《黎明风景》、《魏巍诗选》，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散文选》等。）以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占据显要的位置。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是，1950年10月19日，中国派出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1951年春季，正是中国志愿军与美军激烈交战的时刻，中国志愿军伤亡相当严重，退守三八线。此时魏巍赴朝采访了3个月，回国后写出这篇散文。这篇散文有效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勇气，也感染了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该文选取三个典型事例，描写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战役中的英勇表现，那种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跃然纸上；同时还通过营长述说战后的情景，间接表现了志愿军战士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该文长期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故而影响了几代人，其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意义，实则远远大于它的文学意义。魏巍后来花费20年的时间（从1959年至1978年）创作了长篇小说《东方》，以其热烈而富有感情的笔调，叙写抗美援朝战争的过程，于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共和国的散文家们为新时代鼓与呼，为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描述成开辟人类生活的新纪元，描写自然事物，抒发豪情壮志，鞭挞旧世界的丑恶，颂扬新社会的伟大。这里有比较明显的理想主义和夸张的浪漫主义激情。中国的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还是有很多的贫穷、落后和困境，散文家们当然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去写出那些真实状况（注：“文革”中有报道称，周恩来总理曾访问延安，对延安依然存在的严重贫困非常忧虑不安，这与刘白羽书写的“红玛瑙般”的延安就相去甚远。）。另外，也有研究者指出，秦牧的散文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他既要紧跟、歌颂那个年代，又未忘怀于对散文的艺术个性的追求，这个矛盾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他对宇宙人生的独特感受，遏制了他想要抒发的满怀激情，消解了他创作散文的艺术才华，使他最终离一代散文大家还有很远的距离。（注：曹毓生：《秦牧散文观的矛盾及其负面影响》，《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确实，处在那样的时代，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元，革命面临严峻的考验，也把每个人带到严峻面前。这样的时代太需要文学艺术作品为时代讴歌，既召唤人们前进，给人们热情和意志，给现实提供合理化的表象，让人们感到现实的美好，去相信一切正在发生的革命变动的正确性和伟大性，也试图引导人们看到未来的希望。

当然，当代的散文也有一些面对现实、揭示现实问题的作品，也有过相对自由地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主要出现在1956年大鸣大放时期，和1961—1962年随笔杂文兴起时期。

1956年，不少“社会批评”、“文明批评”见诸报刊，它们大多针贬现实，批评官僚主义，强调树文明立新风。1956年初，《中国青年报》开设“辣椒”副刊，随笔家舒展在上面大显身手，名噪一时。随后，《文汇报》设“笔会”专栏，《新晚报》设“灯下谈”专栏，《光明日报》、《新闻日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新民报晚刊》等也都开辟随笔杂文发表园地。杂志也闻风而动，比较热闹的有《新观察》、《长江文艺》、《文艺月报》等，这些刊物连续刊载了不少颇有锋芒的杂文随笔。当然，力度最大且起到引领作用的当推《人民日报》。这与胡乔木亲自到《人民日报》社主抓改版工作有关，时任总编辑的邓拓把工作做到实处，约请一大批著名作家撰写随笔杂文。据有关研究统计，从1956年7月1日起到1957年6月6日止，《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共计出了303期，发表的随笔约有500篇左右，作者有二百余人。这些作者中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周建人、巴金、邓拓、夏衍、何其芳、田汉、费孝通、吴伯箫、冯文炳、徐懋庸、吴祖光、刘白羽等，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散文名家。另有青年作者邵燕祥、邓友梅等也在被邀之列。可见当时散文写作的阵容几乎囊括了所有知名作家，也表明作家有强烈的参与与表达自我、表现现实的愿望。这些散文大都是杂文，以批评、建议为主导，我们很难从文学上来把握这个时期的作品。“文学”在这个时期变成了“文章”，这也是值得玩味的文学史现象。

很多年后，人们回忆起1961至1962年间的“三家村”还觉得匪夷所思，作者何以有那种心境、那种敏锐和耐性来写作这样的文章？历史后来嘲弄了思想者的渊博和责任，但终究也给了他们不可磨灭的位置。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任何一次文学的阶段性热闹都与政治环境有着直接关系。只要政治环境有一些宽松，文学的各路人马就会跃跃欲试。1961至1962年，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中国经济严重受挫，国家开始调整经济方针政策，在文化上也试图营造宽松的氛围，在这种形势下，散文随笔又有一个阶段性高潮出现。1961年3月，邓拓在《北京晚报》上用“马南邨”为笔名开设“燕山夜话”随笔专栏，接着，他与吴晗、廖沫沙三人以“吴南星”为笔名在北京《前线》杂志又开了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1962年，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五位在《人民日报》设置“长短录”专栏。这些随笔杂文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知识性和趣味性虽然没有“百花”时期火爆，但那种感觉和言说是已经久违了的，那些微言大义也让读者回味不已。

这一时期的杂文家最突出的当属邓拓（注：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笔名马南邨等，福建闽侯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共北京市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6年5月18日“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在家中自杀身亡，1979年获得平反。）。《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是其代表作。他的那些杂文，如《“伟大的空话”》、《一个鸡蛋的家当》、《废弃“庸人政治”》、《“批判”正解》、《智谋是可靠的吗？》、《围田的教训》、《说大话的故事》、《专治“健忘症”》、《堵塞不如开导》等，从现实问题入手，以历史知识作例证，博古通今，有时委婉道来，有时也不乏辛辣尖锐，分析到点，说理透彻。邓拓谈论的问题主要都是一些社会风气、行为习惯、道德伦理、人格修养、共产主义风尚等等，不可能触及更为深层、尖锐的现实问题。

在“文革”时期，邓拓的杂文随笔受到严酷的批判。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上海三次与康生、江青等人谈话，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认为“三家村”是在贩卖封、资、修毒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5月8日，一篇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就是冲着邓拓来的，刊在《解放军报》的重要版面上，其后台就是江青和张春桥。同时，《光明日报》也刊登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5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抛出经毛泽东审阅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可以说是先声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