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柏格森斯宾塞的重要理论及对现代世界的影响

1.对唯物主义的反叛

现代哲学史也许可以从物理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冲突这个角度来写。里维也许从它的对象开始，正因为如此，它最终要将自身神秘的现实纳入物质现象和机械定律的范围中；或者，思维从它自身开始，接着，根据非常明显的逻辑必然性，它便不得不将万物设想为心灵的形式和创造物。数学与力学在现代科学发展中所占的优势，以及在不断扩展的需求的压力下产生的工业与物理学之间的相互促进，为哲学思辩提供了唯物主义的推动力。科学中最成功的学科成了哲学的楷模。虽然笛卡尔坚持说哲学要从自我开始向外伸展，但是，西欧的工业化却已使思维转向物质事物。

亨利·柏格森

斯宾塞的理论是这种机械论的典型表现。尽管他被称为“达尔文主义哲学家”，实际上他应该是工业主义的代表和倡导者。他给工业的种种荣誉及美德，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有点荒唐可笑。他的思想更像一个醉心于物质运动的机械师与工程师，而不像是一个感受生命冲动的生物学家。斯宾塞的哲学之所以很快被抛弃了，主要是因为在近代的思想界中，生物学的观点代替了物理学的观点；人们逐渐倾向于从生命运动而不是物质的惰性的角度去探索世界的本质和奥秘。在现代思想中，是叔本华首次强调指出，“生命”可能是比“力”更基本、更概括的一种概念。现今，柏格森采纳了这一见解，并通过诚挚和雄辩的力量，使一个疑虑重重的世界差不多完全信从了这种思想。

柏格森1859年生于巴黎，父母分别为法兰西和犹太血统。他从小就是一位勤勉的学生，几乎夺得了所有出现过的奖励。他最初专攻数学与物理学，并且准备献身于现代科学。可是，他擅长分析的才能使他很快便接触到隐藏在各门科学背后的形而上学难题。于是，他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哲学。1878年，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被派到克莱蒙费兰公立中学教哲学。1888年，他在那里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译成英语后的书名为《时间与自由意志》。经过八年的悄无声息后，他又写出了第二本（也是最难懂的一本）书，书名为《物质与记忆》。1898年，他应聘为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1900年，他受聘到法兰西大学担任教授，并在那里待到去世（1941）。1907年，他的杰作《创造性进化》的问世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哲学界最为显赫的人物。他的书在1914年被教会列入了禁书目录。这使他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就在这一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让人惊奇的是，柏格森——这位必然要杀死唯物主义歌利亚的大卫^[1]——年轻时曾是斯宾塞的忠实信徒。知道得越多，就越容易导致怀疑。如同年轻的罪人最可能变成老年的圣徒一样，早期的信徒最容易变成反叛者。柏格森对斯宾塞研究得越深入，就越强烈地意识到唯物主义机械论有三个运动不灵的连接点，即物质与生命、肉体与心灵、决定论与选择力这三对关系。巴斯德的耐心实验已经摧毁了对自然发生论（生命来源于无生命物质）的信仰；在经过了100年理论研究和一千次徒劳的试验之后，唯物主义者在解决生命起源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同样，虽然思维与大脑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联系，可是联系的方式从来就不曾、现在也远没有被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说精神是物质，各种精神活动都是神经系统机械运动的结果，那么意识有什么价值呢？为什么大脑的物质运动总是伴随着诚实的逻辑学家赫胥黎所说的这种“副现象”——这种由大脑活动最激烈时所产生的、看似毫无用处的火焰呢？最后，决定论是不是就比自由意志论更容易理解呢？说，眼前这一个时刻并不包含任何有生命的、有创造性的选择，而完全是前一个时刻的物质和运动的机械性产物，那么，这前一个时刻又是在它之前另一个时刻的机械性产物，而那一个时刻之前又有另一个时刻……依此类推，我们就会将原始星云追溯为全部原因，它导致了以后的所有事件，包括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每一段和他心灵所承受过的每一种痛苦；那么，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和李尔王^[2]他们每句悲伤忧郁的话语，都来源于辽远的太空和遥远的时代，由那个传奇式星云的结构及内容写好了。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在不信教的这代人中，这样的理论就应该要求人们有什么样的信仰！无论是在《旧约》中还是在《新约》中，从没有一个神话或奇迹比这种星云捏造悲剧的荒诞的宿命论神话更不可思议！这里已经有了反对这种神话的充分理由。柏格森成名如此迅速，那是因为他有勇气去怀疑一切怀疑者都虔诚地信仰的东西。

2 心灵与大脑

柏格森说，我们生性喜欢唯物主义，因为我们习惯于从空间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全是几何学家。但是，时间和空间同样重要；勿庸置疑，正是时间包容着生命的本质或许还包容着一切现存的实体的本质。我们应当理解的是，时间是一种积累、一种生长、一种绵延。“绵延是过去的延续发展，它渗透到未来，并且在前进的同时增大着”；这就是说“全部过去延伸到了现在，并伴随现在一起延伸下去，它是现实的，又是能动的。”绵延意味着过去永远存在，它丝毫也不会损失。“可以肯定，我们的思维能力与过去没有多少关系，然而，我们的期望、意志和行动却依靠着全部的过去”。由于时间是一种积累，未来绝不会与过去一样，因为随着时间的前进，新的积累就会不断出现。用几何学方法预测所有事物，以此作为机械论科学的目标，但它只是理性主义者的妄想。起码，“对于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物而言，存在就是变化，变化就是成长，成长就是永无止境地创造自我。”如果所有事物都是这样，又怎么样呢？也许，全部都是时间和绵延、生成和变化？

对我们本身而言，记忆是绵延之媒介、时间之婢女；通过记忆，我们得以富有生气地保留很多往事，这样我们在处理各种情况时更能想起多种选择。随着生命规模的扩大，记忆变得越来越丰富，选择的范围也越来越宽阔；最终，反应的多种多样产生了意识。而意识就是反应的预演，“意识的强度好像与生物的选择能力成正比。它照亮了实际行动周围的那些可能性。它填充了实际和可能之间的空隙”。意识并不是没有用处的附属物，它是想像力活跃其间的舞台；在作出最后的抉择时，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都在意识中得到显现和审查。

自由意志是意识的必然结果；我们所说的自由，其实仅仅是指我们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

记忆的基本功能是唤起与现在某一知觉类似的一切过去知觉，使我们追想它们的前因后果，从而给我们提供那个最合适的决定。不过，它的作用并不仅是这点。记忆让我们仅靠一次直觉就能把握住绵延的纷繁复杂的时刻，并将我们从事物流动的运动中解脱出来，即挣脱必然性节奏的束缚。记忆在一次直觉中能把握住的这种时刻越多，它赋予我们的对物质的控制权就越牢固。所以，一个生物的记忆，主要就是衡量该生物对事物发生作用的能力。

假如决定论是正确的，一切行动全都是早就存在的各种力自动的、机械作用的结果，那么，动机就应该能够毫不费力地转变成行动。但是事实却正相反。选择是困难而又费力的劳作，它需要决心，需要克服冲动、习惯或懒惰等精神诱惑而对人的能力进行激发。选择就是创造，创造就是劳动。因此，人类才会那么忧虑不安、疲惫不堪，才会羡慕“优哉游哉”的动物们毫无选择的刻板生活。

所以，心灵并不等同于大脑。意识依赖大脑，并与它共生共灭。然而，一件外套也可以依赖一个衣钩，并同它一道跌落——这并不能证明这件外套是这个衣钩的“附带现象”或装饰性“外表”。大脑是想象机制和各种反应形式的储存系统；意识就是对意象的唤醒和对反应方式的选择。“河流与河床并不是同一种事情，尽管河流必须顺着弯弯曲曲的河道向前流动。意识与它赋予生气的那个有机体也不是同一种事情，尽管它随同那有机体一起兴衰”。

有的人认为，因为我们的意识和大脑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一切有大脑的生物都存在意识，一切没有大脑的生物就不会有意识。不过，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种观点的谬误。好像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消化与胃脏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只有有胃脏的生物才能消化。这种推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消化并不一定要有胃，甚至也不一定要有一种专门的器官。阿米巴虫也能消化，虽然它只是一团近乎未分化的原生质。实际上，分工与有机体的复杂性和完善程度成正比。特殊的器官具备特殊的功能，消化是胃的功能，或者说消化是一般消化器官的功能，因为它具有这唯一一种功能，所以它能工作得更好。同样，对人来说，意识无疑是与大脑相关的，但这决不是说意识离不开大脑。我们顺着动物的等级由高向低研究一番，就会发现神经中枢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不相关，最终彻底消失，融合在几近没有分化的一堆有机质中。所以，若说在最高级的动物中，意识依附于非常复杂的神经中枢，我们也应认为，随着物种的简化，意识仍依附在简化的神经系统中，直到最后神经系统完全融合于还未分化的生物体，意识依然存在其中，虽然这种意识处于一种扩散、混同的状态，但它不会化为虚无。从理论上说，所有生物体都能有意识。归根结底：意识同生命共存。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常常从物质和大脑的角度去理解心灵和思维呢？那是因为，我们头脑中称作“理智”的那个部分天生就是唯物主义者；在进化过程中，理智被发展来理解和解决物质的、空间的客体，它从这里获得了一切概念、“法则”派生出那种认为无处不在的宿命的、可预测的规律性的思想。“我们的理智，从其狭义上讲，是用来保证我们的身体能顺利地适应环境的，它为我们描绘出外在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简单地说，它的功能是对物质的认识。”因此，理智擅长与实体，也就是有惰性的物体打交道；它把所有变化都视为存在，视为一连串静态；它忽略了事物之间联系的枢纽，即构成事物真实生命的绵延之流。

我们分析一下电影吧。在我们疲乏的眼睛里，它好像活灵活现，富有运动和动作。在这里，科学和机械确实掌握了生命的绵延。可是，也恰恰是在这里，科学和理智暴露出了自身的局限。移动的画面自身并没有动，它不是运动的真实写照；它只是一组瞬时照片，或者叫做“快照”；它们被迅速地摄下，而当它们被同样迅速地投射到银幕上时，乐意被骗的观众便会欣赏到延续性的幻影，就像他们幼时看格斗英雄的西洋镜一样。但是，幻影终归是幻影；电影院的电影显然只是一组静止的画面，在这些画面上，一切东西其实都像永远凝固了一样静止不动。

就像电影摄像机将活动的现实之流划分成一组静止的画面一样，人类的理智捕捉到的也仅是一组静态，而没能掌握将这些状态编织进生命当中的那种连续性。我们只看见物质，却忘掉了能量；我们自以为明白什么是物质，可是，一旦在原子中发现能量，我们却莫名其妙，我们的那些范畴也土崩瓦解了。所谓的“精确”科学仅仅是一种近似值，它掌握了现实的惰性，却没有理解它的生命。

但是，假如我们坚持要将物理学的概念运用到思维领域，最终钻进决定论、机械论和唯物论的牛角，那么，我们就是自取其咎。我们只要稍稍思考一下，便能明白物理学中的概念在精神世界中是不相宜的：我们对一英里和半英里进行思考的时间是一样的，我们只要一刹那就能够让思想环行地球一周；人们绞尽脑汁想将思想描绘成在空间运动的物质微粒或者认为它们只是局限于空间内的飞翔和运转，我们的思想却不喜欢这一切。这些“立体”的概念不能概括生命，因为若说生命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时间的存在；它不是位置，而是变化；它不是量，而是质；它不单纯是物质与运动的重新分配，而是流水似的永不停息的创造。

一小段曲线极为近似一条直线。它越短，就越近似，在它最短的时候，就可以称它为直线的一部分，因为曲线在它的每一点上都同其切线重合。同样，“生命力”在任意一点上，都是物理力和化学力的切线；然而，这些切点仅是人们自己的想象，是人们在观察产生曲线的运动时，自己假想的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静止点。其实，曲线并不是由众多直线集合而成的，生命也不是由各种物理、化学因素拼凑而成的。

那么，倘若我们不凭借思维与理智，怎么能够认识生命的流动和本质呢？可是，仅仅靠理智就可以了吗？让我们暂停思维，专注那个内在的现实——我们的自我——那个我们最熟悉的东西，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是精神，而非物质；是时间，而非空间；是主动，而非被动；是选择，而非机械论。我们看到生命之流在渗透、在奔腾，而非处于各种静止的“心态”中；并非存在于分崩离析、毫无生气的片断中，一位生物学家在观察一只死青蛙的腿或在显微镜下研究标本，自以为是在研究“生命”，其实这是错误的。这种直接的感觉，这种简单而沉静的注视，就是直觉，它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过程，而是人类心灵所能进行的最直接的体验。斯宾诺莎的观点是正确的，反映思维，并不是最高形式的认识；当然，它比人云亦云要好，但与洞察事物本质的直接感受比起来，它又是多么软弱无能！“真正的经验论该给自己规定这样的任务，即尽可能地去接近观察对象，探测出生命的奥秘，通过理智的听诊器去感受心灵的律动”，去“监听”生命的湍流。凭借直接的感受，我们会体验到心灵的存在；而运用理智的繁复曲折的表达法，我们只能得到这么一种观念，即思维是脑分子在跳舞。直觉更能洞察生命之魂。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并不是说思维是一种病态，就像卢梭所说的那样；也不是说理智是一种不可靠的东西，每一个诚实的公民都应该摈弃它。理智仍应保持它的基本功能，即处理空间性的物质世界，以及生命和心灵的物质层面或空间表达方式。直觉只限于直接体验生命与心灵的内在实质，而不是它们的外部形式。“我绝没有认为必须‘以另一种东西来代替理智’，或是将本能凌驾于理智之上。我只是想说明，当我们离别数学与物理王国而踏进生命与意识的天地时，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某种‘生命感’。这种生命感可以超越单纯的理性，它和本能相同，都源于同一种生命冲动，尽管本能——确切地说——是另一种东西”。我们也不想“用理智推翻理智”；我们只是“运用了理性的术语，因为只有理性才有表达思想的术语”。“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能超越理智，因为正是依靠与通过理智，我们才理解其他形式的意识”；甚至连内省与直觉，也必须凭借物质的比喻才获得意义。这种反驳并无多少道理，“因为在我们概念和逻辑思维周围，围绕着一团模糊的感觉，它和我们所说的理智都由同一种材料构成；理智是它的闪亮的内核”。现代心理学正在向我们揭示一个新的心灵世界，它的宽广是单纯的理智无法相比的。“探测无意识那最深奥的实质，到意识表层之下的深层土壤里去努力挖掘，这将是心理学在这个新世纪的首要任务。我深信，辉煌的成就正在那儿等待着我们。”

3.创造性进化

有了这个新的发展方向，在我们看来进化绝不同于达尔文与斯宾塞所描述的那种由竞争和毁灭构成的盲目而枯燥的机械过程。我们在进化中感觉到了绵延，生命力的聚积，生命和心灵的创造性的积累，也就是“永无止境的创新”。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当代专业研究者，像詹宁斯^[3]和莫帕斯，反对有关原生生物行为的机械性理论，还有当代细胞学界的元老埃·比·威尔逊教授何以会在他关于细胞的那部著作的结尾声称：“总体来看，对细胞的研究看来是增大了，而不是缩小了生命与无机界之间的巨大差别，就连对最低级形式的生命的研究也是如此。”在生物学界，我们到处都能够听到对抗达尔文的声音。(www.xing528.com)

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是，自然通过选择有适应力的变异，能产生新的器官与功能，新的有机体和种类。但是，这种观念在不到五十年时间，就已经捉襟见肘，千疮百孔了。这种理论能解释本能是怎样产生的吗？或许可以将本能设想为后天习性的遗传积累，然而专家们早已在我们面前关闭了这扇门——虽然总有一天这门也许又会打开。如果先天的能力和特性能够遗传，那么，每一种本能就该刚一出现就达到其应有的强度，或者说它一生出来就早已成熟，披挂整齐，否则它就不能有助于它的主人在生存斗争中获得可能的胜利。如果它刚出现时还非常柔弱，那么它要获得自己的生存价值，就只能靠后天那种不可遗传的力量（根据目前的假设）每一种起源都是一个迷。

就像人们不知道最初本能的起源一样，我们对它们的所有变异也非常迷惑：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变化的最初形式怎样被自然选择操纵的。对于眼睛这么复杂的器官来说，我们遇到的困难简直让人沮丧：要么眼睛一出现就已经十分完善，要么它一开始只是一连串“偶然的”变异，后来通过更为偶然的适者生存，才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但是，最大的困难还是：在大相径庭的进化过程中，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却导致了极为相似的结果。例如，生殖方式中出现的性差异在动、植物中是同样的。他们的进化途径可以说是大不相同，但那种同样复杂的“意外”却在两者中都出现了。又如视觉器官在两种差异极大的生物种类——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中的演化：“假如这一切都纯属偶然，那数不清的、同样的细微的变异怎么会依照相同的秩序出现在两条各自独立的进化途径中呢？”更使人惊讶的是：

在相邻的物种中，通过完全不同的胚胎形成过程，自然界有时却能导致完全相同的结果……脊椎动物的视网膜，是胚胎中大脑雏形的延伸……而软体动物的视网膜却是来自外胚层^[4]……如果一只法螺的晶状体被摘掉，它会由虹膜再生出来。但是，原来的晶状体是生自外胚层的，而虹膜却生于中胚层。更奇怪的是，如果把蝾螈的晶状体摘除而保留虹膜，晶状体的再生会发生在虹膜的上部；但是，如果将虹膜的上部也摘除，再生现象就得依靠剩下部位的内层或视网膜层。这样，位置、构造和本来的机能都不相同的部件，却可以导致同样的结果，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制造出相同的有机体部件。

因而，在健忘症和失语症中，“失去的”记忆和功能会在再生的或替代性的组织上重新出现。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进化绝不只是物质器官任由摆布的机械过程；它是一种能够生长能够自我修复的力量，能将一定程度的环境按它自己的意志进行控制，决定这些奇迹的并不是什么外在的目的，如果是那样，那不过是本末倒置的观点，它是一种摧残人类进取心和创造性进化的宿命论，就像印度教思想凄惨地投降于印度人的狂热一样。“通过思考人类的事业，人类心灵实际上被引向了两种观点——机械论和目的论，我们需要超越这两种观点”：起初我们认为，万物的运动是因为某种类似人类意志的东西在把它们作为一场宇宙游戏中的玩具，后来我们又把宇宙本身设想为一台机器。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性格和哲学都受到我们这个机械论时代的支配。一切事物都有目的，但目的存在于事物内部而不是外部；它是一种生命原理，是整体功能和目的对所属各部分圆满的内在的决定。

生命就是对事物向上、向外、向前的奋力推进，它永远是世界向前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它是惰性与偶然性的反面，它有自己的动力，也有自己的前进方向。对抗它的是物质的逆流，是物质倾向于松散、静止和死亡的呆滞性；生命前进的每一步，都要同其载体的惰性进行较量；如果说，它通过繁殖战胜了死亡，那么它的胜利是付出了代价的，因为它不得不任由怠情和衰颓最终夺去它的每一个个体。即使是站立也是对物质及其“定律”的挑战，那么，不停地运动、努力追寻，刻意探求，而不是像植物一样消极等待，则是每一刻都需要以奋争和疲惫为代价换来的胜利。还有意识，也是一有机会就会溜进本能、习性和沉睡的自发性动作中。

生命之初，几乎同物质一样怠惰；它采取一种固定的形式，仿佛生命冲动纤弱以至于无力冒移动的风险。在进化的一条主要途径上，这种没有运动的稳定一直是生命的目标：低头的百合和昂首的橡树都对“安定”之神顶礼膜拜。但是，生命并不满足于植物这种消极的生存方式；它的发展方向总是背弃“安定”之神、奔向自由；脱离龟壳、鱼鳞、兽皮和别的沉重的保护层，飞向鸟类轻捷而冒险的自由。“于是，装甲笨重的古希腊部队被古罗马军团代替；顶盔贯甲的骑士不得不让位于敏捷灵活的步兵；一般而言，生命的进化也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个人命运的变化一样，冒最大的风险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于是，人类不再进化出新的身体器官；而以制造工具和武器作为替代；不需要这些东西时，就放在一边，而不必每走一步都带着他的全副武装，那些巨大的柱牙象和大懒兽，就是由于沉重笨拙的保护装备才使它们丧失了对地球的统治权。生命会得到工具的帮助，也会被工具拖累。

本能的情形也和器官一样，它们是心灵的工具。当需要它们的环境消失后，它们也会成为累赘。本能不能创新，它可以对世代都能遇到的那些情况作出决定性的——往往也是有效的——反应，但是不能使有机体适应变化，不能使人灵活地应付现代生活复杂多变的情况。本能是载着安定的车辆，而理智则是一种危险自由的工具。本能是对机械力量盲目服从的生命。

生命的讲化采取了三条线路，在一条路上，它堕入了植物的那种几乎和物质一样的麻木迟钝，在那里偶然获得了苟安的稳固，心惊胆战地活上千万年。在另一条路上，生命的精神和努力被凝缩成了蚂蚁和蜜蜂的本能。然而在脊椎动物中，生命却采取了勇敢的自由形式，它毅然抛弃了现有的本能，勇敢地投入了思维的永无止境的冒险之中。本能依然是观测现实和把握世界本质的一种较深刻的方式，然而智力却不断在发展，变得越来越强大、果敢、视野开阔。正是在智力之中，生命最终寄托了它的乐趣和期望。

我们所说的上帝，就是这种永久的创造性生命，一切个体和物种都是它的试验品。上帝就是生命。然而，这个上帝并不是万能的，它能力有限——受到物质的约束，痛苦地克服物质惰性；它也不是无所不知的，但它逐步摸索着以求获得知识和意识，获得“光明”。“这个定义所确定的上帝，没有任何现成的本领和知识。它是奋斗不息的生命、行动、自由。我们的奋斗和痛苦，我们的雄心和失败，我们想变得更好、更强的渴望，所有这些都是生命力在我们身上的展露和流动，这种生命的冲动，促使我们成长，它将这个星球变成了无边无际的创造舞台。

谁能知道？也许终有一天，生命会战胜自己古老的敌人——物质——甚至知道怎样巧妙地避开死亡。让我们心胸开阔地接受一切，包括我们的希望。只要给生命足够的时间它就有可能做到一切。“动物高于植物，人则凌驾于动物之上。在时间和空间上，整个人类像一支声势夺人的骑兵部队横冲直撞，它排山倒海的强大攻势能够冲破一切阻力，把那些最坚固的障碍一扫而光，甚至包括死亡。”

4.评论

柏格森说：“我相信，在哲学上，用于批驳的时间往往是虚掷光阴。许多思想家相互指责、争辩，至今他们的理论中还剩下些什么？几乎什么也没有，或者可以确切地说，少得可怜。真正有价值而弥久长存的，仅仅是他们每个人所贡献的那么一点儿实实在在的真理。正确的观点会自动取代错误的观点，而且用不着我们劳神费力地去批驳别人，它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批驳。”这真是至理名言。当我们“证明”或“批判”一种哲学时，只不过是在提出另一种哲学，它也像前面那个哲学一样，是一种经验和希望的混和，是难免出现错误的。随着经验的丰富和希望的变化，我们会在自己曾批判过的“谬误”中发现更多的“真理”，并可能在我们年轻时的永恒真理中发现更多的谬误。

阅读柏格森的著作时，人们首先被打动的是他的风格：光彩夺目，但没有尼采式的乘戾的激情，而是一种从容沉静的明畅，仿佛作者决心继承法国散文简洁明了的优良传统。如果说，柏格森也偶尔有晦涩之处，那是因为他无节制地尽情发挥他的想像、类比以及实例说明。对于比喻他有一种近乎犹太人的酷好，而且有时候以机巧的比喻代替耐心的论证。在承认《创造进化论》为这个时代第一部哲学杰作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提防着这位意像编造者一点儿，正如我们必须提防一个花言巧语的珠宝商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诗人一样。

对柏格森来说，如果他把对理智的批评建立在一种更宽广智力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顺从于圣旨似的直觉。在认为理智只能把握住现实和生命的静态，而不能把握它们的流动状态时，柏格森的假想太武断了。思想是转变着的意识之流，詹姆斯在柏格森写作之前早已说明过这一点的，“观念”只是记忆从流动的思维中挑选出来的要点；思维之流足可反映感觉的连续以及生命的运动。

这位雄辩的挑战者遏制了唯理智论的极端言行；不过，以直觉取代思维却是缺乏明智的，犹如用儿童的童话去更正青年的幻想。我们应该在前进中，而不是在后退中修正我们的错误。说太多的理智折磨着这个世界，那可需要疯子般的勇气。从卢梭和夏多勃里昂到柏格森、尼采和詹姆斯，浪漫主义已经完成了它反抗理性的使命。我们可以赞同废黜“理性之神”，但是别叫我们再膜拜直觉这尊圣像。人类靠本能生存，却要凭理性前进。

柏格森最杰出的部分是他对唯物主义机械论的抨击。那些在实验室里的学究们可能太信任他们的范畴了，他们企图将整个宇宙塞进试管。唯物主义就像一种只认同名词的语法，而这个世界既有物体也有行动，既有物质也有生命和运动，就像语言中既有名词也有动词一样。也许人们能够理解分子具有记忆能力，例如负荷过重的金属会产生“疲劳”。然而，分子有预见、会计划、理解唯心主义吗？——假如柏格森以澄清一切的怀疑论来对抗这些新的学说，他就不会获得他当时的成就了，但是，他也就可以少受一些诘难。他的体系成形之初，他的疑问也就烟消云散了。他认为万物与精神、身体与灵魂、物质与生命等都是互相敌对的；但实际上，物质和肉体及万物都是有待智力和意志去理解、组合和塑造的材料。谁能确定？这些事物不也是生命的形式和心灵的预兆呢？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或许这里也有上帝。

柏格森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是他的生命论的自然显示。他继承了拉马克创立的法国传统，认为冲动和欲望是进化过程中的动力。他生气盎然的性格使他不会接受斯宾塞的观点，即将进化完全看作是由机械的物质组合及运动扩散产生的。生命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是一种通过其执著的欲望来创造自己器官的努力。他对达尔文的批评已证明是很有成效的；现在带有显著的达尔文特点的进化论已被普遍地摒弃了。

在许多方面，柏格森与达尔文时代的关系是康德与伏尔泰关系的翻版。康德曾想力挽狂澜，把从培根与笛卡尔开始、而终结于狄德罗和休谟的怀疑论的世俗的、有部分无神论色彩的理性主义大潮阻挡住。康德努力否认理智在先验问题领域里的解决能力。但是，达尔文无意识地，斯宾塞则是有意识地重新兴起了伏尔泰和比他还要伏尔泰的追随者们对古老信仰的攻击。在康德和叔本华面前机械唯物论丢盔弃甲，但在本世纪初却又卷土重来了。于是，柏格森对它发起了攻击，但他并不是像康德那样抨击认识能力，也不采取唯心主义的争辩，说只有通过心灵，物质才能被认识，而是仿效叔本华开创的先例，在主、客观世界寻找一种精力充沛的本质，一种积极的生命原理，用它来充分地理解生命的神奇和精妙。

柏格森早年声誉卓著，是因为他为人类心中的永恒希望进行了辩护。当人们知道不用放弃对哲学的敬重，就可以信仰灵魂不死和神明时，他们既欣喜又感激万分。柏格森的讲堂成了高贵女士们聚会的沙龙，她们激动地发现自己心里的希望得到了这么博学、雄辩的支持。奇怪的是在她们中间还混杂着偏激的工团主义者^[5]，他们从柏格森对唯理性主义的批判中找到了为他们“少思考、多行动”口号辩护的根据。然而，这种突如其来的名声是需要代价的。他的理论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这使他的信徒们纷纷离去。柏格森很可能会重复斯宾塞那样的悲惨凄凉的命运，那就是：活着参加自己声誉的葬礼。

虽然如此，在所有当代哲人之中，柏格森对哲学所作的贡献仍然最为珍贵。我们正需要他对事物难以捉摸的偶然性，以及对心灵重新塑造世界的能动性所作的强调。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世界是已经完成的、命中注定的，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创造性仅仅是自欺欺人，我们的努力也只是上帝的恶作剧罢了。自从有了柏格森以后，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是表现我们的创造力的舞台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