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自由：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经历过50年代初的颂歌阶段后，那种热情饱满的颂扬暂时告一段落，诗人们很难完全超越艺术理念而专注于社会主义的事件本身，用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全盘代替诗性。诗歌写作再次面临自我经验与时代事物相交融的难题，诗的情感特征与语言的修辞性要求，都使诗人要回到自我经验。如何超越历史的困厄，在概念化的历史与自我的真实体验之间，找到一种表意策略，是这个时期的诗人面临的难题。能穿越这一难题，则有能力在历史给定的情境中透示出个人的诗情，如果不能，则容易使诗的歌唱流于空洞的概念。

尽管何其芳在建国之初就悔其少作（注：在1952年重印的《夜歌和白天的歌》“题记”中，他写道：“虽然其中也有一些诗是企图歌颂革命中的新事物的，便整个地说来，却带着浓厚的旧中国气息。”参见《何其芳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但他在新时代并没有特别重要的诗作发表。这一时期他写有一些颂歌，还写有反映革命战士和人民与洪水搏斗之类的诗，但并不能证明他找到了表达时代精神的诗歌样式。前面提到的1954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回答》，曾经流露出一种怀疑苦闷的情绪，不管当时和后来的阐释者如何解释这首诗的时代意义，都无法抹去它所包含的个人自我反思的含义——对自己的艺术表达在新时代的可能性所产生的烦忧。何其芳似乎只有返回到个人经验的深处，去叩问个人存在的困境，他的写作才具有真实的生活质感。

闻捷（注：闻捷（1923—1971），江苏丹徒人，原名赵文节，15岁高小毕业就参加革命，曾任抗敌演剧队第四队演员，延安陕北公学学员。后担任陕甘宁边区《群众报》记者、副刊编辑，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后历任新华通讯社西北总社记者、采访部主任及新疆分社社长，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副主席，后到上海安家，成为上海作协专业作家。）是共和国早期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著有歌剧剧本《翻天覆地的人》，组诗《吐鲁番情歌》、《天山牧歌》、《伊犁河谷的春天》，长诗《复仇的火焰》（三部曲），诗集《第一声春雷》、《祖国，光辉的十月》、《生活的赞歌》、《天山牧歌》等。他的诗以独特的韵律和情节性显得别具一格。闻捷在艰难困苦的年代写作情诗，把对祖国、对劳动的爱，与青年人的青春情感结合在一起，如《苹果树下》：“苹果树下那个小伙子，／你不要、不要再唱歌；／姑娘沿着水渠走来了；／年轻的心在胸中跳着。／她的心为什么跳啊？／为什么跳得失去节拍？”（注：选自《天山牧歌》，作家出版社，1956年。）

这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最大可能允许表达的内心感情，一度被称为“红色情诗”。诗句清澈亮丽，节奏铿锵，清新美妙的气息与劳动的气氛融合一起，堪称是那个时代最美好的生活图景。1971年初，48岁的闻捷因不堪忍受“文革”迫害，在家中吞煤气自杀身亡。或许诗人对生活抱有过于美好的理解，他的真挚与对美的想象与时代难以协调，因此只能选择这种方式与诗的世界诀别。

闻捷一直就不是一个意志消沉的人，他也写有格调高昂的颂诗，像《生活的赞歌》等。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对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的战斗经历展开全面抒写，用诗歌记叙了巴里坤草原上发生的乌斯满武叛乱，表现了人民解放军英雄的平叛过程，同时表现了边疆各族人民由怀疑、反对到拥护共产党的复杂心理转变过程。长诗没有单纯停留在记叙战争事件上，而是将巴里坤草原的自然风景与民情风习结合在一起，作为全诗叙事展开的背景与间歇，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显示了叙事、描写与抒情相结合的多层次诗意结构。

闻捷虽然也写了不少赞歌，但他的诗更强调情感，这使他的诗有可能在对时代的共同精神的表达中，插入更具人性化的情感。1955年闻捷相继发表了他的五个组诗：《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畔》、《水兵的心》、《果子沟山谣》、《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和一首叙事诗《哈萨克牧民夜送“千里驹”》。这些诗作大多写于1952到1955年，集中于1955年发表。1956年结集出版的《天山牧歌》，生动地表现了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年男女的劳动景象，以及他们在劳动中产生的美好爱情。显然，爱情主题的表达在那个时代是危险的事情，很难与小资产阶级情调划清界限，闻捷借助少数民族情调作为掩饰——这种掩饰当然不是自觉地要表达与当时的历史氛围相违抗的某种个人性的情感，而是他对新生活的观察与理解，使他把握住了这个视角，而这个视角无意中具有的掩饰作用，使他获得了爱情表达的有限自由空间。在这些诗中，诗人对劳动情景捕捉得非常美妙，表现了那个时代生活的透明性，那种质朴与纯真，洋溢着健康向上的情调。当然，闻捷的爱情描写也过分依赖劳动主题，以至于当时有人讥讽他的诗为“奖章＋爱情”。比如他在《种瓜姑娘》中写道：“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谢你火样激情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的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尽管这种爱情的政治化色彩太重，但总是有一些动人的情感从缝隙中透示出来，在有限的人性化情感与无限的时代精神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如果共和国的诗史上没有郭小川（注：郭小川（1919—1976），河北省丰宁县人，原名郭恩大。1936年在赴延安的途中参加了八路军，在王震将军的一二○师三五九旅工作。1941初，他到延安马列学院等单位学习和工作，主要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研究。抗战胜利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任县长，参加并领导了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1948年夏，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辑部主任。1949年随军南下武汉，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曾与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1953年春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1955年秋，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这期间写下大量抒发时代豪情的诗篇。“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6年含冤去世。），那么这段历史肯定显得不那么饱满。郭小川无疑是革命的讴歌者，时代心声的抒发者，但他能在热烈的政治理念中注入个人思考，他的诗始终有一个独立的抒情主人公在场，贯穿在革命的场景中的，是他的感受、追忆、思索与探究，这使他的抒情主人公在典型的时代特征之上，又多了鲜明的个性特征。1955年，郭小川发表《致青年公民》一诗，以“阶梯体”的形式抒写时代的责任与抱负，引起青年一代强烈共鸣。他的诗总是情绪饱满，背景宏大，时空跨度非常自由，意象开阔，坚定有力，特别是他擅长的“阶梯体”，更是显示了万丈豪情，不可遏止的时代激情跃然纸上。像《致大海》，就用海的性格来表现伟大时代的精神气质，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向困难进军》更是显示出他塑造的时代抒情主人公具有压倒一切的豪情。这时期郭小川的诗歌也带有很强的政治鼓动性，充满了战斗的豪情，使人想起战斗号角，在青年中产生了热烈的共鸣。

不过，郭小川对自己的创作也有所反省，他曾说过：“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但是，我越来越懂得，仅仅有了这个出发点还是远远地不足。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虽然这里谈论的依然是从“人民的生活海洋”中提炼，但其潜在意思是对自己过去那种狂热的激情和议论有所警惕。他渴望在艺术上有新的探索。1957年他发表了三首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1959年又发表了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叙事诗《严厉的爱》以及抒情诗《望星空》。这些诗作可见出作者更内敛一些的感情，情感的抒发要细腻得多，回到个人内心的那种反思性的意向也渐渐显露。特别是后来始终被看成他的代表作的《望星空》，包含着他个人在这个时代更深刻而独特的思考。《望星空》包含着双重主题。前半部分，诗人站在北京的街头，感觉到承担着千斤重担，但他有着沉着镇定的目光；诗人表达了对宇宙人生的沉思与迷惘，比起星空来，“人间还远不辉煌”，但何以“忽然之间”壮丽的星空，一下子变了模样，天黑了，星小了……这一切是帝国主义在作怪吗？诗人环顾四周，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了芬芳的友谊酒浆，而从这里，又看到星空之无生命，不会思索，总是露出呆相。这种转折缘自什么？缘自长安街上的街灯吗？人民大会堂吗？在这里，一个对宇宙敬畏的人本主义者——因为他知道生命的局限性，而对生命存在的意义加以思考和珍视——到后来却转向了人生之无限性，看到革命队伍将要战胜世间的一切事物，甚至包括宇宙万物。要把广漠的穹隆，变成繁华的天安门广场；让满天星斗，全成为人类的家乡；这一切最根本的动力、最根本的依据在于：“请再仔细抬头瞭望吧！／出发于盟邦的新的火箭，正遨游于辽远的星空之上。”这首诗包含着革命想象对自然想象的介入，使得诗人的表达陷入混乱，其主题依然是最后人的革命的无限性战胜了自然（包括星空）。

6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到很大困难，面对复杂严峻的现实，诗人力图从困境中看到希望，他再次从往昔的战斗岁月中汲取力量，鼓舞民众。1960年10月，诗人调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数年间，他遍访祖国大江南北，试图抒写祖国的山川风貌和劳动者的乐观情怀。60年代初写有《林区三唱》、《西出阳关》、《昆仑行》和《春歌》等诗篇。这时期风格更加洗炼的有《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和《秋歌》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强烈战斗气息的诗篇。《甘蔗林——青纱帐》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作，发表于1962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这首诗抒发的那种豪情以及雄迈、严峻与沉郁的韵律，在那个时期让人感动不已：

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

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

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www.xing528.com)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布满浓荫，

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啊，也一样地鸣奏嘹亮的琴音；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脉脉情深，

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啊，也一样地照亮大地的清晨。

这首诗是在对比结构中展开抒写：甘蔗林／青纱帐，南方／北方，历史／现实，昨天／明天，战争／和平，幸福／艰难……而这一切，都包含在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中。郭小川始终以时代、阶级、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来抒写他的诗篇，又努力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建个人风格。过分的政治意识，使他的创新意向打了折扣，他的那些个人思考，只是在偶然的字里行间才透示出来。可以看出，郭小川的个性特征是在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之外的剩余，也是艺术创新的动力。他确实怀有一种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文革”后期，他身处绝境时还写有《团泊洼的秋天》，其中写道：“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1976年10月18日，诗人病逝。是“文革”期间遭受的迫害，以及在“五七”干校落下的病痛，使得坚强豪迈的诗人英年早逝。

当然，也另有一些诗人并不能在时代的超我与始终要坚持的艺术上的自我之间找到平衡。田间与艾青在50年代的诗作就显得两方面都不讨好，既没有很好地为时代歌唱，也没有找到艺术表达上的新途径，恰切地说，没有把个人对诗的敏感性置于为时代精神讴歌的意识之下。

田间（注：田间（1916—1985），原名童天鉴，安徽省无为县人。1933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任《每周诗歌》主编，出版处女作《未明集》。1936年出版短诗集《中国牧歌》和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1938年到延安并入党，在晋察冀边区当战地记者并做宣传工作。1949年兼任察哈尔省文联主任，参加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诗刊》编委等。1953年再次去朝鲜前线，写成散文集《板门店记事》。1954年出访东欧数国。1964年到开罗参加亚非作家大会。“文革”后期曾任河北省文艺组组长。1985年病逝。）早年以“七月派”闻名，他的多数成名作发表于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田间在当时算是少年才子，17岁就出版处女作《未明集》。胡风最早发现田间，并写了诗评给予高度赞扬和热情推荐，这也是田间迅速成名的一个动力。他于1936出版的《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诗集，都曾经影响一时，书写了中国农村的压迫与反抗，写出了革命的历史依据与顽强的渴望。田间1937年春到东京学日文，“七七事变”后回到上海。是年秋，在武汉写成轰动一时的《给战斗者》。1938年春夏到延安，写出鼓舞人们斗志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50年代，田间的创作处于停滞状态。他的叙事长诗《赶车传》，讲述贫农石不烂寻找乐园的艰难过程，描绘了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这部长诗是在他1946同名诗作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但这种改写显然并不成功，他试图加入时代的精神投射，但实际上嵌入大量概念化的东西。总体上来说，田间的诗形式多样，经常采用民歌体形式，如信天游等，对新格律体、自由体也都大加尝试。他的诗作自觉地走向民族化和大众化，直白的叙事与昂扬的激情显示出明朗强劲的韵律和风格。闻一多在40年代曾认为，田间是成功的走向工农结合的诗人，而艾青则依然是知识分子式的诗人。但在5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们都遇到了困境，就是无法把个人的诗情与时代的精神意识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艾青被认为是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上重要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是继郭沫若以后自由诗的第二座高峰（注：艾青（1910—1996），浙江金华县人，原名蒋海澄，笔名林壁、克阿等。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1929年到巴黎勤工俭学学习绘画，受到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影响。1932年发表第一首诗作《会合》（以笔名“莪伽”发表于1932年7月出版的《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5月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组织春地画社。7月，被捕入狱，在狱中翻译凡尔哈仑的诗作并创作了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接着创作了《芦笛》、《巴黎》等。1935年10月，经保释出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武汉、西北和桂林、重庆等地，1940年到延安，1944年入党。1945年秋到张家口，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领导，写有《布谷鸟》等诗。作品有《大堰河》、《火把》、《向太阳》，1948年以后发表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建国后的诗集有《欢呼集》、《春天》等。出版了《艾青选集》等，另有论文集《诗论》、《论诗》、《新诗论》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到黑龙江农垦农场劳动，1959年转到新疆石河子垦区。1979年平反后，写下《归来的歌》、《光的赞歌》等大量诗歌。）。他的诗与他的绘画才能有关，其骨子里还是有现代主义的痕迹，他早期曾深受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影响，这些都决定了他诗歌的西洋味和知识分子气息。艾青的写作与革命文学一开始就不协调，尽管他一再放开歌喉歌唱祖国、大地、母亲、战士和战斗，但这些并不能掩盖他的诗歌在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在四五十年代，艾青由于一再坚持“写作自由”、“独立创作”（注：参见艾青《诗论》。），在延安文艺整风和“反右”运动中，受到严重打击。他在当时反复宣言：诗人“是一切时代的智慧之标志”，他“给一切以生命”，“给一切以性格”；“他们要审判一切，——连那些平时审判别人的也要受他们的审判”；“作者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它的特权。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这种绝对的“写作自由”和“创作上的独立精神”，在特殊的社会时期，必然会招来非议与责难。诚如冯至在1958年的批评文章中所言：这种“个人和时代相抵触、‘天才’和‘世俗’相对立的情绪”，导致他在当代，必然会“沦入一个难以想象的深渊”。（注：冯至：《论艾青的诗》，《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但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自由品格精神的诗人，艾青即使在个人命运遭受困厄时，也始终没有向命运低头，一如他在《礁石》一诗中所抒写的：“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在中国现代以来的诗人中，艾青无疑是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诗人。事实上，在50年代，人们也并不只是从政治出发来评判诗歌，艺术上的评判尺度依然掌握在一些具有政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手中，他们总还有一定的艺术感觉力。田间与艾青在五六十年代都有不少新作问世，但并没有使诗歌界（不同层面的人）满意。艾青在50年代出版了5部诗集，但“大都是肤浅的颂歌”（注：《域外集·序》，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有关论述可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3页。）。他这一时期有几首诗似乎超出了创作的困局，可以见出诗人过去所具有的那种宽广的诗歌视野，以及洞察事物的力度。1957年《诗刊》第1期发表艾青的《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注：这首诗发表时注明：1954年7月24日初稿，1956年12月11日整理。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20世纪智利著名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23年自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的书》，次年出版《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名声大振，因此放弃学业而专事写作。1927年，他进入外交界，先后出使过多个国家。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支持共和派，写下著名长诗《西班牙在心中》。佛朗哥夺取政权后，他在1938年回到智利，1939年出使墨西哥，1943年再返智利，当选为议员并加入了共产党。1950年出版《诗歌总集》。1957年出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先后获得了国际和平奖（1950）、列宁和平奖和斯大林和平奖（1953）、诺贝尔文学奖（1971）。1973年9月23日在圣地亚哥死于白血病。），这首诗写成于数年前，在“百花”时期修改发表。艾青与南美左派诗人聂鲁达曾多次会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4年，他接到智利方面的邀请，参加庆祝聂鲁达50岁华诞，这也是第三世界艺术家们发起聚会，借机进行一次保卫和平的运动。在黑岛海滨聂鲁达的别墅里，艾青逗留了一个月，同聂鲁达及智利的诗友们体味着难忘的情谊。与聂鲁达的交往激发了艾青的诗情，这首诗就是那个时期写作的多首诗作中的一首。

这首诗虽然写的是聂鲁达，但不无诗人对自己心绪的抒写，其中可以见出不少自况。“你爱海，／我也爱海／我们永远航行在海上／一天，一只船沉了／你捡回了救命圈／好像捡回了希望。”诗人试图找到与聂鲁达诸多的共同之处，这样的诗句似乎是书写聂鲁达个人的真实经历，也似乎是书写他们共同的信仰。这首诗不是颂诗式的情感直陈铺张，而是有起伏，有内涵。它的含义不再是一览无余，而是有隐晦，有空白和省略，比如这种平凡的句子：“手枪已经锈了／战船也不再转动／请斟满葡萄酒／为和平而干杯！”虽然还是充满了政治性，但那里面也隐隐地流动着一种个人情怀。全诗的节律活泼流畅，清新中透着豪情，在对友谊的书写里闪耀着命运的辉光。但这样的诗在那个时期很难见容于诗坛。诗发表不久，艾青就被打成右派。1959年，黎之针对这首诗批判说：“艾青的‘在智利海岬上’，就是一首晦涩难懂的坏诗。它里面所表现的不是情感，也不是思想，只是艾青对现实的一堆朦胧、错杂的感觉和印象……其实，只不过是艾青在搬弄早已陈腐的资产阶级的现代主义的伎俩，企图在百花齐放中冒充新表现手法，写所谓含蓄的诗，这不是自欺欺人么？”（注：黎之：《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诗刊》1959年第9期。有关艾青在这个时期的创作参见程光炜著《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4—48页。）时代给诗人提供了短暂的机会，但又迅速关闭，艾青直到“文革”后才重返文坛，那时的他一度重新焕发青春，但年轻一代的诗人已经把他看成了历史。作为历史的见证，他的诗作始终有其独特的光芒。（注：艾青1978年以短诗《红旗》复出，从1978到1983年，艾青发表了二百多首诗，出版了诗集《彩色的诗》、《归来的歌》和《雪莲》。）

比较起来，冯至、卞之琳、李广田（注：冯至（1905—1993），1923年开始发表诗作，1930年到德国留学，1935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50年代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卞之琳（1910—2000），30年代与何其芳、李广田共同出版诗集《汉园集》，史称“汉园三诗人”。李广田（1906—1968），3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建国后担任过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后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文革”中死于迫害。）这几位在三四十年代就相当有水准的诗人，在50年代却乏善可陈，寥寥可数的几首诗作多是力图适应新时代火热的气氛，却又显得无能为力。后来他们大都在大学里面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在相关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