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现实批判力量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具体地审视一下所谓“百花”时期的文学创作及其争鸣。1956年的“百花”运动，在相当热烈的程度上鼓舞了青年作家，一大批怀抱着理想与责任的青年作家写出了不少在当时看来相当尖锐的作品。干预生活，暴露问题，揭露阴暗面，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中国文坛确实有一股生龙活虎的气氛。

显然，其中苏联文学的影响不可忽视。例如苏联“解冻”潮流中出现的奥维奇金的特写、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都影响了中国“双百”时期的特写与小说创作。1956年《人民文学》第4期发表刘宾雁（注：刘宾雁（1925—2005）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年幼时因家贫几度辍学，1943年在天津参加地下工作，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起到哈尔滨和沈阳工作。1951年任《中国青年报》编辑、记者。1956年因发表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于翌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到农村劳动多年。1979年平反，任《人民日报》记者。1989年起居住海外，2005年病逝。主要作品有《内部消息》、《刘宾雁报告文学集》、《艰难的起飞》、《刘宾雁自选集》等。）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对当时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作了深入揭示，产生强烈的反响。这篇特写通过记者“我”的采访活动，描写黄河桥梁工地上桥梁队队长罗立正与青年工程师曾刚之间的矛盾冲突。后来，刘宾雁又发表了《本报内部消息》，进一步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批判。

1956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发表王蒙（注：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出生于北京。1948年10月1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1953年，创作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广泛关注，毛泽东曾多次提及并给予好的评价。1957年被打成右派，长期在新疆劳动改造。“文革”后，平反回到北京，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等职。王蒙的创作力极其旺盛，作品量几乎居当代作家之首，不胜枚举，容当后议。）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原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经由《人民文学》编辑部秦兆阳改动。这篇小说讲述22岁的小学教员林震，因为工作积极向上，被调到区委组织部任干事。由于一腔热情，与这个官僚作风严重的机关难免会产生矛盾，他被怀疑与失望的情绪所困扰，但最终还是站出来与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小说围绕麻袋厂厂长王清泉的官僚主义作风来叙述矛盾斗争。王清泉是一个被处理过的人，他原来是部里的干部，因为男女关系被降级，但他依然不思进取，对革命工作缺乏主动与热情，麻袋厂被搞得一团糟。组织部对王清泉的错误或不闻不问，或敷衍了事，表现了明显的官僚作风。最后是群众的检举信使王清泉受到应有的处分。这部小说描写了几个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的干部的官僚做派，最典型的是韩常新，他才27岁就表现出工作上的成熟与老练。小说是这样描写他的：

他二十七岁，穿着蓝色海军呢制服，干净得抖都抖不下土。他有高大的身材，配着英武的只因为粉刺太多而略有瑕疵的脸。他拍着林震的肩膀，用嘹亮的嗓音讲解工作，不时发出豪放的笑声，使林震想：“他比领导干部还像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二天韩常新与一个支部的组织委员的谈话，加强了他给林震的这种印象。（注：《王蒙文集》第4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与典型的官僚做派的韩常新比较起来，刘世吾的形象显得复杂得多。他也属于官僚一类，但热爱文学，喜好读书，对事物有他独特的看法，只是他认为这一套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其自身的惯性，不想打破这个惯性罢了。一旦情况紧急，他处理起王清泉还是雷厉风行的。小说写到他对王清泉的看法，他处理王清泉之后的那种感伤，最后才透露出他也曾在战争中受过伤。刘世吾对政治、对生活的看法有着林震这种青年人所不能理解的复杂性。王蒙那时以他22岁的年纪，却能触及刘世吾复杂的内心世界，不能不令人惊异。在刘世吾这个人物身上，王蒙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小说中还出现了赵慧文这个形象，这个女性显得落落寡合，就像她与那个集体、她与家庭的关系一样。这个孤独的女人来自什么地方呢？会让我们想起五四时期或三四十年代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例如，丁玲笔下的女性，或者蒋光慈、柔石笔下的年轻女性知识分子。

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热烈反响。作品揭露了社会主义党政机关沉闷的一面，揭露了当时盛行而人们不敢言说的官僚作风。对于这篇小说，严厉的批评一度占了上风。李希凡认为，作者描写的生活虽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以这样的现象堆积成影响典型人物的典型环境，就严重歪曲了社会现实。小说给人们造成的印象似乎是，在党中央所在地，党的生命核心的北京，党的工作的各个环节上的所有领导干部，都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者，都是粘结成这个区委组织部工作错误的“一系列的缘故”。他认为，作者是在罗列现象，“用党的生活个别现象里的灰色斑点，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注：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起初马寒冰（注：马寒冰（1916—1957年），曾在三五九旅任王震旅长秘书，后转任新疆军区文化部长兼中共新疆分局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初，奉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任文艺处编审兼出版处处长。创作的《新疆好》、《我骑着马儿过草原》两首歌词，曾传颂一时。）对王蒙小说也持批评意见，他认为，在当时，具有这种倾向的人不能说没有，但只是少数，不具有普遍性。如果像小说中写的情况那样，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居然有这样的区委会，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也是难于理解的。马寒冰的批评并不算太激烈，但由于毛泽东对王蒙的小说持肯定的意见，并批评了李希凡与他的观点，据说他因此承受很大压力，一时想不开，上吊身亡。

1957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谈到王蒙的小说以及有关的争论。他认为，反驳王蒙的态度不适当。他还说，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也有观点的原因；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注：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由于毛泽东的观点，当时的批评界对此小说开始持肯定态度。但仅仅过去几个月，形势就急转直下，“反右”运动席卷全国，王蒙被打成右派，之后流放到新疆22年。多年之后，他自己写有诗句：“故国八千里，风雨三十年。”(www.xing528.com)

关于这部作品，后来的学者有不同的评价和读解。洪子诚先生在他的《1956：百花时代》中，重新梳理了这部小说的主题。他写道：

王蒙在这个短篇里，用清新的文字，讲述了一个对革命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来到中共北京某区委会工作的情形。这是一个有关“外来者”的故事，也是一个表现现代中国的“疏离者”的命运的故事。主人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结果却发现他不被接纳，他无法融合在这一环境之中……小说的情节和主题模式，让人想起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投身革命的青年医生陆萍怀着热情来到根据地的医院里，同样出现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裂痕，也有主人公的困惑、与周围人们的摩擦，甚至同样也有一个异性的支持者和知音。（注：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洪子诚先生进一步引述张光年在1958年写的一篇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的文章说，张光年用了一个富于创造性的题目：《莎菲女士在延安》。张光年的文章写道：“我的突出的感觉是：莎菲女士来到了延安。她换上了一身棉军服，改了一个名字叫陆萍。据说她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了……”洪子诚认为，这种分析，给我们提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某一主题、某一“原型结构”的延续和变异的情况。“这是‘五四’以后小说中‘孤独者与大众’的主题的延续。”（注：同上书，第119—120页。）这是很有见地的。

这篇小说从另一方面看，或许可以理解成是五四时期以后在革命文学中已经断裂了的关于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叙事的重新抬头，但这一主题却被反官僚主义和描写阴暗面这种时代意识形态遮蔽了。在我看来，事实上，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如刘世吾、韩常新、赵慧文、林震，就是一群知识分子。与其说韩常新、刘世吾是官僚的典型，不如说他们表现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里内心的茫然无措。如果深入分析他们的自我意识，就可以发现五四时期启蒙者——知识分子的影子，只不过由于中间阻隔着漫长的革命生涯和岁月，他们逐渐丧失了自我的目标。他们被一种结构与制度所控制，但那种知识分子的人文气息，那种做派，那种小资情调，还是会压抑不住地流露出来。（注：更为典型的事例可以从秦兆阳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所改写的结尾看出。洪子诚先生分析过这个结尾，参见《1956：百花时代》，第115—120页。）

总之，“双百”时期短暂的文学历史显示出如此特征：其一，它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总是以运动的形式来展开其变异的实践；其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深受苏联的影响，同时在“双百”时期也试图摆脱苏联模式，走中国自己的现实主义道路；其三，“双百”时期是在“十七年”的文学史中中国作家最能够表达个性的一个时期，作家试图以他的个性与现实直接碰撞；其四，不同的作家都在尝试从历史的束缚中走出来，文学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局面开始呈现；其五，“双百”时期失败的结果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试图创建自己的文学的超越性（即对现实具有反作用的那种独立的能力）的努力严重受损，文化领导权中的文化／审美含量被政治严重削弱。此后，它的命运只能更深地卷入政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