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杜威的哲学简史与美国精神

1.教育

实用主义终究“不完全”是美国哲学；它并没有抓住新英格兰以南和以西各州的美国精神。实用主义是道德味极浓厚的哲学，它暴露了作者清教思想的根源。它一面大谈实际效果和现实情况，一面又凭借希望的翅膀，一下子从人间飞跃到天堂。它从对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猛烈抨击开始，人们以为它会成为自然哲学和社会的哲学，但是，它却以为各种心爱的信仰的理性尊严进行辩护而结束。什么时候哲学才能学会将那些让人迷惑不解的来世问题留给宗教去解决，将认识过程中深奥繁杂的问题留给心理学去解决，以便能竭尽全力地去阐明人类的目的，去协调和提高人类生活呢？

各方面的形势都为乔·杜威满足这一需要并概括一种能表现美国精神的哲学做好了准备。这是一个清醒的和见识广博的美国。杜威出生在“衰落的东部”（1859年，佛蒙特州的柏灵顿市），并在那里就学，似乎要在探索新文化之前先吸收旧文化的养料。然而，他很快就采纳了格利列的建议，去了西部，在明尼苏达大学（1888—1889），密执安大学（1889—1894）和芝加哥大学（1894—1904）教授哲学。后来，他又返回东部，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任教，很快便被任命为该系主任，在他20岁之前，佛蒙特的环境赋予了他乡村式的淳朴气质。即使在后来饮誉全球之际他的这种气质也没有丝毫改变。而后，他在中西部度过20年。在这期间，他领略到了美国这片土地的广阔，而东部人对这种广袤一无所知。他深深地了解了它的局限和威力所在。当他开始写作自己的哲学著作时，他向学生和读者解释了健全朴素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成为美国“外省”肤浅的迷信的甚础。他的哲学，就像惠特曼的诗歌，不属于新英格兰的一个州，而是属于整个北美大陆。^[21]

约翰·杜威不仅仅是位哲学家，他还被公认为重要的心理学家、教育家和美国民主的真正喉舌。

杜威最初令世界注目的是他在芝加哥教育学院取得的成就。就是在那些年里，他表露了自己思想中坚定的实验主义倾向。直至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他仍然关心教育领域的每一个新动向，对“未来学校”的兴趣一点也没减弱。也许他最伟大的著作是《民主与教育》。在该书中，他自己的哲学思想集中到一点，即如何培养出更优秀的一代人。所有进步的教师都承认他的领导地位。几乎美国没有一所学校不曾受到他的影响。他在世界各地积极推行教育改革；他在中国曾经花了两年时间为教师讲授教育改革；他给土耳其政府制订了如何改革国立学校的报告。

杜威赞成斯宾塞在教育中多一些科学，少一点文学的主张。他还进一步补充说，即使教给学生科学，也应是从有益的实践中得来的知识，而不是书本知识。他对“文科”教育不怎么注重，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自由人”的教养，所谓自由人就是从不工作的人。自然这种教育很适合于贵族社会的有闲阶级，而不适合于工业社会与实业平民。既然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处于欧美工业化的时代，我们所学的知识就必须来自实际职业，而不是来自书本。学究式的教育会助长趋炎附势之风；而在共同劳动中结成的友谊却能促进民主。在工业社会里，学校应该是小型工厂和小型社会。学校应该通过实践、通过尝试——失败——再尝试的方法来教育学生。这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所必需的艺术和手段。最后，必须重新理解不能把教育仅仅当成是成年的准备，而应该将它当成继续发展心智和不断充实生活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学校仅仅给予我们智力成长的工具，其余的则要靠我们对经验的理解和汲取。在我们走出校门后，真正的教育才开始。在我们死之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终止教育。

2.工具生义

杜威最明显的特点是，他不加掩饰地全盘接受进化论。他认为心灵和肉体都是在生存竞争中由低级形式进化而来的器官。他在每个领域都以达尔文主义为起点。

笛卡尔说：“如果我们认为事物是逐渐形成的话，就容易认识它们的性质，如果认为事物生来就是完成和完美的，就很难认识它们的性质”，现代世界意识到了将要统治世界的逻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是这种逻辑的最新科学成就……当达尔文像伽利略论说地球（它确实在转动！）那样论说物种时，他就一劳永逸地挣脱了束缚，将遗传和实验的思想当作提问和寻求解释的方法。

《学校和社会》是杜威最著名的教育著作，提出了其教育哲学的基本原则。

人们不是根据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事物，而是根据事物在环境中的地位和功能来解释它们的。杜威是坦率的自然主义者。他认为，“把整个宇宙理想化和理性化就明白地表示我们对把握与我们的生活密切关联的万物的进程无能为力”。他也不相信叔本华的意志和柏格森的冲动。这些东西也许存在，但我们没有必要去崇拜它们，因为这些人间力量能危及人类创造和尊敬的一切东西。神性就在我们心中，而不存在于这些中性的自然力量。“神灵曾经与世遥遥相隔，在万物的边缘，是不动的原动力和最大的善，现在他已从孤寂中降落下来，加入到纷扰的人世。”我们必须对事实尽忠。

像一个杰出的实在论者一样，杜威传承了培根、霍布斯、斯宾塞、穆勒等人的思想，摈弃了作为神学的回声和伪装的形而上学。令哲学苦恼的是哲学问题总是和宗教问题相混淆。“我读柏拉图的著作时看到，哲学一开始总是在本质上具有或多或少的政治基础和使命——即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就是怎样组织合理的社会秩序。可是这种认识不久就迷失在对来世的梦想中。”在德国哲学中，对宗教问题的兴趣已使哲学的发展偏离了正常轨道；在英国哲学中，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压倒了超自然的爱好。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国家之间一场唯心论与感觉论的恶战，唯心论独裁宗教和封建贵族，而感觉论则代表自由信仰和激进民主。

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因此我们还没有完全从中世纪脱离出来。只有当自然主义的观念在每一个领域被接受时，现代才真正开始。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可归结为物质，而是说不能从神学角度来解释精神和现实生活，而要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要把它看作环境中的一个器官或有机体。它既受到外界的作用，又对外界产生作用，既受外界的影响，又能影响外界。我们需要研究的并非“意识状态”，而是反应方式。“大脑主要是种种行为器官，不是认识世界的器官。”思维是重新适应环境的工具，它也是一个器官，就像四肢和牙齿一样。观念是被想象出来的联系，是适应过程中的实验。然而，这不是斯宾塞式的消极被动的适应。“完全适应环境的任务意味着死亡。一切反应的基本目的就是希望控制环境。”哲学的任务不是说明怎样认识外部世界，而是怎样学会控制和改造它和为什么目的去改造它。哲学不是对感觉和知识的分析（那属于心理学的范畴），而是综合并协调知识的欲望。

要想了解思维，我们必须观察它在特定情况下的产生过程。我们知道，推理不是从前提开始，而是从问题开始。它先构想出一个假设并将把这个假设变成结论，接着寻找这个结论的前提，最后，用观察和实验来检验这个假设。“思维的第一个明显特征就是面对事实——调查，详尽而广泛地检测，观察。”神秘主义在这里立不住脚。

另外，思维还具有社会性。它的产生不仅有特定的环境，而且有一定的文化背景。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就像社会是个人的产物一样。社会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常规、语言以及各种传统观念构成了一张庞大的网，时刻准备着扑向每个新生儿，把它塑造成本民族的形象。这种社会传统的作用这么迅速彻底，以致人们常常误认为它是生理或生物遗传的结果。就连斯宾塞也认为康德的思维范畴、思维习惯和思维形式是天生的。思维范畴实际上可能只是社会将思维习惯从成人传给儿童的结果。一般情况下，本能的作用被夸大了，而早期训练的作用却被低估了。诸如性冲动和好斗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到社会训练的调节和控制。我们的其他本能，例如贪欲和统治，也毫无理由不应同样地受到社会和教育的控制与调节。我们必须抛弃人性无法改变和环境万能的观念。变化和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思维做不到的事情。(www.xing528.com)

3.科学与政治

在万事万物中，杜威最推崇的就是发展，其推崇之高，以致他的伦理标准中没有“绝对的善”，只发展这个相对而又具体的概念。

完美不是生活的最终目标。改进、成熟、修炼的永久过程才是生活的目的……谁开始堕落、变坏，谁就是坏人，不管他以前是多么好。谁渐渐变得高尚，谁就是好人，不管他以前道德多么败坏。这思想使一个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好人并不仅仅是指听话和不伤害他人的人，无能的好人是不健全的。如果我们缺乏智慧，那么世界上的一切美德都救不了我们。无知不是好事，它意味着麻木不仁和奴性。只有智慧才能使我们决定自己的命运。意志的自由不是违背因果关系，它用知识来阐明行为。“一个医生或工程师的思想或行动是自由的，其自由程度取决于他对自己要解决的问题的了解程度。也许我们能在这里发现一切自由 的本质。”值得我们信赖的毕竟是思想，而非本能。本能怎么能使我们适应周围日益增多的人为的工业环境？怎么能使我们适应我们陷入其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呢？

目前，物理学的发展已远远超过心理学，我们已经掌握了物理机器，足以使我们生产出可能生产的各种各样的物品。但是，我们还没有明确认识到什么条件可以促使可能的价值变为生活的实际价值，因此我们依然受到习惯、偶然性摆布……随着我们控制和利用自然服务于人类并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的迅速提高，我们发现，目的的现实化，价值的享受，却越来越变得没有保障，越来越不可靠了。我们似乎深深地陷入了矛盾之中。我们生产的财富越多，对它们的利用程度和范围就变得越小。难怪卡莱尔或罗斯金都指责一切工业文明。而托尔斯泰则号召人们返回蛮荒时代。但是，准确和全面地认识现实的唯一方法就是牢记整个问题是一个发展科学和应用科学于生活的问题……伦理道德哲学返回到初恋，即爱智慧，因为智慧是善的保护者。然而，现在它返回的是配备了许多特殊的研究和检验方法的苏格拉底原理。这个苏格拉底原理具备了大量的系统知识，有能力控制各种安排。通过这种对各种安排的控制、工业、法律和教育就能够集中精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全体人民凭自己的能力，都可充分分享一切已经实现的价值。

与大多数哲学家不同，杜威接受民主政治，虽然他洞悉其缺陷。政治制度的目的是帮助个人全面发展。这个目的只有当每个人都有能力参与决定团体的政策和命运时，才能得以实现。固定的阶级属于固定的物种，阶级的流动性又是随着物种的转化理论同时产生的。贵族制度和君主制度比民主制度更有效，不过，也比民主制度危险。杜威不相信国家，他希望能有一种多元化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社会事务由各种自愿联合的组织来完成。在众多的组织，政党、社团、工会等组织形式中，他看到了个人主义与团体生活的作用。

由于这些组织发挥了它们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就越来越倾向于成为它们的管理者和协调者，规定它们的行动范围，制止和调解各种冲突……而且，各种自愿组成的团体没有政治界限。数学家协会，化学家协会，天文学家协会商人团体，工会组织，教会，所有这些都是超越国界的。因为它们代表的利益是世界性利益。通过这些方式，国际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向往，而是现实；不再是伤感的理想，而是一种力量。但是，这些世界利益与排外的国家统治的传统教条格格不入。正是这种教条构成最大的障碍，阻止了国际主义思想的有效形成，而唯有这种国际主义思想才与今天工业、商业、科学、艺术、和宗教的发展趋势相符合。

杜威在1936年呼吁建立自由主义的“第三”政党。

然而，只有当我们把在自然科学已卓有成效的实验方法和科学态度运用于社会问题时，政治改革才能得以实现。现在，我们仍旧处于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阶段，还在以抽象概念为武器相互攻击；争论结束后，我们一无所获。我们无法用个人主义、制度、民主制、君主制、贵族制等等笼统的观念和华美的概括来治愈我们社会的弊病。我们必须用具体的假设来解决每一个问题，而不用普遍理论。理论仅仅是生活的触须，而积极有效的生活一定要建立在尝试和错误的基础上。

实验的态度……用详尽的分析取代了笼统的判断，用专门的调查研究取代了自以为是，用细微的事实取代了模糊不清的概念。就是在社会科学中，在道德学，政治学，教育等领域内，思维都要继续大量运用对比法，运用理论对称法，如自由与秩序，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与效用，自发行为与组织行为，现实与传统。自然科学领域曾一度被类似“总体”的观念所侵占。这种观念的情感力量与它的理性力量成反比。然而，随着实验方法的发展，问题已不再是这两个竞争者谁有资格占领自然科学领域，问题已变成逐步地理清被搅得乱作一团的课题。我不知道在实验观点以前，争论双方中的哪一方曾赢得最后胜利。所有实验方法以前的观念都已减退消失，因为它们现存的问题越来越不相关。由于这种与实际情况明显的不相关：它们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和索然无味。

哲学的职责就是运用人类的知识来解决社会的矛盾。哲学像一位羞怯的老处女，死守着陈旧的问题和迂腐的观念。“处理当代难题的重任却交给了文学和政治”。今天哲学一个又一个学科离开了它，进入丰富的世界。哲学犹如一个被抛弃的母亲，孤苦伶仃，精疲力竭，她昔日所有的财富，都离开她而去。哲学怯懦地逃避她的真正任务——人和人世的生活——退缩到被称作认识论的角落里，时刻都有被法律赶走的危险，因为法律禁止在摇摇欲坠的房屋里停留。但是这些陈旧的问题对我们已失去了意义。“我们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超越它们”。它们在社会动荡和生活变迁的热浪中蒸发。同其他事物一样，哲学必须世俗化，必须着眼于现实，必须指引和解释生活以维持自己的生存。

思想严肃但非以哲学为职业的人最渴望知道的是：不断发展的工业、政治和科学所需扬弃的超越遗产是什么……未来哲学的任务就是澄清人们面临的关于社会矛盾和道德矛盾的观念。未来哲学的目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充当解决这些矛盾的工具……哲学就是一个普遍而富有远见的、可以使生活中各种矛盾得以协调的理论。

如果有这样一种被人们理解的哲学，也许最终能够产生出真正的哲学家国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