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历史化的叙事与品性

1957年，梁斌（注：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出生于河北省保定蠡县梁庄，16岁考入保定二师。在校期间，梁斌参加了“二师学潮”。1932年7月6日国民党枪杀二师学生的惨案，对他震动极大。1933年梁斌到达北平，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写杂文、散文和小说。而后到济南，写出以高蠡暴动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1937年春天，梁斌回到故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区新世纪剧社社长、游击十一大队政委、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会文艺部长等职。这期间他写出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中篇小说《父亲》，还写出了《千里堤》、《抗日人家》、《五谷丰登》、《爸爸做错了》、《血洒卢沟桥》等剧本，在冀中地区演出数百场。1948年秋天，梁斌随军南下，历任湖北省襄樊地委宣传部长、《湖北日报》社长等职。1953年他调回河北，开始在高阳、蠡县走村串户，访问当年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充实自己的素材，为写作《红旗谱》做准备。据说1953年动笔，一年后完成《红旗谱》，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小说叙述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背景下，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的矛盾斗争，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中心事件，展示了当时农村和城市中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整体过程。

小说开篇就是地主冯兰池要砸钟的情景。原来作为维护中国乡村自治势力的地方乡绅，在革命文学叙事中都以乡村破坏性的力量——恶霸的形象出现。冯兰池就是这一形象的典型。农民朱老忠的父亲蒙受冯兰池的欺辱气绝身亡，受父亲临终嘱托，朱老忠远走他乡。30年后朱老忠带着妻子和儿子大贵、二贵回到故乡，少年时代的好友严志和给了他及时的照料。朱老忠立志要报仇雪恨。此时的冯兰池已经六十多岁，名字改称冯老兰，家业更大，气势更恶，横行乡里，无所顾忌。冯老兰不择手段坑害村民，朱老明串联28家穷人告状，官司从县里打到北京大理院，但官府偏袒有钱人，结果穷人输得很惨。严志和的大儿子运涛外出打短工，认识了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县委书记贾湘农，走上革命道路。小说由此转入讲述运涛兄弟俩的故事。运涛的弟弟江涛在县高小学堂读书，也由贾湘农介绍加入了共青团。从高小毕业那年春天，在贾老师的鼓励和朱老忠的支持下，江涛考入了具有革命风气的官费学校保定第二师范，认识了正直知识分子严知孝和他女儿严萍。江涛的故事似乎是梁斌自己当年在二师生活的写照。运涛参加革命被国民党判了终身监禁，江涛到狱中探望哥哥，决心继承哥哥的革命事业。1928年秋天，党组织派他回家乡组织反割头税运动，他和割头税包商首脑冯老兰斗争。经过广泛宣传和动员，快过年的时候，江涛、朱老忠、张嘉庆和一群贫苦农民偷偷带着标语传单和刀、梭标等去赶城里的大集，在闹市上突然召开反割头税大会。农民、市民齐声响应，包围税局子、县政府，打败保安队，强迫当局放弃割头税。他们还趁热打铁，组织了农会。江涛与同学们一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江涛也被抓进了监狱，革命还未有穷期，斗争还在继续。

《红旗谱》甫一发表，评论家就给予了高度赞扬，称它展开的是一幅壮丽和广阔的历史图画。有评论家写道：“小说描写了1927年大革命前到‘九一八’事变后将近十年间北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并在这一宽广的时代背景上，描写了革命斗争和革命英雄人物的发展与成长。”（注：方明：《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文艺报》1958年第5期。）还有评论写道：“这是一部比美玉珍贵千倍的书。作为史诗，它记录了30年代战斗的声音；它以令人信服的真实的艺术形象描述了党和劳动人民直可追溯至远祖的血缘谱系；从而也有力地感召了我们，以使我们的后代要无愧于前辈，把绵延不绝的革命谱系，更加发扬光大地接续下去，直到千秋万代。”（注：胡苏：《革命英雄的谱系》，《文艺报》1958年第9期。）权威评论家邵荃麟写道：“作者从几十年来的中国农村重重苦难和前仆后继的农民革命斗争过程中，从农民自发到自学过程中，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与农民群众相汇合，从而领导了农村革命斗争的曲折过程中，深刻地描绘出中国贫苦农民的坚韧、强毅、朴直和善良的灵魂和性格……写出了他们那种斗争韧性，他们的希望、欢乐和梦想……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民生活与斗争，在艺术上达到相当深度与高度的作品。”（注：邵荃麟：《〈红旗谱〉是概括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文艺报》1959年第18期。）

《红旗谱》无疑是一部典型的革命历史叙事的作品，作为叙事主体结构的阶级斗争冲突和地主恶霸对农民的欺压行为是乡村的主要矛盾，农民被逼得不得不走上革命反抗的道路——这一革命文学经典性的叙事纲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设定，也是为革命历史确立合法性的历史依据。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部小说对当时中国农村生活状况生活习俗的描摹，对农民性格心理的刻画，对家庭伦理特别是父子关系的表现等等，都显示出颇为独到的特征。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多有感人之处，每个人物都刻画得有棱有角。我们是否可以追问：在主体隐匿的客观化历史建构中，是否文学写作就不再有作者个人起作用的空隙了呢？是否可以设想作家作为隐匿的主体可能从那些字词、那些生活的质朴状态中透示出他的能动性呢？这牵涉对当代文学史的“文学性”的一个解释，那就是在革命化的写作中，是否只有历史叙事的客观化运动，而没有写作主体的痕迹？如何理解革命化写作中主体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字词的修辞所提示的可能性呢？

在革命文艺的激进实践中，文学性因素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文学叙述的传承功能和个人深挚的生活记忆是以非常隐蔽而暧昧的方式保存下来并起作用的。1959年，梁斌发表创作谈《漫谈〈红旗谱〉的创作》，其中谈到了他的经历、经验和个人记忆。按照他的说法，朱老忠、严志和、运涛、江涛、大贵、二贵、春兰等人物，都有原型，都是他少年、青年时代曾经经历过的人和事，并且在他过去的中短篇小说中都曾经出现过。梁斌这样解释革命文艺所需要加强的美学因素：“书是这样长，都写的是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就得加强生活的部分，于是安排了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故事，扩充了生活内容。”（注：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原载《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参见《梁斌研究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4页。）这些情节，被作者称为“生活内容”，而那些革命、斗争生活显然是属于另一个范畴。当然，《红旗谱》在当时引起轰动，正如我们已经首先承认的那样：这得力于它所表现的革命历史内容，它正面塑造的革命人物形象；但是，这些革命性的内容，只能保证它在政治上的正确，保证它的主题具有足够的政治内涵，并不能使它理所当然成为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只要仔细推敲就不难发现，这部作品的革命内容其实非常有限。小说一开始就表现阶级斗争，表现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冲突。这场做足了功夫酝酿气氛的序幕，并没有多少激烈的斗争场面，地主冯老兰也就是要砸一口钟而已，所谓杀父之仇也是采取比较隐晦的叙述方式（朱老巩是被气死，并不是在直接冲突中致死）。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历史神话，并没有坚实的根基。地主冯老兰的恶霸形象几乎是宣判式的，他的所作所为虽是霸占土地，但是通过各种诡计来实现的。真正的恶霸明火执仗地抢就是了。就朱老忠这道故事线索而言，这部小说看上去与传统小说的“冲突—去乡—归乡—复仇”的模式并没有多少区别。严志和直到走投无路、要到济南去监狱里看望运涛时，他还想要去找冯老兰借钱。这当然可以用来说明农民阶级觉悟不高，并反衬出地主阶级的冷酷和狡猾。但它也不自觉地表现出乡土中国农村的人伦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阶级对立，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还带着浓重的小农色彩。这里面呈现的历史，被打上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翻身革命的印记，但在这个印记的下面，依然可以看到乡土中国那些自然形成的经济关系和人伦关系。

对于梁斌来说，他所能遵循的，不过是革命历史的基本原理、纲领性的思想，他试图还原历史，只有回到个人记忆，回到他所熟悉的乡土中国的生活氛围中，才可能呈现完整的历史叙述。在这里，完整的革命历史叙述是建立在不完整的个人记忆基础上的。在梁斌反复叙述的创作经验谈中，不断出现那些片断的乡土中国的往事，那些有着深挚情感的个人记忆。这些被称为“生活”的东西，与革命历史本身并没有本质的联系，例如，那些生活细节，家庭伦理，婚姻情爱等等，它们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补充和佐料，其实却正是小说叙事的血肉，支持那些革命故事得以存在和展开。革命历史叙述确实要清除那些真实的个人生活、个人记忆，然而，正是它们，给革命历史叙述以一种具体的形象，一种可感知、可体验的存在方式。革命的命名并没有清除个人记忆，因而也没有真正改变历史，但命名使革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假象。

革命历史叙事并不具有客观的绝对性，也可能与个人的情感记忆形成一种复杂的指涉关系，即使在如此典型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在如此激进的历史情境中，也依然有着一种被称为个人经验、个人记忆和个人修辞的东西存在。那些字词连接的不只是一个被固定和确认的历史，同样有可能是一个未知的、无本质的、活生生的生活本身。文学写作总有一种内在特质无法被完全历史化，即使像《红旗谱》这样典型的小说，即使处于那种特别的历史时期，也依然有某种属于文学性的东西，它与作家个人的独创性相关，是作家个人记忆的呈现，是文学性字词的本能记忆方式。个人记忆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倔强性，都有其超历史的，或者说不能完全被历史化的那种潜能。经历过作家的生活体验，经历过回到内心的运动，那些个人记忆拒绝了被历史直接同质化，它们顽强指向另一种存在，指向历史之外的可能。正如罗兰·巴特所说：“革命在它想要摧毁的东西内获得它想具有的东西的形象……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注：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参见《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08页。）对于文学叙事来说，真实的历史在别处；而对于历史的自我建构来说，文学也在别处——这就是文学的品性，也是文学得以顽强存在的根基。

当然，革命历史需要更为明确的概念来定义，另一部小说《红岩》则是以其更鲜明的英雄化和传奇化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迅速风靡全国，前后共印行800万册，创下中国革命文学作品发行的新纪录。《红岩》讲述的故事据称有史实依据，来源于革命历史回忆录，许多人物和事件都有真实的背景。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948至1949年解放前夕的重庆，国民党反动派以最后的疯狂穷凶极恶地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共产党人进行着英勇卓绝的斗争。它的显著特征不在于回忆录式地记录革命历史故事，而是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一批威武不屈、忠贞不渝、大智大勇、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其特别之处在于写了共产党人在监狱中经受着种种非人的磨难，却坚强不屈，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小说写的是黎明前的黑暗，是革命历史在历史化的文学叙事中最为悲怆与壮丽的篇章。《红岩》的成功，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叙事，已经不再是在与历史记忆或现实经验的比照中来讨论艺术真实性问题，而是在观念的正确性中来完成理想性的文学形象塑造，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浪漫主义已经压倒了革命现实主义。(www.xing528.com)

除了革命历史叙事之外，还有另一种历史叙事也在悄然兴起。重写中国传统历史故事，成为“双百”方针以及反右运动之后的另一种文学选择。一部分老作家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但是当时的环境又让他们不能描写现实，就转而重新讲述传统历史故事，也试图以这种方式来隐晦地表达内心愿望以及对现实的态度。当然，如何把中国深远的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建构联系起来，这一直是需要面对却又异常艰巨的难题。“双百”时期就有过诸如“古代史分期”（郭沫若和范文澜）的讨论，还有由《十五贯》引发的古代戏曲现代改编的讨论，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历史题材在当代的改写这一课题。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学作品，除了郭沫若等人改编的历史剧外（注：参见本书第8章关于“十七年”戏剧一节。），还有不少历史小说。比较典型的作品当推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注：陈翔鹤（1901—1969），四川重庆人。1919年毕业于成都省立一中，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1923年转学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学习，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1923年起，和林如稷、冯至等组织“浅草社”、“沉钟社”。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返回故乡，次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早年有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剧本《落花》等。建国后，曾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并负责《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这一时期创作有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1961）、《广陵散》（1962）。“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翔鹤选集》。）五四时期就开始写小说，但影响不大，建国后当编辑，很少发表作品。经过长期的酝酿，1961年他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陶渊明写〈挽歌〉》，这篇小说发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原因应该在于，知识分子在其中读出或寄寓了某种集体无意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无疑是知识分子的清高思想、人格自尊的表达。经历过建国后的思想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几乎都难以坚持所谓的个人自主意识，在一个讲究集体与服从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地位降到了工农兵大众之下，个体的自我意识与自由品格也无从谈起。当然，这篇小说并没有把陶渊明塑造成一个与权力政治抗争的英雄，而是着力描写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那种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作者其实是表达对生与死的一种哲学看法，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对现实政治的隐喻或影射，只是淡淡地表露出对生活的失意消沉的感受。其政治指向仅此而已，但在“文革”期间，这被上升为是对政治斗争的影射，小说被说成是“恶毒地攻击党的庐山会议”，“险恶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煽动他们起来和党抗争到底”。

当然，也有这样的作家，在意识形态如此激进的时期，他们的写作依然可以把意识形态淡化到比较平易的地步。在革命历史叙事盛行的时期，孙犁的小说也是写革命历史，但他重建革命历史的神话的意愿并不那么强烈。对于他来说，描写那样的年代里人性的复杂和深度更接近他对文学的理解。

孙犁（注：孙犁（1913—2002），河北安平人。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被誉为“荷花淀派”创始人。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1936年任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在延安发表《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建国后，出版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三集），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评》。孙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创作结集为《白洋淀纪事》（1958），是作者最负盛名的作品。）的创作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重视的现象，但是他既没有受到严厉的批判，也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就像他建立的“荷花淀派”的风格一样，淡雅，单纯，有一种独特的文学品性，那种毫不张狂的自在美学。孙犁1944年发表小说《荷花淀》后一举成名，建国初出版了《风云初记》，但并未引起反响。后来发表《铁木前传》（《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也反响寥寥。显然，孙犁始终以他的风格，以他对小说和语言的理解在写作，不温不火，不卑不亢。《铁木前传》讲述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随着生活地位的变化而发生的情感变化。他们早年曾经患难与共，互相支持。50年代以后，黎老东逐步走向富裕，对依然贫困的傅老刚就有所不同了，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裂痕。这似乎是当时流行的主题，农村逐渐发生的新的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在制造着新的矛盾，可以说明农村走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和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但孙犁的思考并不那么简单。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写出新社会到来之际，旧有的乡村人伦关系面临深刻冲击的那种状况。这不只是傅老刚、黎老东二人之间的友情裂痕，还有乡村关系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的全面变更。在这种变更中，不能改变的六儿和满儿这两个形象，则有一种美妙的悲剧意味，和一种不可屈服的乡间浪漫主义格调。小说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这两个人物的落伍并没有多大惨痛，他们是不能迅速融入革命新生活的青年，他们的那种行为方式，是中国的革命文学中从未有的，这样的形象也是始终没有的。淡雅清澈，一点感伤的浪漫气息，细致微妙的心理描写，所有这些，都如同水墨画的意境在我们面前展开，这可能就是汉语小说独有的韵致了。但在那样的时代，能有这样的文学品性显得难能可贵。

孙犁的作品颇具另类色彩。在革命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坚持自己风格的作家。他对乡土中国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废名、沈从文的路子，注重自然环境与人的存在的关系、人物的心理、语言的表现力，注重抒情性。他坚持把小说写得美，写出人性的复杂，尤其是他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把女性的内在心理与人性的复杂揭示得相当充分。

《风云初记》中出现的那个坏女人形象，在革命文学中始终是作为一个奇怪的形象而存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以及其他革命文学作品中都有这种形象，这是革命文学建构一种反面的欲望化形象的必要存在。因为有她们作为“她者”存在，革命文学的欲望焦虑就可以受到批判，通过否定欲望来达到对欲望的暧昧表达。实际上，阿庆嫂之类的形象在本质上也是如此。

城市文学在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是稀有品种，这一时期出现的周而复（注：周而复（1914—2004）原籍安徽旌德，生于南京，原名周祖式。193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夜行集》。1938年大学毕业后到延安，1944年冬去重庆，1946年去香港，从事文化界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任《小说》月刊编辑。1949年5月由香港返回内地，在统战和文化部门工作。1958和1962年陆续出版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第一、二部，“文革”期间搁置，直到1980年出齐全书，共4部。“文革”后致力于写作全景式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共计6部），到90年代初，已经陆续出版了前四部。）的《上海的早晨》算是意外之喜。该书1958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部，1962年出版第二部。第三、四部直到1980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反映50年代初期到中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描写了上海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等资本家与共产党及工人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小说第一部写徐义德以原棉掺假、收买干部、转移资金等手段抗拒共产党对工商业资本的接管，随后指使妻弟朱延年挤进上海工商界，两人互相串联对付新生政权。但在党的领导下，工人群众与资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阶段性的胜利。第二部的故事发生于“三反”、“五反”时期，朱延年卖假药给志愿军的罪行败露，被逮捕归狱，徐义德陷入恐慌之中，他企图用各种手段蒙混过关。区委书记杨健率工作队进厂发动群众揭露徐义德的“五毒”行为，“三反”“五反”取得节节胜利。第三部写纱厂的民主改革，徐义德依然想方设法阻挠，但无计可施，却又通过民主党派被推选为区政协委员。第四部写公私合营，这是社会主义对工商业改造取得胜利的时期，敌人不甘心灭亡，放火下毒的国民党特务陶阿毛被抓。上海工商业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也提高了觉悟。小说在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命运的描绘中，塑造了一群性格各异的资本家形象，也写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成长。小说结构宏伟，气势不凡，人物和场景描写都显示出生动细致的特征。只是由于受时代的限制，明显按照政治概念来塑造人物形象。小说是依靠道德的力量建构起叙事的逻辑，资本家群体在道德上被贬抑，他们被描写成一群诡计多端、不肯就范、不劳而获的剥削者。阶级关系成为历史伦理的基础，这也是小说在叙事上试图确立社会主义对工商业资本主义的改造具有历史合法性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