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文学批判运动：中国文学主潮

建国初展开的影响广泛的文学批判运动，主要有对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对电影《武训传》和学术著作《〈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0年《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干部与工农出身的妻子之间的冲突，最终矛盾和解，他们又回复到家庭的温馨之中。这篇小说朴实无华，语言简洁通俗，故事平铺直叙，虽有插叙，也脉络清晰，正是那个时期提倡的赵树理式的文风。从社会现象来看，这篇小说也是某种真实情形的改写。当时的社会现象是，进城后，大量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抛弃了农村妻子，找城里的女学生为妻，形成了建国后一次大规模的换妻运动。但作者却从另一个角度来揭示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这篇小说虽然描写了妻子的一些缺点，和她对城市生活的抵触情绪，但整体上还是歌颂了工农出身的妻子的高尚品格。

然而，这篇小说还是遭到了严厉的批判。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在距发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后仅20天，发表了陈涌的批判文章《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这篇文章认为萧也牧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来看待工农出身的干部，作者保持和渲染了旧观点、旧趣味，以此来嘲笑劳动人民。文章认为，这不是作者个人问题，而是性质严重的错误，它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城以后，在文艺创作方面逐步产生的一种不健康的苗头，应该引起警惕。随后，6月2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读者李定中的《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这篇文章认为，萧也牧的这篇小说对于工农出身的女干部，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的”。作者指出，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这篇文章比陈涌的文章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嫌陈涌的文章不够上纲上线，认为这不是作者脱离生活，而是脱离政治。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萧也牧是已经站在了敌对阶级的立场上。这位李定中，是冯雪峰的化名。随后，1951年8月17日的《文艺报》刊登了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她肯定了陈涌的观点，认为对萧也牧的批判非常必要，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她认为目前文艺界确实存在一种错误倾向，萧也牧的小说被一些人当做旗帜来拥护，这就是要放弃解放区的传统，改变毛泽东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呼吁人们不能忽视这种倾向的危害性。一时间萧也牧可谓众叛亲离，连他的密友康濯也站到了批判他的队伍当中，发表了《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注：《文艺报》1951年10月25日。）。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萧也牧在同期的《文艺报》上发表了检讨书——《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承认自己进城后在创作上感到“困惑”，不大喜欢老解放区的小说。他还谈到自己原来认同的创作观，即最好的小说要写日常生活，要从侧面写，这才显得深刻。

对萧也牧的批判引发了对当时被认为有同样倾向的作品的批判。电影《关连长》，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碧野）、《战斗到明天》（白刃）都成为批判的对象。一时间批判之风弥漫文坛。这一切说明，革命文艺本身是运动与斗争催生的。革命的思维只能是无限激进化的思维，还有什么比把命革了更彻底的呢？知识分子从无法拒绝革命，到唯恐不革命，再到唯恐革命不彻底，不达到极限，这是一个无尽的自我否定的过程。萧也牧的遭遇展现了革命历史无限激进化的最初情景，然而，革命文学建构的历史化在这里不过是才开始了涓涓细流，更大的洪流将随后奔涌而出。

与此同时展开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来得更加猛烈。1944夏天，陶行知先生送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给电影导演孙瑜，其中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孙瑜，并促使他数年后改编电影剧本《武训传》。1948年夏天，中国制片厂开拍电影《武训传》，但仅完成三分之一就因故中断。1949年1月，私营上海昆仑公司收买了摄制权和已拍的胶片。1950年，昆仑公司对剧本作了全面修改后，重新开拍。电影由赵丹主演，年底上演。公映后，好评如潮。1951年3月开始出现少数批评文章，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于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拉开序幕。

电影《武训传》讲述武训“行乞办学”的故事，歌颂武训以教育为本，穷尽毕生精力，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把武训塑造成一个不屈不挠地为了中国人民的自强奋进而献身的“先贤”形象。影片采用插叙的手法，片头片尾都是展现新社会的生活，在结尾处，暗喻武训的精神在新社会才能得到发扬，并且正在发扬。（注：有关论述可参见参见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63—66页。武训在现代文化教育界的影响，得力于陶行知的大力鼓吹。1928年，陶行知在他编的平民千字文课本里就介绍了武训的故事。1934年，他在《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上题词，称赞武训。1941年，因为他创办的育才学校经费困难，他又发起“新武训”运动。此后育才学校每年都举行武训诞辰纪念会。）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针对《武训传》而发的。这篇社论经过毛泽东的大量修改，最后定稿。社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末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这段话是毛泽东修改这篇社论时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它们构成这篇社论的主体。1967年5月26日，这几段文字作为毛泽东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4月）。）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注：同上。）

这里的观点表达了当时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立场，确立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和运动形态。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又接踵而至。

俞平伯（注：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浙江德清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9月开始遭受政治批判。“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并出版有多部著作。）早年参加过文学研究会、新潮社、语丝社等文学社团。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的新诗曾经名噪一时，散文小品也多受好评（如其传颂一时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他青年时代就追随胡适，研究《红楼梦》也受了胡适的影响。1922年，在短时间内写出《红楼梦辩》，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此书在当时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被并称为“新红学”的代表作。1949年以后，俞平伯将此书删改、增订，改名为《〈红楼梦〉研究》，1952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1953年第9号《文艺报》“新书刊”栏目对此书加以推荐。俞平伯此次再版，改动增补并不算太多，明显修改之处是他对胡适的“自叙传”有不同意见，他原来的《红楼梦辩》是把胡适的“自叙传”作为“中心观念”的，修改后的观点认为，并不一定要把“自叙”往曹雪芹一人一事上去附会，说《红楼梦》取材于曹家是可以的，如果完全把它与曹雪芹个人的经历经验等同，那么“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也与旧红学的“索隐派”相去未远了（注：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165页。）。另一点明显的改动是，俞平伯加进了不少新名词，例如，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问题等等。尽管俞平伯的“新红学”研究做了如此修正，但在有的人看来，他还是没有脱离胡适的实证方法，没有从现实主义的理论高度，在历史与阶级的冲突关系中来阐述《红楼梦》的深刻意义。当时的两位年轻学者李希凡、蓝翎，发表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与《评〈红楼梦研究〉》，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展开批判（注：前一篇文章载于《文史哲》1954年9月号，后一篇发表于《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www.xing528.com)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开始投稿给《文艺报》，但没有被接纳。经历过一番曲折，于1954年在其母校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发表，随后《文艺报》被指定转载。李、蓝的文章主要批判了俞平伯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他们的理论资源主要是毛泽东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论述、俄罗斯革命理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能从作者的世界观落后的角度去理解作品，也不能以作品的琐碎细节去穿凿附会，而要从作品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深度来探讨《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认为曹雪芹是现实主义的大师，他追怀往昔，流露出哀感，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情注定要灭亡的阶级，但他揭露了封建官僚地主腐朽的阶级本质，揭示了它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敢于概括现实生活的典型规律，创造出红楼梦的社会悲剧性结局”。后来，有研究者评价说：“这两篇批判运动前写的文章，主要从学术观点上进行探讨，还没染上思想批判运动的色彩，所以较之后来他们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批判文章冷静客观，持论公允。”（注：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168页。）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34—135页。）毛泽东的信立即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应，《人民日报》于10月23日发表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28日袁水拍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这两篇文章都提到毛主席信件的内容。袁文还经过毛泽东的审阅修改。

10月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会议由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主持，俞平伯也在被邀请之列。出席会议的除了李希凡、蓝翎外，还有《红楼梦》研究工作者和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共49人。另有旁听者和报刊编辑。在会上发言的有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吴恩裕、黄药眠、范宁、郑振铎、聂绀弩、启功、杨晦、浦江清、何其芳等。周扬也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发表了《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的谈话，刊登在《光明日报》上。他显然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把这场斗争看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当做文化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来抓。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四次扩大会议，在首都文艺界展开了急风暴雨的批判斗争。《文艺报》的领导班子因此被改组，文联和作协的机构以及各省属的编辑机构都因此面临整顿。（注：有关论述可参见《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160—162页。）

李、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解释《红楼梦》，这正是建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所急需的观念立场和思想方法。毛泽东在两个青年人的身上敏锐地看到了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建立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当然，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毛泽东从李、蓝揭示的问题中看到了胡适的阴影依然在社会主义时代潜移默化。他在上文提到的那封信中已经指出，李、蓝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的意义在于“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郭沫若也说：“战斗的火力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认清胡适思想的反动性，清除他的影响，是文化界当前的任务”。

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白话文学革命主张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启蒙运动的先河。胡适深受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影响与他个人的文化修养，与中国的国学渊源相联系。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采用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并不是杜威理论的翻版，而是带有很强的中国国学考据色彩。考据变成了实证，不过是更强调材料论据的科学性鉴别而已。胡适曾表白说，他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意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在学术上并无什么特别之处，更谈不上什么过错，今天看来，这只是在强调学术研究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是，建国以后，在人们迫切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眼光来解释历史现实、解释一切事物的时候，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都被看成是谬误的唯心主义学说。蔡仪在《胡适思想的反动本质和它在文学界的流毒》一文中说道：“实用主义根本否认客观现实，否认现实的规律，自然更否认社会现实的阶级斗争，他们的文艺观点绝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注：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179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术观点方法不分为科学或不科学，只分为进步或反动。学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尽管毛泽东通过对鲁迅思想的阐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度评价，但具体到五四的思想文化传统时，除去鲁迅，他很难找到可以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文化相沟通的资源。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也被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文化遭到批判，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剩下什么样的资源可供继承呢？在把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加以叙述的同时，也把他提升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前驱的地位；这一提升的实际意图，是把鲁迅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剥离出来，放入无产阶级的历史文化起源的语境中去。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有着两派思潮的话，那么，一派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另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要略晚于这两派（三四十年代是鲁迅影响力显现的时期），客观地说，也主要限于文学界。另外，鲁迅是以个人的立场来发挥他的影响力的，就此而言，他的思想相对更少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两股思潮并行不悖，并无根本的冲突。鲁迅的思想也兼采两方面之精华。我们后人理解一种思想，并不在于评判何种更“进步”，何种更“落后”。所据参照不同，要做出截然的高下之分也并不容易，除非借助意识形态之强硬立场。因为时过境迁，不同时期对思想有可能有不同的定位，会重新给出其历史意义。重要的在于理解一种思想所具有的历史依据，也就是说，它可能包括的丰富而持久的历史内涵。但历史内涵并不是静态的和被动的，它可以被创造，被放大和夸大，这就构成了思想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后来迅速被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所取代，并且被逐出历史舞台，这其中就是历史情势所迫、激进革命实践形成的合力的结果。恰因为历史之未来目标并不明确，故而不断激进化是其惯性使然，历史由此走向歧途或者因此有意外的创造也未可知。建国后激烈的文学运动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对自己之未来方向并不明了，而革命却又是为着未来乌托邦召唤的行动，越是不清晰、不可触摸的乌托邦，越是需要通过激烈的斗争使之清晰并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