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小说中四种情感的多样描写

尽管社会主义文学一直以乡村为其起源，在与五四启蒙文学形成的断裂中，拒绝了小资产阶级形象在文学中的显现，但文学的写作主体不可避免的仍然是知识分子，而且他们的世界观的改造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写作主体总是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其主体性的内在情感，那些被称为资产阶级个人思想的意识也会在叙事的缝隙中流露出来。建国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斗争，确实有效消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但在文学创作领域，文学写作的那些内在规律，那些对艺术性的单纯理解，也使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完全压制文学性的表达。建国后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一度使文学表现人的内在情感的功能陷入困境。但经历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后，特别是1956年的“双百”方针，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生机，作家们又试图表达个人的生活体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感也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来。

路翎（注：路翎（1923—1994），原籍安徽无为，出生于江苏南京。原名徐嗣兴，路翎是其笔名。1940年《七月》杂志发表署名路翎的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从此路翎与胡风结下深厚友情。随着“七月”流派的影响壮大，路翎在文坛也崭露头角。1942年，路翎完成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被胡风编入“七月新丛”。随后路翎开始重写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胡风激赏路翎，他说：“《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也有人把这部作品看成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1949年7月，路翎参加第一届文代会，为“文协”会员。1950年初，路翎调到北京，任青年艺术剧院（廖承志为院长）创作组副组长。抗美援朝期间路翎赴朝采访，1953年7月停战后归国。从1954年5月起，全国几大报刊载文批判路翎描写志愿军生活的小说，火药味甚浓。11月10日，他写出三万余言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在《文艺报》上连载。1955年6月，他被当做“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从此在文坛消失二十多年，并患了精神分裂症。“文革”后，“胡风集团案”得到平反，路翎生活一度有所好转，1994年病逝。）一度追随胡风，主张“主观战斗精神”，在胡风遭受冷落和批判的时期，路翎曾经努力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但依然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建国后，路翎发表了一系列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小说，如《朱桂花的故事》、《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等，但也遭到批判。路翎与胡风一样，始终不明白建国后他们被边缘化的事实，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他们都无法摆脱自己在40年代的在文坛有巨大影响的记忆，一直想努力跟上时代，甚至重返中心，他们对文学的过于自信，使他们在政治斗争中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他们不明白，1949年就是他们文学生涯的终结，所有的反抗与努力都是徒劳的，都不过加速了向相反方向的运动。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时值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不久，这篇小说讲述志愿军战士王应洪在战斗前线，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发生的无法实现的爱情故事。小说大部分的篇幅都在描写战争中的侦察行动，只是穿插了一点篇幅描写王应洪与金圣姬的朦胧恋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金圣姬的单相思，但在行动中，王与金的关系却不时地透示出来，构成一种内在化的情感潜流。应该说，这种构思是很巧妙的。在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感，依然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那些稍许温馨的情感只是偶尔从残酷的战争场景中流露出来。小说的题目中“战役”二字被打上了引号，作者也试图以此表明，一方面这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战斗，另一方面，我们的战士也在经历着精神世界里的战斗。小说描写情感心理的笔墨显得细致入微，显然是想表现革命战士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在那时的批判者看来，“作者没有着重去写王应洪的自觉的把战争放在压倒一切位置的那种忘我的甘愿牺牲一切的精神状态，所以贬低了战士们的高贵品质”（注：荒草：《评路翎的两篇小说》，《文艺月报》1954年9月号，第63页。），更有甚者，指责小说描写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爱情是不真实的、不恰当的，因为在战争中相爱是与“国际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表现了龌龊的灵魂，是对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的严重歪曲。（注：金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准确地说，这篇小说试图调和革命与文学的冲突，按当时批判的话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病”在发生作用。

尽管说1957年6月过后，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但刊物发稿与印刷的周期导致1956年或1957年上半年写成的作品，直到1957年中以后才得以发表。1957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发表宗璞（注：宗璞（1928—），女，原名冯钟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出生于北京，曾在西南联大附中、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1951年毕业后在中国文联、《文艺报》、《世界文学》等单位工作。“文革”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等。“文革”后，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中篇小说《三生石》等。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宗璞小说散文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9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格局宏大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分别为第一、二卷。）的《红豆》，小说讲述解放前夕一对大学生之间的爱情故事。事实上，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年轻的女性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犹豫与选择，经过小资产阶级式的徘徊之后，她战胜了个人的情感，认清了资产阶级情感的虚伪，而投身于革命。这部小说显然竭力从阶级对立的观点来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江玫与齐虹这两个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吸引，是纯粹的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然情感，但经历过男女之间的吸引之后，阶级冲突的问题冒出来了。与江玫同宿舍的肖素是个革命者，她在另一方面吸引着江玫。“江玫的梦现在已不是那种透明的、颜色非常鲜亮的少女梦了。局势的变化，肖素的被捕，齐虹的爱，以及自己的复杂的感情，使她多懂了许多事。”

4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的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现在变成革命与恋爱的对立。这个对立模式已经开始在革命文学中扎下根，在稍后的《青春之歌》中有更加全面的演绎。小说显然极力地贬抑齐虹，由于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的自私、软弱于是就是理所当然的。肖素发表了权威性的评价：我与他同学四年，他这个人只爱自己。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肖素这一革命者的人物形象，她为了给江玫母亲治病，主动跑去卖血。而齐虹却反复动员江玫与他离开祖国。对江玫的人生选择构成最重要影响的是，她后来发现自己的父亲是被反动派害死的。齐虹说：“你一定得跟我走！”以下是江玫的回答：

“跟你走，什么都扔了。扔开我的祖国，我的道路，扔开我的母亲，还扔开我的父亲！”江玫的声音细若游丝，她自己都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说到父亲两字，她的声音猛然大起来，自己也吃了一惊。

“可是你有我。玫！”齐虹用责备的语气说。他看见江玫眼睛里闪耀一种亮得奇怪的火光，不觉放松了江玫的手。紧接着一阵遏止不住的渴望和激怒，使他抓住了江玫的肩膀。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

江玫回答说：“我宁愿听说你死了，不愿知道你活得不像个人。”（注：引文参见《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60页。）这里的冲突并不是通常男女之间的冲突，而是阶级立场、革命与不革命的冲突，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历史把青年人的爱情推到这个巨大的背景面前，他们的悲剧是注定的。(www.xing528.com)

很显然，这种处于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们之间的爱，是一种被革命强行变形的爱，本身隐含着深刻的悲剧情愫，它与当时流行的英雄与英雄之间的爱情模式显著不同。阶级立场与政治理想不同的男女之间的爱，展现了人物更为复杂的心理。江玫明知齐虹与她永远不会一致，但她还是爱得那么缠绵。这种爱“像鸦片烟一样，使人不幸，而又断绝不了”，“这种爱情就像碎玻璃一样割着人”。小说对齐虹的刻画打上了严重的阶级概念化印记，尽管如此，这样的爱情描写已经难能可贵，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确实，小说还是没有完全压抑住非革命细节，那些必要的过程、过渡，那些个人的思想情感，还是被呈现出来。这篇小说遭致非议之处也正在于此。那时的批判集中于小说所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认为作者对此批判与反思得不够。

革命颠覆了文学，文学性从此就幽灵化了，但它总是在某些时刻显灵，这使得文学性在被遗忘的时刻却成为最顽强的内在支配力量。

1957年10月，徐怀中（注：徐怀中（1929—），河北邯郸人。1945年毕业于太行联合中学，同年参加八路军。“文革”后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部长，少将军衔。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徐怀中小说选》、《徐怀中代表作》等。《西线轶事》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出版了《我们播种爱情》，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篇以爱情为名的小说，其实在爱情方面着墨并不太多，更重要的是要表现西藏建设者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激情，他们播种的是对祖国的献身之爱，是对藏胞的阶级友爱。小说塑造了以工委书记苏易为代表的一群人物：雷文竹、倪慧聪、林媛、朱文才等知识青年和转业军人，他们带着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帮助西藏建设。他们有理想有抱负，富有忘我精神，是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典型。小说的民族团结建立在社会主义对西藏的生产建设和思想改造的基础上。在当时，苏易的形象被认为塑造得很成功，他代表了更富有人情味和讲究工作方法的党的干部形象。小说表现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胸怀，在当时颇具影响。

1958年秋天，《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茹志鹃（注：茹志鹃（1925—1998），女。原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幼年丧母家贫，曾入上海基督会所办的孤儿院，后进入浙江武康中学。18岁在《申报》副刊发表文学作品，1944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同年发表小说《一个女学生的遭遇》。1955年转业到上海，任《文艺月报》编辑。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小说集《百合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高高的白杨树》，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静静的产院》。“文革”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一支古老的歌》等。）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这篇小说讲述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新婚小媳妇把结婚被子献出来包裹伤员，而结果却是包裹了向她借被子的年轻战士的故事。描写了年轻战士纯朴的性格，写了他向新媳妇借被子的有趣过程，也写了新媳妇生动微妙的心理。小说最出色处在于心理描写，先是写年轻战士害羞的心理，这样的战士，在战场上却视死如归。后又写新媳妇心理的变化，那么细腻且有层次感。当新媳妇得知小战士负伤的消息，她的心灵明显被震动了。后来，她知道他已经死了，但还是坚持给小战士缝衣服肩上的破洞，别人劝她不要缝了，她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最后，她亲手把她的结婚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由此来表达她对死去的年轻战士的爱。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注：转引自《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茹志鹃在这个时期发表这种小说都是奇怪的，那是大跃进正在掀起高潮的时候，作者却在讲述一个如此绝望而美丽的故事。唯一可以找到与时代联系的印记就是大跃进中人民把锅碗瓢盆都献出来了，而战争年代的小媳妇献出了结婚被。

这一时期刻画战争年代的情感的作品，还有电影《柳堡的故事》。这部影片由黄宗江和石言改编自小说《柳堡的故事》，女导演王萍的细腻艺术手法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小说最早由南京军队作家石言创作于1949年，1950年发表于南京的《文艺》，随后被《新华月报》转载。小说讲述18岁的二妹子与副班长的朦胧爱情故事，倒叙的手法，推开副班长远去的背影，风车转动，河水长流，遍地油菜花金黄，阳光洒向田野大地，江南水乡，情意绵绵。青年人的爱情与思念，革命的重任与解放的希望，这一切都融入宁静明媚的自然风光，再透示出抒情意味，正是一曲“九九艳阳天”唱出的心声，再也没有什么情调能如此打动那个年代青年人的心灵。正如赵树理的乡村书写给建国后的新生活带来幸福承诺一样，不少文学和电影作品也在着力刻画新时代的新生活，并给出一种新生活的美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