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二赵树理的创作

历史选中赵树理作为革命文艺获得本土化形式的代表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其偶然性在于，像赵树理这样保持着民间文化记忆，带着质朴的乡土经验进入革命文艺队伍，而始终保持其本色的作家，几乎是绝无仅有。周扬在1946年就说过：赵树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个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注：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为什么那么多的经历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其他作家都没有获得“成熟”的评价，只有赵树理？原因应该在于他有着“成熟的”乡村经验，也就是他的农民经验。如前几章所述，赵树理早年经历坎坷，长期处于流浪逃难状态，是革命使他获得了新生，解放区的环境使他成为一个光芒耀眼的革命作家。他没有因为感恩戴德而把自己的创作拔高到生搬硬套革命概念的高度，也无须经历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工农兵立场转变的过程。经历过革命的洗礼，经历过各种各样革命的整风与磨炼，他还是和农民一样质朴与踏实，依旧怀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写作。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享受了如此高的荣誉，却还保持着原来的本色。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并没脱离他原来的轨迹，他的小说还是有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1950年，他的《登记》在《说说唱唱》上发表，这篇小说讲述两对农村青年登记结婚遇到波折，最终在新婚姻法颁布后获得成功的故事。小说营造了解放后新人新事新气象的时代氛围：农村青年艾艾与小晚恋爱，燕燕与小进恋爱，他们都被村里人看成作风不正派。艾艾的母亲小飞娥年轻时与同村的青年保安相恋，却被嫁到了张家庄的张木匠家。张木匠得知后，不依不饶，他本来非常爱这个漂亮的老婆，但经不住母亲的反复怂恿，就动手打了她。从此后，老婆再没有给他好脸色看，每晚睡觉前都握着那个曾经作为恋爱信物的罗汉钱。令人感叹的是，张木匠的母亲年轻时也曾被自己的男人打得死去活来。小说要揭示的是包办婚姻给中国女人带来的世代冤屈，但她们却无法反抗，反而成为旧式包办婚姻的帮凶。赵树理在这里指出中国乡村依然处在小农自然经济状态中，长期的封建传统对人身自由、婚姻与家庭伦理都造成了深深的创伤。那些男性是旧式婚姻的维护者，同样也是牺牲品。赵树理在新中国诞生之际，写下这篇小说，不只是暴露了当时农村婚姻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也不仅是揭示了封建传统在农村根深蒂固的现象，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反映了农村出现的新制度、新人物、新生活；这就是新社会给人们带来了幸福景象，只有新社会才能给农村青年提供幸福承诺。

当文艺界的斗争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赵树理正在埋头写作《三里湾》。1955年，这部长篇小说在《人民文学》第1、2、3、4月号连载，当年5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该小说的单行本。这部小说是建国后第一部反映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小说通过秋收、扩社、整社、开渠等事件，描写了合作社在波折中顽强前进的历程；刻画了四户人家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和生活观念方面的矛盾，表现中国农民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困窘与艰难的选择，反映了不可抗拒的时代变革趋势，揭示了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深远意义。赵树理在这部小说中显示出了他的新的眼光。他把家庭中的矛盾上升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高度上，指出农民不只是按照阶级成分被划分为了不同的阶级，而且按照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理解与把握，还分成了进步的社会主义与没落的资本主义。老中农马多寿，设想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尽管赵树理是批判这种倾向的，但由此也揭示出中国农民某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被暴力革命推翻的只是那些外在的具体的个人，农民的思想意识却依然是与他所处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态直接联系的。在这部小说中，那些想通过个人劳动致富的中农们，都被描写成性格褊狭，且道德伦理有严重问题的人。马多寿曾以“刀把地”为要挟，抵制扩社和开渠。村长范登高利用职权谋私利，雇工跑买卖，外号叫“翻得高”。老党员袁天成脚踩两只船，两面三刀，在家围着老婆“能不够”转，在外虽然表现得积极响应党的领导，可是却一心一意只想着多给自己留点自留地。这些人都被描写成农村进行合作化运动的阻力，他们还保留着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意识，只顾个人家庭的利益，没有为集体和国家奉献的观念。支部书记王金生被塑造成优秀的共产党员形象，他带领全村人坚定不移地搞合作化，经历过复杂的斗争，最后使三里湾完成了合作化的各项工作。小说既叙述合作化历程的困难，更指明它的必然趋势以及给农民带来的希望。

赵树理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他说自己写小说是从工作中的问题出发：“我写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注：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见《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30页。）赵树理所有的过去的小说，都扣紧农民翻身解放后所面临的观念改变的问题，这些问题包含着赵树理对农民的新生活的思考，因而具有真情实感。他过去并不刻意写农村的阶级斗争，除了《李有才板话》，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因描写农民陈旧落后的观念与新的生活制度之间的矛盾，而显示出特有的活力，乡土气息与时代气息被结合得天衣无缝。《三里湾》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赵树理也曾考虑赋予它以新的形式。他曾经表示，并不想蹈袭某种传统形式，只是想“造成一种什么形式的成分对我也有点感染，但什么传统也不是的写法”来满足读者的需要。赵树理其实并不满足于被人们只看成乡土作家，他说：“我在文艺方面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注：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一旦写作长篇小说，赵树理显然想到艺术上的功力要厚，单靠传统文学的素养似乎不够。更重要的在于，他过去以写“中间人物”而著称，这可以理解为他的小说艺术对人物性格刻画的独特性，但也表明他并不想超出个人的经验以概念化的方式去反映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就革命文学的要求而言，赵树理的作品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农村题材中最为“落后”（不革命）的文学，它既没有那么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不那么血腥暴力。但革命在那个时期需要赵树理这样的“温和情感”来抚慰农民，也需要如此“不现代”的传统文学情感来充当激进革命中的情感抚慰。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在其初创阶段有多么简陋。对于赵树理来说，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也意识到自己的骨子里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革命性，其革命立场和方向都不是那么自觉，只是朴素的乡土情感和革命工作经验构成着他写作素材，被卷入革命文学的阵营并且被作为样板，这很可能是他所始料未及的。现在，历史发展到新阶段，赵树理需要拿出配得上历史愿望的作品，因此，《三里湾》不只是他朴素的民间记忆中的东西，而在更大程度上是革命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产物。(www.xing528.com)

《三里湾》写的是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在此之前，关于这一主题有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在《三里湾》中，赵树理正面触及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对于正反两面的艺术形象都要给予典型化处理，这就不像把重点放在处理“中间人物”形象上的小说叙事。事实上，描写农村的阶级斗争，也就是上升到“世界进步文学”的水平上来抽象地看待农村生活，把平淡而生生不息的乡土生活写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必然使其失去乡土的本色。而经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洗礼的中国乡土生活本身，或许也是乡土的异化（后来的一些历史事实表明，农村的新仇旧隙都沾染上了“阶级”的特征，开始还只是政治化的概念，政治化的想象，后来就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新中国建立后的乡土中国，正如中国乡土文学一样，已经被历史制造的剧烈的阶级矛盾所改变，而后者作为对前者的反映或是想象的夸大，也不得不成为对这个裂变的历史情境的反映。赵树理这个始终要回到乡土生活中去的人，也不得不开始讲述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借助“世界进步文学”的影响，描写起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赵树理并不是狂热的意识形态的信奉者，他既要顺从时代政治潮流，也要面对生活经验与事实。这些被夸大了的历史与阶级的冲突，像是赵树理要解决的标签性问题；他花大气力描写的，依然是那些家庭内部的冲突和困境，那些乡土中国社会中更为真实和内在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叙事中，我们都可能看到这种分裂：一方面是从政治上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表现中国农民的思想状况，对他们的进步与落后进行描写与评价；另一方面，只要回到乡土中国，回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回到他们的道德与伦理状况中，更为朴实的生活就会呈现出来，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始终是概念化的历史规律（关于先进与落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的调和剂。前者使文学在社会主义时代有立足之地，后者则维系着文学的基本审美品质。对于赵树理来说，他也不得不为时代所裹胁。在他的作品中，两条路线斗争被表现得很鲜明。在试图表现农村的阶级斗争方面，赵树理似乎是尽了最大努力，但显然还未达到时代要求的高度。胡乔木早在1951年就认为赵树理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要求他继续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马列著作。（注：温儒敏、周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3页。）周扬对《三里湾》也不十分满意，认为这部小说缺乏“主题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没能表现出农民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后所显示出来的惊人力量。（注：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文艺报》1956年第5、6期。）还有人撰文批评《三里湾》说，它的典型化不够，对于农村“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对于农民的革命力量也表现得远远不够。（注：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有关论述也可以参见萨支山《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和温儒敏、周祖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213页。）实际上，赵树理感兴趣的，是他对乡村生活的细节表现，那种对泥土的纯朴感情，始终渗透在对历史的概念化描写中，并且试图以此来淹没那些阶级斗争事件。这使赵树理不能放开手脚来表现阶级斗争，或者夸大农民身上自发的“革命力量”。只要摆脱那些历史与阶级的冲突，他的小说就依然具有生活的本真质朴，那些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日常，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赵树理在五六十年代还有其他作品，如1958年发表的《锻炼锻炼》等。这些作品都还保持着他观察生活的特殊视角，以及对农民与基层干部心理的细致把握。在把他笔下的主人公的生活细节上升为社会主义精神品格时，赵树理的叙事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自然真实的特色。在五六十年代，他的创作比较起当年在解放区来，显得更加拘谨而缺乏生气，他也努力要反映中国农村发生的伟大变革，揭示历史趋势和时代本质，但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是朴实的，一直很难脱离他的真实生活感受去描写概念化的历史。他的困境也表明：从生活经验到政治观念之间，依然横亘着艺术的诚实。另外，赵树理深深扎根于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也妨碍着他彻底地投身于创造全新的革命文艺。这说明，革命文艺与传统民间艺术之间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革命的内容，如何与民族／民间艺术形式相融合，即使在赵树理这里也依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难题。赵树理的创作方法与风格影响了一大批山西籍的青年作家，如马烽、西戎等人，他们形成一种朴实无华、描写乡土生活细节的独特风格，后来被看成一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