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现代性与历史化探究

“现代性”是近年来学术界热门的一个概念，但它复杂的内在含义、它所折射的张力关系并没有得到恰当的清理。

在西方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形式是modernus。德国解释学家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注：哈贝马斯在1980年获得法兰克福的阿多尔诺奖时发表了题为《论现代性》的学术演讲，该演讲后来发表于《新德国批评》1981年冬季号。哈贝马斯在提到现代性时，引用了解释学家姚斯（H.R.Jauss）的考证。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慕尼黑，1964）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的考证，成为各家引述的经典。刘小枫在论述“现代”一词的来源时，也引述姚斯的考证，但他提到的版本为姚斯的《文学传统与现代性的当代意识》一文，收于H．Steffen编的《现代性的面相》，该书由Gotingen出版社1965年出版。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8年，第62页。）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了考证，认为它于10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开来。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认为现代性观念起源于基督教末世教义的世界观。（注：参见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19页。）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做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哈贝马斯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注：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转引自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在一种持续进步、合目的性、不可逆转地发展的时间观念影响下的历史进程和价值取向。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使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整体性、广延性和持续性。

自晚清遭遇西方资本主义以来，中国就可以被看成是进入了现代性初起阶段。学界对中国现代性起源或兴起的看法众说纷纭，这里不一一引证。本文倾向于认为中国现代性兴起于晚清时期。（注：有关论述可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三联书店，2004年，第98—101页。）五四启蒙运动就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其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由此导引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现代性的一种激进形式。“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就是典型的现代性口号，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文学斗争博弈的历史观依据。自现代以来，文学艺术的现代性与社会历史的现代性构成了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文学艺术既反映和表现这种不断进步的时间观念，为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展开论证，同时又反抗和抵制这种现代性，把现代的历史进步看成是一种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罪恶。自卢梭以来的西方浪漫主义就不断表达这样的态度。这一态度如此深刻地隐含在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中，以至于反现代性的人文思潮几乎成了现代艺术的主导力量。中国现代不少作家诗人也表达过这种倾向，或者他们本人的思想情感中存在着这种双重性（例如鲁迅和沈从文）。（注：最早用“历史化”解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做法，可参见拙文《现代性与文学的历史化——当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思想背景阐释》，《山花》2002年第1期；或拙著《表意的焦虑》结语部分“历史化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以及《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却竭尽全力为现代性激进变革提供审美和情感的依据，在这一意义上，它几乎是一个例外。正因为此，只有从现代性的角度，我们才能真正论述清楚中国当代文学中政治的和历史的内涵，以及它在美学上的时代意义。

从现代性的角度，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对历史的重新叙事和对中国现实的书写，以及文学本身的新生历史的建构，看成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历史化”与现代性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化”的冲动植根于现代性，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现代性依靠“历史化”来体现。“历史化”这一概念来自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他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道明“永远历史化”，并将这句口号作为他的《政治无意识》的真谛。詹姆逊把历史看成一种叙事，他显然不认可历史是具有客观实体性的存在，但他认为历史具有一种总体性，这种总体性不是叙事，不是文本，而是通过叙事和文本接近我们。他认为，“依据表现性因果律或寓言的宏大叙事进行阐释如果仍然是一种持续不变的诱惑的话，那么，这是因为这些宏大叙事本身已经刻写在文本和我们关于文本的思考之中了；这些寓言的叙事所指构成了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持续不变的范畴，恰恰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关于历史和现实的集体思考和集体幻想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textualization），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narrativization）”。（注：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4—26页。）这也就是说，客观化的历史无法存在，我们见不着也摸不着，但通过文本和叙事，我们能感知历史的存在，反过来说，历史也只能存在于这些文本中。但詹姆逊的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那就是所有的文本总是倾向于构成一种历史，最终都会进入表达集体想象的体系，都会去建构一种历史图景。“集体”这个概念在詹姆逊那里总是和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必然具有政治性，这就是说，集体想象的本质就是“政治无意识”。詹姆逊的“历史化”和“政治无意识”都包含着很强的批判性，这本出版于1981年的书，无疑也具有某种解构的特征，虽然那时詹姆逊并不使用这种概念和方法。它被用于分析和阐释资本主义文本所包含的“政治无意识”特征时，也在解构这种叙事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文学的“历史化”就是文学叙事最终会建构起可理解的历史性，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再现的手法，使得那些讲述的内容“成为”客观的历史存在，并且使之具有合法性。

文学的“历史化”表明文学与社会现实构成着一种特殊的想象关系，通过“历史化”，文学使社会现实具有了可被感知和理解的形式和意义，并且使自身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历史化”不仅关注文学如何建立自身的历史，更关注文学如何使它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具有合理的“历史性”，如何以某种特定的历史观念和方法来表现和解释人类生活。詹姆逊的“历史化”有着极其复杂的理论内涵，且打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政治含义。我不想卷入如此繁杂的理论辨析，在这里只是借用“历史化”的最基本含义，给出我们更加简明的解释。

如果做更具体的解释，我们使用的“历史化”概念包含着以下几方面：其一，文学被给予一种历史性，文学也总是生成一种自身的历史性并再现出客观现实的历史性；这就是说，“历史化”的文学艺术也可以反过来“历史化”现实。因此，其二，就其具体文本而言，文学艺术对其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具有明确的历史发展观念意识；文学叙事所表现的历史具有完整性。借助叙述的时间发展标记，这种完整性重建了一种历史，它可以与现实构成一种互动关系。

虽然历史总是被人们描述为“客观化”的历史，具有铁的必然性，其真实性和实在性都可以使人们信服，然而在另一种观点看来，历史是一种合目的论的叙事，它依赖特定的信仰，朝着某种预定目标运动，而这个目标则为看似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的展开提供动力。如此看来，历史叙事显然包含有权力的运作，因为目的、方向、信仰都有赖于权威话语的确认。

正因为此，“历史化”说到底是在给人类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建立总体性的认识，是在明确的现实意图和未来期待的指导下，对人类生活状况进行合目的性的总体评价的表现。正是因为“历史化”，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甚至与现代文学的显著区别才体现出来。中国现代文学当然也存在着“历史化”的总体情势，但没有当代文学如此严重、明确和急迫。也正是不断强化的“历史化”，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如此宏大的社会能量，具有前所未有的重建当代思想、情感和想象的能力；也正是“历史化”，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极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部文学史就是要再现这样的“历史化”谱系，而后对其进行阐释、反思和解构。

当然，“历史化”描述的是一种文学主潮的总体情势，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历史化”在不同的阶段总是以其特定的结构和形式来展开和完成，并且有着内在的分裂、自相矛盾和重复变异。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在不断的“历史化”过程中也不断有其新的开端，不管是“新中国文学”还是“新时期文学”，都是如此。(www.xing528.com)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历史化”的充分阶段。通过建立历史“元叙事”（mate narration）的模式，来支配文学围绕中心主题展开实践。在这一阶段，文学具有完整的历史观，并且以再现客观历史为最高原则。它试图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建构完整的时空叙事结构，为现实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找到充足的形象依据。例如创作于50—70年代的那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可能有很多夸张和不真实的地方，如赵树理对解放区农民新形象的刻画，对落后事物的嘲弄，柳青在《创业史》中对农村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描写等等，但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中国现实中获得合法性解释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革命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文学艺术只有表现中国农村和城市中剧烈的阶级对立和斗争，才能使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展开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多了一份更客观的同情式理解和反思性评价。确实，在激进现代性观念推动下的“历史化”文学也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特殊经验。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文学面临着重述历史的任务（再历史化），并且始终存在艺术创新的压力（压力来自现代性自我反思的挑战）。这些压力最终导致文学从意识形态的“历史化”层面，转向了语言本体、个人化经验。以至于当代文学在90年代出现了“去历史化”（反宏大叙事）的状况。这种状况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虚无。在虚无面前，中国文学似乎又面临“再历史化”的压力。例如，底层叙事的重新兴起，以及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乡土叙事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但其内在含义却又被严重改变，“再历史化”的强烈愿望（动机）无法压抑“去历史化”的内容实质（结果），这就只能理解为“后历史化”。于是我们可以给出当代文学史五十多年的“历史化”地形图：

A　1942后或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文学”：全面“历史化”时期；

B　“文革”时期：超级“历史化”时期；

C　“文革”后的新时期：“再历史化”时期；

D　90年代以后：“去历史化”时期。

“历史化”的文学史表明：现代性在中国始终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展开历史实践——现代性既走到了尽头，又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使当代中国的文化建构呈现为极为复杂的形势。在文学的“历史化”与“去历史化”的纠缠结构中，写作主体也不断表现出解脱与反思的双重姿态，并努力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两难语境中寻找出路。也许詹姆逊说的“永远历史化”时刻并且永远在场。“去历史化”终究又会有“历史化”的企图重新生成，但在场不可重复，重复也意味着差异。意识形态全能时期的“历史化”，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去历史化”之后的语境中重新生成。

我确实不准备在这里做理论讨论，但要想给出一个理论的结构去把握文学史叙事，根本方法是回到对文学作品文本的解释，“历史化”还是要还原到文学文本可理解的具体的美学层面。终归我们要回到文本。甚至我也不打算像詹姆逊那样，把文本阅读仅仅看成是“预先性的”。詹姆逊说：“那个历史——阿尔都塞的‘缺席的原因’，拉康的‘真实’——并不是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性的。”他继续说：“还必然附加一个条件，即历史除非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注：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70页。）历史化对于詹姆逊是一种神秘的本体论，就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尼采的“永劫回归”一样。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化”只是文学在一个时期存在的总体印象，是它运行生成的一种形式，借用“历史化”的理论，让我们能够大体看清一个时期文学之主潮走向；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文学现象、活动和作品本身。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去仔细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那些文本，这些文本有些只具有文学史的意义——它参与了“历史化”的工作，有些只具有美学的意义——它参与了“去历史化”的工作。但我并不是把它们作为“历史化”的附属物，恰恰相反，我更看重文本自身。我需要再加强调的是，现代性与“历史化”这样的概念，只是让我们可以有规则和有方向去分析和把握那些庞杂的文学现象，从中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整体上的可理解性。

所以，我力图在揭示当代文学主潮之走向中把握这样几个要点：其一，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被放置在“历史化”的框架中才可以得到解释。其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的展开采取了不断激进化的形式；与之相适应，中国文学也从现代的自发“历史化”转向了当代的“激进历史化”。当代文学只有在“激进的历史化”中才能被理解。其三，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向中国当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所包含的承继与断裂；这种“承继与断裂”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差异与紧张关系，它使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中国当代文学要确立自身的“历史化”起源就不得不进行的内在革命。它要在不得不承继的历史中完成革命性的断裂，以显示一个新的“历史化”的开始。这是一个“历史化”的“紧急使命”，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这一使命给予了中国当代文学以如此险峻的地形图，也赋予了它如此意味深长的历史和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