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一超我的颂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立起来的日子。人民扬眉吐气，知识分子更是激动不已。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如期而至，一幅幅未来的蓝图展现在人民面前，对于诗人特别是革命诗人来说，一个值得倾尽全心讴歌的时代开始了。诗人们秉持着延安的革命文艺传统，努力把自己融入革命洪流，融入伟大的时代，那些犹豫与徘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早已扫荡一空，任何个人自我的情感都被驱除出革命的话语空间。在那个时期，每一个诗人，甚至每一个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写过赞颂新中国的诗篇。颂歌既是历史需要的自我肯定和外在化的承认，也是对象化的主体自我表白的必要方式。

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号，发表何其芳的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全诗赞颂了共和国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描写了开国大典的空前盛况，讴歌了伟大的领袖与人民，回顾了中国人民几十年浴血奋战的伟大历程，阐明了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一伟大的历史真理。这首诗一扫何其芳当年华丽、婉约、忧郁的风格，显示出充沛昂扬的激情、纵横恢宏的格调。例如：“多少年代，／多少中国人民／在长长的黑暗的夜晚一样的苦难里／梦想着你，／在涂满了血的荆棘的路上／寻找着你，／在监狱中或者在战场上／为你献出他们的生命的时候／呼喊着你。”这种诗气魄浩大，但概念化倾向也相对明显。虽然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可能发自内心对新中国充满热情和期望，但内心的个人情感也并未完全丧失。诗人何其芳在那样的时期也还是有过内心的动荡，他在1950到1954年间写下了《回答》这样的诗（注：《回答》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10期，1952年1月写成前五节，1954年劳动节前夕续完。），其中依稀可见诗人内心某种复杂的情绪在涌动：

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

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

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

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

轻一点吹呵，让我在我的河流里

勇敢的航行，借着你的帮助，

不要猛烈得把我的桅杆吹断，

吹得我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

在这样的时代，何其芳还能如此表达自己的心迹，这颇让人感到意外。尽管诗人最后表示还是要振作，但也并未轻易扫尽迷茫：“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你闪着柔和的光辉的眼睛／望着我，说着无尽的话，／又像殷切地向我期待着什么——／请接受吧，这就是我的回答。”这首诗因为表露了诗人在历史变动时代真实而迷惘的情绪，令人感动。在三四十年代，何其芳最擅长写知识分子迷茫踌躇的情怀，词语清丽，情绪婉转，幽怨中总有一种俊逸的格调。在50至70年代，他一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文学界历次的批判运动他都有冲锋陷阵，他的犹豫和彷徨是否真的在后来的批判实践中清除干净，难以确定。他的《回答》更像是提问，自言自语式的提问。何其芳似乎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一个参与创建新社会的党的高级干部，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各项任务方针；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诗人，他又总是流露出一些迷惘彷徨的情绪。后者是前者的补充，还是他从未完全抹去的真实心迹，难以判断。

胡风的《时间开始了》所表达的颂扬之情与他后来的命运颇不协调，以至于人们怀疑他当年的歌功颂德主要是出于表忠心。关于胡风这首诗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这里不再赘述。不过，需要提起的是，胡风的作品中还有《小草对阳光这样说》这一类温情委婉的小诗，小草象征着诗人在新时代的自我写照，渴望新生却夹杂着如此幼稚而谦逊的自我指称，倔强中又透示出不能平息的愿望。小诗最后结束于“睡着了”、“好安静……好甜蜜”，让人觉得那种安静甜蜜的背后是一颗不踏实的心灵在颤动，又仿佛是听任命运安排的那种旷达。无论如何，对于胡风后来的命运来说，他的诗篇背后总是有着那么多的隐喻和歧义。当然，他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诗人，这些诗作比较真切地表达了他个人的内心愿望。

共和国的诗人不只是赞颂党和领袖，更经常颂扬建国后的新生活，表现各民族人民在伟大时代的崭新生活。臧克家（注：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曾是诗人闻一多的学生。1923年夏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1925年首次在《语丝》上发表作品。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曾参加北伐。1930至1934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学习期间，得到闻一多的指导。193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次年，诗集《罪恶的黑手》问世，从此蜚声诗坛。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8年12月往香港。1949年3月，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主编《新华月报》文艺栏。1949年7月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195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56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7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由《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诗词18首，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1957年，他和周振甫合著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1976年1月《诗刊》复刊，臧克家担任顾问兼编委，出版了《臧克家诗选》、《凯旋》等诗集和长诗《李大钊》。2002年《臧克家全集》12卷出版。）由于在建国后长期担任《诗刊》主编，他对当代新诗的影响直接而深远。臧克家30年代开始写诗，1933年出版处女作《烙印》，显示出明显的严峻而洗炼的个人风格。抗战爆发后，诗人带笔从戎，写了大量反映抗战的诗篇。他1948年底到达刚解放的北京，1949年底写了纪念鲁迅的短诗《有的人》。这首诗非常鲜明地把两种人生观、两种生命的意义相互对比着表达出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这首诗几乎是新时代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宣战的宣言，它表达了时代的迫切愿望，也推动了时代对超我的诗歌表达的强烈需求。来自国统区的臧克家后来长期担任《诗刊》主编，虽然是新诗写作者，但也一直坚持在《诗刊》上编发旧体诗。（注：有关臧克家建国后的诗歌活动的评价，可参见程光炜著《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58页。）

在革命斗争的年代，郭沫若可以在艺术与政治、个人自由与共产主义理想、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游刃有余；建国后，他的政治地位与艺术地位更有提高。很多研究者把郭沫若的生活与创作阐释为被历史所裹挟，但事实上，他对革命胜利也是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1936年，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写道，他期待有一天，“我要以英雄的格调来写英雄的行为，我要充分地写出为高雅文士所不喜欢的粗暴的口号和标语。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注：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原载《质文》1936年2卷2期。有关论述参见自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我们无法推算从什么时候起，郭沫若的人生天平上，政治的分量开始重于文学。也许早年的《女神》表达的个人性的自我，那种狂放而不屈服的寻求自由与解放的观念，以及新诗的形式革命与现实的政治革命本就只有一步之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二者的界线是清晰的，但对于郭沫若来讲，他却可以随时跨越这一界线。1948年，他发表《开拓新诗歌的路》，明确提出：“今天的诗歌必然要以人民为本位，用人民的语言，写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情感，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行动。更具体的说，便要适应当前的局势，人民翻身，土地革命，反美帝，挖蒋根，而促其实现。”（注：《开拓新诗歌的道路》，见《郭沫若谈创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建国后，郭沫若位高权重，作为毛泽东诗词的权威阐释者，他通过这项特殊的工作，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诗坛。他自己写作的新诗更是给颂诗的时代树立了典范。50年代以来，他出版的诗集有《新华颂》（1953）、《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1955）、《百花集》（1958）、《百花齐放》（1959）、《东风集》（1963）等十多部。郭沫若注视着时代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新事件与新景观都成为他不同时期的诗歌主题，这使他的那些诗题看上去与新闻报道类似。比如收于《新华颂》中的诸多诗篇，标语口号理直气壮地进入诗的行列。颂诗的时代也是战斗的时代，一方面颂扬党、领袖、国家和人民，另一方面表达对敌人的仇恨与蔑视，颂扬与贬抑构成了诗的基调，这也是站在民族—国家的超我立场表达的时代精神。

公刘（注：公刘（1927—2003），江西南昌人，原名刘仁勇，又名刘耿直。1939年开始写诗。1946年投身学生运动，1949年在广州参加人民解放军，随部队进军大西南。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平反后出版有诗集《在北方》、《公刘诗选》等。）最早是作为一个战士而歌唱的，他的诗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热忱。1954年，公刘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边地短歌》。1955年，《人民文学》连续发表了他表现边疆战士生活的三个组诗：《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西盟的早晨》，这些作品描写战士们守卫边疆的战斗生活，展现出时代主人公豪迈的革命形象，和对新时代生活的热爱，在当时颇受好评。《西盟的早晨》一直被推为公刘的代表作，诗作有一种清纯之气，且有一种明朗乐观情绪流荡其中；作为对战士生活的书写，显示出质朴的信念。那个时代人们的诗作，除了洋溢昂扬的政治信念之外，有时能表达质朴的生活气息就算相当不错。当然，我们也可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那个时期的人们思想和情感就是有一种明朗和透彻，在平凡和忍耐中期盼生活的未来美好。公刘的《运杨柳的骆驼》，并不像《西盟的早晨》那么著名，但却自有一种对生活的执著，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诗句或许更能沁入青年人的心灵：“大路上走过来一队骆驼，／骆驼骆驼背上驮的什么？／青绿青绿的是杨柳条儿吗？／千枝万枝要把春天插遍沙漠。／／明年骆驼再从这条大路经过，一路之上把柳絮杨花抖落，／没有风沙，也没有苦涩的气味，／人们会相信：跟着它走准能把春天追着。”如果考虑到那个时期的人们的生存现实，我们应该对这样的诗句有所珍惜。

公刘赞美新时代的诗并不显得概念化，他的诗富有想象力，抒情的切入点出人意料，意象奇异精彩纷呈，显示出很强的个性特色。《上海夜歌（1）》也被推为他的代表作，这可能是因为五六十年代书写城市和工业生产的诗作不算多，给人印象深刻的更少，公刘对上海的描写，表达了那个时期人们对现代城市的一种想象。尤其是抓住灯光来描写，表现了新上海的神奇面貌。公刘的诗在当时被人们传颂一时，特别是对军旅诗人的创作产生直接影响。1956年，公刘从西南来到北京，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任职，他的诗隐含着一种反思性的情怀。1957年，他发表一些讽喻诗和爱情诗，如《公正的狐狸》、《迟开的蔷薇》等，被认为与当时的政治氛围不相协调，随后被打成右派，直到“文革”后才恢复工作。

白桦（注：白桦（1930—），河南信阳市人，原名陈佑华。1942年春，与孪兄叶楠（陈佐华）一同考入潢川中学初中部，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经历过淮海、渡江和挺进大西南等战役。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曾在贺龙身边工作，此后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调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剧，1964年调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1979年平反，在武汉军区文化部工作。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副主席。白桦的创作包括诗歌、小说和剧本。著有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白桦的诗》、《白桦十四行抒情诗》，长诗《鹰群》、《孔雀》，话剧剧本集《白桦剧作选》（内含《红杜鹃，紫杜鹃》、《曙光》、《今夜星光灿烂》）、《白桦的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苦恋》等。）也是战士诗人出身，1955年出版诗集《金沙江的怀念》，这些诗既描写了边疆战士的战斗生活，也描写了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他的长处在于写作长篇叙事诗，《鹰群》长达四千余行，记叙了滇康边境一支藏族骑兵游击队的成长过程，通过主人公培楚从奴隶成长为英雄的过程，表现了革命解放被压迫人民的伟大意义。但这部诗显得较为沉闷，故事叙述的概念化痕迹较重。随后的长篇叙事诗《孔雀》则显得更加瑰丽，神话传说与生动的想象抹去了政治概念的生硬色彩，呈现出一片远离现实的爱情仙境。后来白桦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后复出的白桦带着更多的反思，由他编剧的电影《苦恋》，一度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斗争的导引。

有些文学史研究者后来把50年代上半期这批活跃在西南边疆的军旅诗人称为“西南边疆诗派”，也有称为“西南青年诗人群”。除了上面提到的白桦、公刘外，还有顾工、高平、傅仇、梁上泉、杨星火、周良沛等。

同样作为军旅诗人的李瑛（注：李瑛（1926—），河北丰润人。少时家贫，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开始在刊物上发表诗作。1949年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后，一直在部队从事文化工作，先后担任新华社部队分社记者、《解放军文艺》编辑、副总编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务。著有诗集《野战诗集》（1951）、《静静的哨所》、《红柳集》（1963）、《枣林村集》（1972）、《难忘的一九七六》（1977）、《南海》（1982）等。）在当时则以构思巧妙、立意别致引人注目。他的诗感情细腻，语言纯净，例如早期学生时代的诗《花·果实·种子》：“在一棵植物的生长中，／我们不能不歌颂果实，／其次便是种子，其次是花朵。／因为当一只苹果在树梢转红／而跌落草地的时候，／曾经过多少风雨和苦痛……”这首诗是以植物来表达对人类生活的感情，果实、种子、花朵以不同的韵律出现，颇具有音乐性，诗歌的抒情充满张力。《哨所鸡鸣》，写哨所早晨，鸡鸣穿云破雾，带来早晨的霞光，通篇似乎是赞美雄鸡的豪情，最后反切过来是战士的豪情赋予雄鸡以性格。“只因为是战士的伙伴，所以才唱出了士兵的感情。”

李瑛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在学期间师从沈从文、冯至、卞之琳（注：参见程光炜：《中国诗歌史》，第79页。）。较为厚实的文学底蕴，使得他的诗与中国现代诗还保持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有一种明朗的诗情。铺叙是当时诗的基本艺术技法，但李瑛却有巧妙的修辞比兴闪现出来。他“运用浪漫化的意象和起承转合的完整结构，将生活现象加以‘诗化’”（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洪子诚认为，在六七十年代，李瑛的诗形成个性风格。“文革”期间，李瑛是少数几个依然活跃的诗人，比之50年代及60年代初，他的诗风反倒更趋于平实，还是能在政治的边界上显示出自然清新之气，质朴中透出灵性。（注：李瑛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诗集有《花的原野》（1953）、《红柳集》（1963）。“文革”期间有《红花满山》（1972）、《枣林树集》（1972）。参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第75页。）李瑛后来被称诗界的“长春树”，“文革”后他的诗作不断，且更显感情充沛、更有筋骨力道。如《黄河落日》、《一只山鹰的死》，显出境界高远，格调不凡。

在当时歌唱新生活的诗人中，邵燕祥的声音显得有点独特。（注：邵燕祥（1933—），浙江萧山人。曾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在北平中法大学就读，后又就读于华北大学。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初被划为右派，“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1978至1993年）在《诗刊》工作，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及《邵燕祥抒情长诗集》，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北平解放后邵燕祥一直从事记者工作，这使他接触了当时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他们代表着社会主义祖国崭新的生活现实，也象征着即将迎来的美好未来。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1951）和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1955），收有他在50年代初期写的抒情诗，其中一些表现了年轻人的理想和激情，显得个性鲜明，在当时别有一种格调。他的《到远方去》曾传颂一时，诗中写道：“收拾停当我的行装，／马上要登程去远方。／心爱的同志送我，告别天安门广场。”“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还没有铁路的影子。／在我将去的矿山，／还只是一片荒凉”，“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美好的希望不会落空”。1957年，邵燕祥这样的歌唱者也成为右派，二十多年后才恢复工作，他带着深刻的反思与个人的敏锐写下大量的杂文，如《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文笔更加犀利，深刻而且富有哲理，充满正义感，显示了他的不同凡响之处。

当然，共和国最突出的颂诗诗人当推贺敬之（注：贺敬之（1924—），山东峄县人。1940年16岁时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7岁入党。1945年，他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轰动一时，并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1949年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后在中央戏剧学校创作室工作。后任《剧本》月刊、《诗刊》编委、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先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建国后，写了《回延安》、《放声歌唱》、《三门峡歌》、《十月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有名的诗篇。）。在所有写颂歌的诗人中，贺敬之应该是最出色的，这不只在于他歌颂党、祖国和人民的情感浓烈深厚，还在于他找到了共和国颂诗的最理想的艺术表现手法。贺敬之1940年到达延安，16岁开始诗歌创作，1942年在《讲话》的指引下，深入生活。1945年，根据40年代初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鲁艺集体创作了歌剧《白毛女》，文学剧本由贺敬之、丁毅执笔。在此之前，贺敬之曾写作秧歌剧《栽树》、《周子山》（与水华、王大化、马可合编）等，为《白毛女》的创作作了准备。《白毛女》是新歌剧创作的一座里程碑，贺敬之因此而成为革命文学的开创者。

贺敬之在1950年代写下大量抒情颂歌，如《放声歌唱》（1956）、《东风万里》（1958）、《十年颂歌》（1959）、《雷锋之歌》（1963）、《中国的十月》（1976）、《八一风暴》（1977）等；此外还有抒情短章《回延安》、《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等。这些颂诗最长的《放声歌唱》1600行，最短的《中国的十月》也有260行。贺敬之的诗，正如洪子诚和刘登翰指出的那样，“激情和阐释观念的形象，是贺敬之这些以思想逻辑为主干的诗‘腾飞’的两翼”（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这种评价是相当中肯的。

当然，贺敬之的诗在五六十年代所具有的强大感染力，也并不是政治概念化所能简单解释的。贺敬之的颂诗体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特色，是其登峰造极之作，是它全部的激情和想象力的聚合之作。它本身就是共和国的史诗、神话和伟大的文学庆典，因而，在艺术上有着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独特性，从艺术上去理解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里从艺术上对贺敬之的诗归纳出以下几个特色：(www.xing528.com)

其一，创造了一个绝对理想的神圣共和国形象。在贺敬之的抒情诗中，饱含着对共和国的崇拜之情，共和国是一个理想国的形象，它经过历史的血与火的洗礼，坚强伟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而创建的美好国度。共和国是神圣的，它包含一切真理，包含人间应有的幸福、和平与力量。如《放声歌唱》中典型的诗句：

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

呵，无边的

大海

波涛

汹涌——

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

呵，生活的

浪花

在滚滚

沸腾！

贺敬之用手中的笔装点着共和国的形象。人民需要信心，共和国需要自信，诗在那个时代以充当时代的号角的方式来达到自身的辉煌。

其二，塑造了横空出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贺敬之的抒情颂歌，以一种辽远的语式和雄浑的声调，塑造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个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从历史深处走来，在高山之巅或者青云之上讴歌，纵横上下一百年，直指十万里前程。相比较而言，贺诗空间感很强，但历史感较弱，主要是由于它是在共和国的历史背景上来抒写的缘故。典型的诗句如《十年颂歌》开篇：

东风！

红旗！

朝霞似锦……

大道！

青天！

鲜花如云……

其三，豪迈雄健的激情。贺诗始终洋溢着豪迈的时代激情，这种激情来自对共和国无止境的爱与赞颂，无穷无尽的赞美涌溢而出。贺诗受欧美与苏俄的诗，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的影响，这使诗的表现容量大大增强，其情感随着语言无止境的展开而呈现，情绪如大河奔流，无穷无尽。另外，贺敬之的抒情短章也常有清新明丽、委婉温馨的情调。如《桂林山水歌》：“画中画——漓江照我身千影／歌中歌——山山应我响回声……／招手相问老人山，／云罩江山几万年？”

其四，辽阔高远的意境。贺诗从传统诗歌营造意境的手法中获取灵感，也从西北的信天游中获取韵律，其格调高亢、辽远，特别是诗人把那种悲怆苍凉的格调改变成雄健豪迈的激情，使意境更具有高远的特征。如《雷锋之歌》中的某些段落、《桂林山水歌》等，这两首诗当是贺诗中艺术表现手法更加圆熟，也更具多样性的代表作。另外，《雷锋之歌》中加入了回忆性的叙事视点，这一时间维度的调整也使诗作有了一种苍茫深远的意境。

其五，政治的思辩性。贺敬之的抒情诗带着强烈的思辩色彩，总是面对当代重大的政治方向，既有对革命形势的思考，也有关于人生的价值观、人生的意义、共和国的现在与未来的思考。《雷锋之歌》实则是对革命的必然性、合法性进行论辩，几乎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神话史诗。无可否认，这些政治思考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有真理在握的武断性，但在那个时代，也具有强大的时代概括力，它使“共和国”与“人民”这种政治概念具有生动的形象和饱满的情绪。那种政治的坚定性与诗的豪情的结合——尽管也难免有浮华和夸大之辞——显示出当代中国诗歌前所未有的表现力，也因此把中国当代诗歌的“宏大叙事”推到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