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和“运动”是中国文学的独特的社会属性。不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制”和“运动”,就不能理解“十七年”文学历史的根本特征,也就不能理解“文革”后中国文学史发展变化的实质。所谓“建制”,就是中国文学存在的组织机构及其运作的形式;“运动”,就是以强有力的政治号召和广泛的社会动员为基础展开的大规模的集体实践。文学史不仅要叙述建国以后的文学运动的轨迹,更要揭示这种运动的必然性及其对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
在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两股文艺走向:其一是资本主义文艺;其二是社会主义文艺。前者是一种自发的文学艺术历史,它当然也不是什么“自然史”,但确实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之间有相对的缝隙,有一些中介的空间。后者则采取了与社会制度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运动”形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还是一项理论空想。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都发表过对文艺的看法(它们后来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奠基性理论),但在20世纪以前,社会主义文艺思想还没有成为一套体系,也没有获得过历史实践的机会,因而还只是依附于资本主义文艺的一种激进思想。直到20世纪初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共产主义取得国家政权,社会主义文艺运动才成为与资本主义文艺相抗衡的另一股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成为继苏联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最广泛深入的国家。
由于西方现代性带着一种外来挑战者的姿态进入,出于民族自我拯救的急迫动机,中国在匆忙中选择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历史变革。但在外部势力的挤压和内部革命的颠覆下,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发育成熟。当中国资本主义力量尚处于艰难发育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就已经开始逐步壮大。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中展开的。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还未能充分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左翼文学就已经很有市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早熟的文学,在这一意义上可与之比较的只有苏联文学。苏联文学在社会主义文学建立以前,有相当长的时期属于资产阶级文学,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相比较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则是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并且很快转入社会主义左翼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是早熟的文学,是通过急迫的历史化来展开实践的文学。它不是在现代资产阶级启蒙文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再转型而产生,而是并驾齐驱、后来居上。也许,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文学发展得更为充分和成熟的话,社会主义左翼文学与现代以来的文学史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格局了。(www.xing528.com)
这依然是中国特色——早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以激进化的姿态来完成自己的使命。“运动”是激进化进程的具体表现方式。第一次文代会后,文艺界开展了多次涉及面广泛的思想政治运动。这些运动都是为了达到以下的目的:在政治上把作家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体系中;在思想上统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在组织上建立一整套的文学机构和制度。此前的苏联文艺界也一直是在斗争中来展开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这说明社会主义文艺的建立并非易事,它必然伴随着批判、斗争、整顿、驱逐与清理。当然,中国还必须结合自身的历史和国情来展开运动。它需要在对传统文化遗产和五四资产阶级启蒙文艺进行清理批判的前提下,整合并带领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两支不同的文艺队伍,去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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