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当代文学主潮:四新民歌运动

当代文学主潮:四新民歌运动

时间:2023-12-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出现了新民歌运动。民歌是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力量的一种有效手段。新民歌运动很极端地体现了文学艺术的政治功利性特征,同时,它的出现,也使传统的经典性的文学的存在显得更加窘迫。新民歌运动的发生具有偶然性。由于毛泽东的介入,新民歌运动变成了一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与政治运动。民歌也是大跃进群众运动所需要的艺术样式,它鼓动了人民的热情,也成为人民高昂情绪的热烈的表达形式。

当代文学主潮:四新民歌运动

在1958年的跃进高潮中出现了新民歌运动。民歌是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力量的一种有效手段。新民歌运动很极端地体现了文学艺术政治功利性特征,同时,它的出现,也使传统的经典性的文学的存在显得更加窘迫。

新民歌运动的发生具有偶然性。1958年2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有些代表在发言中引用一些歌谣化的口号和民歌,以此来说明大跃进形势的热烈与人民群众的干劲。诗人萧三挑选了其中一部分集中在报刊上登出,并称它们是“最好的诗”(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页。)。由于毛泽东的介入,新民歌运动变成了一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与政治运动。当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注:毛泽东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同时提出要搜集民歌,认为民歌是中国新诗的一条出路。也就是在谈论民歌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由此成为影响中国文艺创作的“两结合”的美学信条。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社论指出:“从已经收集发表在报刊上的民歌来看,这些群众智慧和热情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诗言志’,这些社会主义的民歌的确表达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尚志向和豪迈的气魄。”并号召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毛泽东与民歌的关系由来已久(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正值北京大学展开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和搜集民歌的活动,毛泽东的诗歌观念有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后来在从事农民运动时期和革命战争年代,他都收集过民歌,并写进自己的报告里。关于毛泽东与民歌的关系,可参见刘延年《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江淮论坛》2002年第2期。),他本人也是真心诚意喜好民歌,曾设想民歌能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形式,或者引领社会主义文艺走向一条更为开阔、更具有群众基础的道路。民歌也是大跃进群众运动所需要的艺术样式,它鼓动了人民的热情,也成为人民高昂情绪的热烈的表达形式。

由于各级党的领导和政府组织的推进,民歌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到处都是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诗歌展览会、诗擂台以及诗街会等。其主题与当时的党的总路线、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以及反美反蒋、赶英超美等政策宣传相适应。各地还不断召开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研讨会,并评选出“诗县”、“诗乡”、“诗村”的典型,编印了大量的选集。由郭沫若、周扬署名编选的《红旗歌谣》三百首,一时广为传颂,成为热门读物。(注:有关论述可参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新诗史》,第163—166页。)郭沫若高度评价大跃进民歌运动,在为《大跃进之歌》写的“序言”中,他乐观地说:“目前的中国真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注:郭沫若:《“大跃进之歌”序》,《诗刊》1958年第7期。)当时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对新民歌表达过批判态度,认为还是应该重视五四的新诗传统和中国格律诗的传统,但他们的观点迅速遭到批判。(注:有关论述可参见程光炜:《中国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9—126页。有关参考文献可参见何其芳《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处女地》1958年第7期;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卞之琳《对于新诗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处女地》1958年第7期;卞之琳《关于诗歌的发展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1月3日;唐弢《民歌体的局限性》,《文汇报》1959年1月3日。提倡新民歌运动或批判何其芳等人的文章可参见郭沫若《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本社问》,《诗刊》1959年第1期;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创刊号;田间《民歌为新诗开辟了道路》,《人民日报》1959年1月13日;张光年《在新事物面前》,《人民日报》1959年1月27日;方冰《贯彻工农兵方向认真向民歌学习》,《处女地》1958年第7期;欧外鸥《也谈麻风问题》,《诗刊》1958年第10期;宋垒《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诗刊》1958年第10期。)洪子诚、刘登翰就民歌的文学意义指出:这些所谓的新民歌并不是群众在日常生活、劳动中的自发的创造,而是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有些就是政治命题作文,实际上是政治动员发起的一项社会主义文化实验。“从更大的方面看,则是当代文化激进力量创建新文化运动方式的重要试验。”(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第80页。)并且指出,民歌创作运动中产生的许多作品,它们所肯定、歌颂的,是当时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虚假、浮夸的现象,如亩产五千斤、万斤的“大放卫星”,大炼钢铁,打肿脸充胖子的“共产主义风”……这些都被称作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例如:“干劲真是大,碰天天要破,踩地地要蹋”;“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驶过不晃荡”;“麦秸粗粗象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不准月亮再缺边,不准太阳溜下山,跃进显得地球小,明天把种撒上天”等等。最典型的是《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洪子诚、刘登翰认为,这些作品,“构成一个思想体系,表现了一个特定的年代集体意志的无限膨胀,一种集体的‘自我扩张’,一种‘超人’式的浪漫主义哲学”。针对当时的评论所鼓吹的这些作品“塑造了觉醒的、意识到自己巨大力量的劳动人民的集体形象”这种说法,洪、刘指出,这些作品实际上抛弃和否定了现代人所必须具有的清醒的自我审察和由此产生的自制力,“这种所谓‘自信心’,倒反映了人对自身认识的半蒙昧状态”(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第168页。)。

大跃进民歌无疑是一项政治利用艺术的运动,它反映了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文学艺术不可逃脱的被政治化的命运。但是,它也表达了社会主义时代对创建自身文化新形式的渴望,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是整体文化水平严重偏低的群众;既要创建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学艺术,又要表达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精神,经历过多次文艺斗争以及“反右”运动的中国的文艺家已经很难具有这样的能力。社会主义时代需要文艺填充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需要文艺为时代鼓足干劲,因而,新民歌运动不失为一个暂时替代的方案。这一形势一旦发展起来,就按着其自身逻辑被放大,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群体也试图从中看到新型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希望。尽管它最终以混乱和失败收场,但在其本质上,它还是一场社会主义文艺企图自我创新的运动,可以说具有政治和文艺双重实验的意义:(www.xing528.com)

其一,使政治艺术化或魅力化。政治借用文学的名义,利用文学的资源来上演社会化的戏剧,这本身是中国政治/文学的独特的双簧剧。在剧烈变革与断裂的年代,政治需要艺术来冲淡巨大深刻的社会矛盾,需要以快乐与狂喜来冲击沉重的政治氛围。政治融入艺术,从艺术那里借来外壳,获得了艺术的形式,从而具有一种魅力。所有的革命政治,几乎都与诗歌、艺术相联系,都与审美化的狂喜相关,它需要极乐原则来获得反压抑的无限能量。没有什么比民歌这种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大众文化更能表达纯粹宣泄的场景。这是一个狂欢的场域,是革命政治需要建构的(自我想象的)一个宏大华丽的、狂喜的外表。政治和艺术因此具有引人入胜的效果,具有迷幻般的特质。

其二,对文学祛魅化。经历过1957年,大部分怀有个人创造性认同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被打成右派,众多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诗人和艺术家都被贬到另类的、边缘化的位置。中国革命文学设想多年的大众化和群众化,这一直未能解决的主体性的问题,现在通过政治动员的形式,把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转化为对工农兵文学的参与,使他们不再自以为是,不再怀有艺术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也就不可能再有教育民众的主体性意向。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存在,只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人民群众(工农兵大众)转换为文学艺术的主体,其艺术表达方式不再有精英主义的痕迹,也没有教育与文化陶冶的痕迹,使文学艺术不再是高于日常性的某个社会群体的所属物,而是普遍大众随时即兴的口语化表达。中国现代性梦想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现在是以主体地位转换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不是以文学文本的艺术变革的方式来完成的。这是文学艺术的彻底祛魅化。

其三,社会主义文化的偶发性与广泛性。民歌运动其实具有偶然性,有一些偶然的契机促成了这个运动的开始,但社会主义的文化活动的特征之一就是,只要一旦开展起来,就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以至于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这表明社会主义文化有不确定性,它的文化的发展变化不是在其既定的前提下缓慢展开,依靠积累来建立的,而是在某些偶然的契机的诱发下,迅速壮大,从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可以最迅猛地组织动员所有的社会成员参与,可以迅速形成一场广泛而具有深度的运动,甚至可以酿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