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简史》：宗教与理性的论述

这种理论是不是显得过时、怯懦和保守呢？不，恰恰相反，这种对“理性”神学的大胆否定、将宗教归结为道德信仰与希望的直率之举引起了德国正统势力的强烈不满并纷纷提出抗议。毅然正视“四十牧师的力量”（拜伦也许会这么说），康德必须拥有比人们所熟知的他所具有的更多的勇气。

康德是勇气十足的。在66岁时，他出版了《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rdgment），在69岁时，他的《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Peligion W ithin the Limits of Pure Peason）也随后问世。在前一本书中，康德又回到了第一部《批判》中有关目的（design）论题的讨论，在第一部《批判》中，康德曾认为目的说是不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的，因而予以否定。这次，他从目的与美的相互联系入手；他认为美即结构的匀称与统一，好像是智慧精心设计了的。他附带说匀称设计的想法能给人带来无穷的快乐；“对大自然本身美的兴趣一直是善的标志”。大自然中的很多物体是那么美丽、匀称和统一，差点使我们想到超自然设计的念头。然而另一方面，康德又说，自然中也存在许多浪费、混乱、无用的重复和增殖；自然孕育生命，但代价却是无数的苦难和死亡！因此，外部设计的表面现象并不最终证明上帝的存在。过多运用这种论据的神学家们应该摈弃它，抛弃了这种论据的科学家们应该运用它；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能导致无数种启示。因为目的无疑存在；但它是事物自身的内在目的，是总体设计出部分；假如科学从整体意义出发去解释有机体的各个部分时，它会给另一种本来很有启发性的原理（即机械的生命概念）带来美妙的平衡，这种原理尽管也很有利于新的发现，但单靠它，恐怕连一片草叶的生长原理也永远解释不了。

对一个69岁的人来说，这篇关于宗教的论文不失为一部杰作，它也许是康德所有作品中最大胆的一部。既然宗教的基础不应是理论理性的逻辑，而是道德感的实践理性，那么，任何评价圣经或启示录的标准一定是它的道德价值，而圣经或启示录本身却不能成为道德规范的标准。教会和教条只在它们有助于种族的道德发展时才有价值。不应当仅仅因为是教条或仪式就窃居高位，超越道德规范而成为评价宗教的标准时，宗教便已消失了。真正的教派是人民的集体，他们不管多么零散，总是在为共同道德法规而献身的基础上团结统一。基督的生死就是为了创立这样的集体，他就是用这样的教派同法利赛人的教权进行对比。但是，另一种教权后来居上，差不多压倒了这种崇高的理想。“基督已使上帝的国度接近人间，但他遭到了误解。牧师的天国在我们中间代替了上帝的国度。”最后，当教会变成反动政府手里的工具、当那些本应以宗教信仰、希望及慈悲去宽慰和引导被困惑的人性的牧师变成神学蒙昧主义者和政治压迫的工具时，教会的腐化堕落就会达到顶点。(www.xing528.com)

这些论述之所以显得如此大胆，是因为这样的事恰恰是在普鲁士发生过的。腓特烈大帝于1786年死去，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在威廉二世看来，他的前任所推行的政策好像有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子，不利于国家稳定。塞德立茨，腓特烈大帝时的教育部长被解职，取代他的是一个虔敬派教徒沃尔纳。腓特烈大帝曾将其描绘成“一个奸诈、阴险的牧师”，终日泡在炼金术、巫术里，他因为甘愿充当新君王强迫恢复旧信仰政策的“卑微的工具”而登上有权有势的高位。1788年，沃尔纳发布一项命令，在大、中、小学里禁止教授所有违背路德新教正统形式的东西；并对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建立起严格的审查制度，命令开除一切有异端嫌疑的教师。开始，康德因为年事已高未被牵连，也因为——如一位皇家顾问所说的那样——他只拥有少数读者，而且他们并不怎么理解他的学说。但是，他的那篇宗教论却是非常易懂的，它看上去好像充溢着宗教热忱，但体现出浓厚的伏尔泰思想，所以难以通过新的审查关。本来打算登载这篇文章的《柏林人月刊》奉命撤消该文的刊登。

于是康德行动了，他的精力与勇气几乎使人难以置信，因为这时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翁。他把这篇论文寄给耶拿的几位朋友，通过他们的大学出版社发表出来。耶拿是普鲁士鞭长莫及的，属于那位喜欢歌德的、思想开明的魏玛公爵的领地。结果，康德在1794年接到普鲁士国王内阁的一道命令，上面写道：“得悉你竟滥用你的哲学来破坏圣经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陛下大为不悦。我们要求你立即作出适当的解释，并希望你今后不再有此类鲁莽的举动，而应尽你的职责，利用你的才智和声名努力实现天父的意愿。若继续明知故犯，后果不堪设想。”康德回复道，原本每个学者都应该有权在宗教问题上形成自己的主张、并使他的主张被别人了解，但在当今皇帝的统治下，他将保持沉默。有些传记作家谴责康德的这种让步，并说如果换上他们会坚强些，但我们不应忘记，他当时已经七十高龄，且身体虚弱、不宜争斗了；另一方面，他已经把自己的信息传给人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