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简史》犹太人的《奥德修记》中的阿威罗伊学说

1 犹太人的《奥德修记》

犹太人离乡别国、散居异邦的经历，是欧洲的悲壮史诗之一。公元70年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的占领使他们失去了家园，由于逃亡和经商，他们星散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早在圣城陷落之前许多世纪，犹太人就已开始散居世界各地。通过提尔、西顿以及其他的港口，犹太人已遍布地中海沿岸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有的去了雅典和安提俄克，有的去了亚历山大和迦太基，还有的去了罗马和马赛，有的甚至去了遥远的西班牙。圣殿被毁以后，这种散居行动几乎变成了民族大迁徙，这种迁徙最后形成了两股潮流：一股沿多瑙河、莱茵河进入波兰和俄国，另一股随着征战的摩尔人（公元711年）进入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中欧，犹太人以其经商和理财的才能而出名。在伊比利亚半岛，他们欣喜地汲取阿拉伯人在数学、医学和哲学上的经验和知识，并在科尔多瓦、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等地的伟大学校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十二三世纪，这些地方的犹太人在将古老的东方文化传入欧洲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在科尔多瓦，摩西·迈蒙尼德——这位当时最优秀的医生——写下了他著名的圣经注释《迷途指津》；而就在巴塞罗那，克雷斯卡斯提出了使整个犹太教大受震动的异端邪说。

西班牙的犹太人日益兴盛，直到1492年斐迪南德占领格拉纳达，将摩尔人赶出西班牙。从此以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犹太人失去了过去在伊斯兰教宽松统治下享有的自由。异端裁判像巨浪一样向他们扑来，他们必须作出选择：如果不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就要被流放和没收财产。实际上，并不是教会对犹太人极端仇视——罗马教皇曾屡次抗议宗教裁判所的暴行，而是这位西班牙国王认为，他可以用这些异族人苦心积聚的财富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几乎就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同一年，斐迪南德发现了犹太人。

大多数犹太人选择了那条更为艰难的路，他们四处寻找能容纳他们的地方。有些人乘船想在热那亚和其他意大利港口寻求容身之地，遭到拒绝后，他们在不断增长的苦难和疾病中继续航行，终于抵达非洲海岸。在那里，许多人被杀害了，因为当地人认为他们有大量的珠宝。有少数人被威尼斯接纳了，因为这座城市明白，它在航海方面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犹太人。有一些人资助哥伦布的航行，他也许有犹太血统，他们希望这位伟大的航海家能为他们找到一个新的家园。大多数人登上了当时那些极易损坏的小船，他们沿大西洋向北航行，穿过敌视他们的英国和法国中间的海峡，终于在宽宏大量的荷兰找到了几分欢迎。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来自葡萄牙的家庭，主人叫埃·斯宾诺莎。

从此以后，西班牙逐渐衰落，荷兰却日渐兴盛起来。1598年，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建起了他们的第一座犹太教堂。75年后，他们又建造了一座教堂，这是欧洲最宏伟的教堂。那时候，他们的基督教邻居们还资助他们这项工程。如果从伦勃朗不朽的画中那些犹太商人和拉比心满意足的表情来判断，那时候的犹太人是很幸福的。但是，接近17世纪中期，这种平静的生活被一场激烈的内部纷争破坏了。乌列·阿·科斯塔，一位满腔热情的小伙子，像另外一些犹太人一样，受文艺复兴时期怀疑一切的影响，写了一篇论文，猛烈攻击对来世的信仰。这种否定的态度并不一定违背了更古老的犹太教义，但犹太教会却强迫他当众否定自己的观点，以免引起当地基督教公会的反感，这个公会尽管曾经慷慨地接受过他们，但也会对敢于如此猛烈抨击基督教要旨的任何异端邪说产生无法消除的敌意。悔过的方式是要求这位高傲的青年横卧在犹太教堂门口，让集会人员一个个依次从他身上跨过。乌列受不了这种羞辱，回家后，他写了一封谴责他的迫害者的遗书，然后便举枪自杀了。^[1]

这件事发生在1640年，当时巴鲁克·斯宾诺莎——近代“最伟大的犹太人”和最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个8岁的儿童，也是犹太教会公众当中惹人喜爱的学生。

2 斯宾诺莎的教育

摩西·迈蒙尼德是中世纪最为重要的犹太教知识分子，其最负盛名的著作《迷途指津》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引入到中世纪的哲学中。
斯宾诺莎从中找到了自身的思想来源。

犹太人长期漂泊的历史构成了斯宾诺莎的思想背景，并使他成为一个难以改变的犹太人，虽然他后来被赶出了犹太教会。他父亲是个经营有道的商人，但年轻的斯宾诺莎却并不喜欢这种生涯，而宁愿在犹太教堂内度过他的时光，努力学习本民族的宗教和历史。他是个很有才华的学生，长者们将他视为他们团体和信仰的未来希望。不久，他的兴趣就从圣经转到了犹太教法典的极为艰深、微妙的注释上来，后来又从这些注释转向了迈蒙尼德、列维·本·格尔森、伊本·埃兹拉和克雷斯卡斯等人的著作，他强烈的求知欲甚至扩展到了伊本·盖比鲁勒的神秘哲学和科尔多瓦的摩西那种神秘的曲折复杂、晦涩难解的犹太教教义的迷宫。

摩西的上帝与宇宙同一的观点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在主张世界永恒的本·格尔森那里也找到了同样的观点；克雷斯卡斯也相信，物质的宇宙就是上帝的形体。在迈蒙尼德的书中，他读到了关于阿威罗伊学说的讨论，阿威罗伊认为，永恒是不具人格的。但是，在《迷途指津》一书中，他发现的迷惘多于指导，因为那位伟大的拉比提出的问题比他解答的问题还要多。斯宾诺莎发现，在迈蒙尼德的解释被忘却之后很久，《旧约》中那些矛盾和疑难之处却依然留在他的思想里。一种信仰最聪明的捍卫者，就是它最强大的敌人，因为他们精细敏感的观察能找出疑点，激发思考。如果说迈蒙尼德的著作是这样的话，伊本·埃兹拉的注释便更是这样了，在他的著作中，古老信仰中的问题被更直接地表述出来，而且有时候被认为无法回答而抛弃了。斯宾诺莎读书越多，想得越多，他单纯的确信就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和迷惑。

他的好奇心促使他去阅读基督教的思想家们关于上帝和人类命运这种种问题的著作。他开始跟一位名叫凡·丹·恩德的荷兰学者学习拉丁文，从而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生活和知识的天地。他的新老师自己也有几分像异教徒，这是一位宗教信条和政府的批评者，也是一位冒险者，他走出书斋，参加了反对法国国王的反叛活动，结果在1674年被送上了断头台。他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她从拉丁文那里夺走了斯宾诺莎的感情，即使是现在的一个大学生，在这么漂亮的女子的诱惑下，也会不避艰难地去学习拉丁文。但是，这位妙龄女郎重视钱财甚于爱情。当另一位求婚者带着昂贵的礼物到来时，她便对斯宾诺莎失去了兴趣。无疑，我们的主人公就在那一刻成了哲学家。

勒内·笛卡儿

无论怎样说，他终于掌握了拉丁文，于是，他通过拉丁文开始接触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遗产。他好像研究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他更偏爱那些伟大的原子论者，如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斯多葛学派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他还阅读了经院哲学家们的作品，在他们那里他不但掌握了哲学术语，还掌握了用公理、定义、命题、证明、附注、推论等阐述自己观点的几何学方法。他研究过布鲁诺（1548—1600）——这位高尚的叛逆者，“高加索山上的全部积雪也无法熄灭”布鲁诺的激情火焰。布鲁诺在各国之间漫游，了解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始终是“从进口处又走出来”——不断生疑，不断探索。最后，宗教裁所判决“用最仁慈的、不流一滴血的方法”将他处死——也就是说活活烧死。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意大利人留下了多么宝贵的思想财富啊！首先是关于统一的卓越见解：所有现实都有统一的实际、统一的原因、统一的起源，上帝与现实也是一个统一体。同样，布鲁诺认为，精神和物质也是统一的，现实的一微粒都由不可分割的物质和精神组成。所以，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在多样性中看出统一性，从物质看出精神，从精神中看出物质；就是去发现对立和矛盾的统一，并上升到对普遍统一性的最高认识，那就是在理智上热爱上帝。所有这些观念，都成为斯宾诺莎思想结构的组成部分。

勒内·笛卡儿的《沉思录》阐述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学说。

然而，对他产生最重要的决定性影响的，是笛卡尔（1596—1650）这位近代哲学主观唯心主义之父（就像培根是客观唯物主义之父一样）。不管是对他的法国追随者还是对他的英国论敌，笛卡尔的中心思想是意识的第一性——他的显而易见的命题，就是精神对本身的理解比对所有别的事物的理解更敏捷、更直接；精神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仅仅是通过世界以感觉和知觉的形式给精神的主体留下的印象。所以，哲学（虽然应当怀疑所有别的事物）都必须从个体精神和自我开始，并用三个词作为其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也许这个出发点体现了几分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但它无疑像一顶魔术师的帽子，可以变出多种多样的思辨结果。于是一场有关认识论的伟大游戏便开始了，它随着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休谟和康德的出现逐步演变为一场“三百年战争”，这场战争既促进又践踏了近代哲学。

然而，斯宾诺莎感兴趣的，并不是笛卡尔在这方面的思想，他不愿意在认识论的迷宫里迷失自己的方向。令他感兴趣的是笛卡尔的一种构想，即在一切物质形式和一切精神形式的背后，分别有一个均质的“实体”。将实在分成两种最终实体的构想，对信奉统一的斯宾诺莎来说是一种挑战，就像在他思想积累的沃土里种下了一粒种子。另外，令他感兴趣的还有笛卡尔的用机械和数学的法则去说明除上帝和灵魂之外的世界的所有事物的愿望——这种思想可回溯到达·芬奇与伽利略，它也许反映了当时意大利城市中机械和工业的发展。笛卡尔认为，在上帝给了最初的推动后，天文、地理的以及所有非精神事物的进程和发展，都可以用一种最初以分散形式（有如拉普拉斯和康德的“星云假说”）存在的均质实体来解释。并且，每种动物的各种运动，甚至人体的运动，都是一种机械运动——例如血液循环和反射作用。整个世界，以及每个躯体，都是一部机器。但是，在世界之外还有上帝，在躯体里面还有灵魂。

笛卡尔到这里就停住了，斯宾诺莎却满怀渴望地向前走去。

3 被逐出教会

以上所说的是这位外表文静、内心活跃的年轻人1656年以前（他生于1632年）的思想历程。1656年，他被指控有异端言论而被召唤到犹太教会的长老们面前。他们问，他是否对朋友们说过，上帝也许是有形体的——即物质世界，天使也许是幻影，灵魂也许仅仅是生命，《旧约》根本就没提过永恒的存在？

他当时的回答，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犹太教会许诺向他提供相当于500美元的年金，条件是他保证起码在外表上忠诚于他的教会和宗教。他拒绝了这个条件，1656年7月27日他被按照希伯莱仪式中的一整套阴森的程序开除了教籍。“在宣读开除教籍的决定时，一支大号角不时发出哀鸣般的悠长的声音，仪式开始时点燃的所有蜡烛被一支接一支地吹灭了——以象征被开除者精神生命的泯灭，随后全体与会者便置身于一片黑暗中。”

范·佛罗登为我们留下了那份开除教籍的公告：

教会长老宣告，在确知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罪恶言行之后，曾采取各种方法和各种承诺力求使他迷途知返，但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更加猖獗地宣扬和传播异端邪说，许多忠诚的人都已证实了他的渎神行为，斯宾诺莎的罪行已经证据确凿。教士会首领们在对此事进行反复评议后，一致同意将斯宾诺莎开除教籍，断绝以色列人与他的关系，从此刻起让他永远处于下面的诅咒之中：

遵照天使的意愿和圣徒们的判决，我们驱逐、憎恶、诅咒并抛弃巴鲁克·德·斯宾诺莎，所有教徒一致同意，以载有六百一十三条训戒的圣书的名义对他宣告以利沙用来指责儿童的诅咒和律书上的全部诅咒。让他白天受诅咒，夜里也受诅咒；让他躺下受诅咒，站起来也受诅咒；出外受诅咒，回家也受诅咒。主永不再宽恕和承认他；愿主的不悦和怒火将他烧毁，将律书上所有的诅咒全部压在他头上，从天下所有的地方抹去他的名字；愿主解除他的罪恶与以色列所有支族的关系，将律书中的全部天谴加在他身上。愿所有服从主宰我们的上帝的人今天都得到拯救。

在此郑重告诫大家，谁也不许同他交谈，谁也不许与他通信，不准任何人帮助他，不准任何人与他住在一起，不准任何人靠近离他四腕尺^[2]之内的地方，不准任何人阅读他口授或书写的任何文件。(www.xing528.com)

伦勃朗的这幅《会堂里的犹太人》，反应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生活场景，斯宾诺莎就生长在这个时代，但是在他24岁的时候却又因为他提出了异教的观点而被逐出了犹太人社区。

我们还是不要急切地对教会的长老们作出判断，因为他们当时也有为难之处。无疑，他们并不愿意让世人指责他们像宗教裁判所一样不能容忍异端，他们自己就是让宗教裁判所赶出西班牙的。但是，他们对荷兰人的感激之心却使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这个人的怀疑击中了基督教的要害，就像它击中了犹太教的要害一样。当时的新教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自由、灵活的哲学，宗教战争使各派都固守着自己的信条，并且由于曾为保卫它而付出生命和鲜血而更加珍视。犹太社会上一代出了个阿科斯塔，今天又出了个斯宾诺莎，对这种以怨报德的事，荷兰当局将会怎么想呢？并且，宗教方面的一致在长老们眼里是他们维护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小小群体免于分裂的唯一方法，同时也差不多是保持散居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团结并确保生存下去的最后方法。斯宾诺莎攻击其真实性的《圣经》，就是这些人可以“带在身边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异端就是叛国，容忍异端邪说就等于自杀。

也许有人认为他们应该勇敢地承担这些风险，然而，要想恰如其分地评价他人就像一个人要钻出自己的皮肤一样难以做到。也许，阿姆斯特丹犹太社会的精神领袖默纳塞· 本·以色列可以找到某种妥协的办法，使教会能够与哲学家和平相处，但是，这位伟大的拉比当时正在伦敦力劝克伦威尔让英国对犹太人敞开大门。斯宾诺莎已命中注定应该属于全世界。

4 退隐和最后的归宿

他平静而又勇敢地接受了被驱逐的命运，他说：“这件事不能迫使我做任何我原本就不愿做的事情。”不过他这是在黑暗中吹口哨，是自我安慰。其实，这位年纪轻轻的学生感到了孤独无依的悲哀。再也没有比孤独更可怕的事情了，而且，几乎没有哪种孤独比一个犹太人被排斥在他的民族之外更难以忍受。斯宾诺莎失去了他昔日的信仰后历尽磨难。要想根除去一个人的已有思想可以说是一场大手术，会留下累累创伤。假如斯宾诺莎投靠另一种教派，接受另一种正教，在这种宗教中人们会像孩子们挤在一起取暖那样组成群体，他或许会发现这种信仰的改变能补偿一些由于被赶出家庭和民族而丧失的那种生活。但是，他没有加入别的教派，而是孤独地生活着。他的父亲一度希望他在希伯莱学问中出人头地，这时也催促他离开家庭，他的姐姐也企图从他那里骗走那点小得可怜的继承权，昔日的朋友们也都离他远去了。难怪斯宾诺莎的作品中缺乏幽默，难怪当他一想到那些执法者们，就忍不住发泄满腔的怒火。

有人希望找到奇迹的原因，像哲学家一样理解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像傻瓜一样看着它们目瞪口呆，这种人马上会被看作异端分子，并被由愚昧无知的大众推崇为自然和上帝的代言人的执法者们宣布为亵渎上帝的异教徒。这些人知道，一旦扫除愚昧，他们维持权威的唯一手段的奇迹也会随之消失。

被开除教籍后不久，他遭遇了一次危险。一天晚上，斯宾诺莎正走在街上，有个一心想以杀人的方式来表现他的虔诚的暴徒拔出匕首直刺这位年轻的学生，斯宾诺莎迅速转身跑掉了，只是颈部受了点轻伤。他感到世上难以找到哲学家安身立命的地方，便搬到阿姆斯特丹城外奥特德克路一个幽僻的阁楼上住下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将自己的名字从巴鲁克改成了贝尼迪克特。他的房东夫妇是孟诺派^[3]的基督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异教徒。他们喜欢他那张忧郁而善良的面孔，每当他有时在傍晚下楼与他们一起抽烟、聊上一阵家常话时，房东总觉得十分愉快。他起初是在范·登·恩德的学校里教孩子们以谋生计，后来又改行去打磨光学镜片，他似乎特别喜欢与难以琢磨的材料打交道。他的制镜手艺还是在犹太社会里生活时学会的，希伯莱教规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掌握一门手艺，这不仅仅因为读书和诚实的训练不能维持生计，而且，正如迦玛列所说，工作能保持美德，而“每一个有学问的人，如不掌握一门手艺，最后会变成一个无赖”。

5年后（1660年），他的房东搬到了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斯宾诺莎也随他们搬到那里。他住过的房子今天还在，那条街今天已用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命名。在这里，他过着简朴的生活，一刻不停地进行思考。有好多次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呆就是两三天，不见任何人，只让人送进简单的饭菜。他的镜片做得很好，但他并不总是做这个，只要够维持简朴的生活就行了，他太热爱智慧了，这使他成不了一个“善于经营”的人。科勒诺思曾经到斯宾诺莎居住过的地方访问过他，并根据了解他的人的谈话为这位哲学家写了一篇小传。据他说，斯宾诺莎“仔细地计算每个季度的账目，以便能不多不少花费他每年必需的开销。他有时对房东家的人说，他就像一条蛇用嘴咬住了尾巴，意思是说到年底他一个子儿也剩不下”。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他仍很愉快。一位伟大的圣贤曾经说：“如果拿破仑能像斯宾诺莎那样明智，他也会住进阁楼里写出4本书来。”

对流传到今天的斯宾诺莎的形象，我们可以补充一些科勒诺思的描绘：“他中等身材，面容清秀，皮肤微黑，一头深色卷发，双眉浓密，很容易看出他是葡萄牙犹太人的后裔。对于衣着，斯宾诺莎显得漫不经心，他穿得与城里最贫穷的市民差不多。有个地位显赫的官员曾去看他，看到他穿着一件破旧肮脏的睡袍，这位官员为此责备他，并要送他一件新的。斯宾诺莎回答说，一个人决不会因为穿了一件好睡袍就变得更有价值，又补充说：‘用昂贵的包装包裹低劣的东西是很不合理的。’”不过，斯宾诺莎的衣着哲学并不总是这么绝尘离俗，“使我们变成哲人的并不是邋遢的举止和外表，故意不注重个人的外表恰恰证明了精神的贫乏，在这种人的头脑里，真正的智慧找不到栖身之处，科学也在这里只会碰到杂乱无章。”

斯宾诺莎打磨镜片的工作间。

就是在莱茵斯堡居住的5年间，斯宾诺莎写出了《知性改进论》的那些片断，以及《用几何学方法证明的伦理学》。后者在1665年完成，但是，在后来的10年间斯宾诺莎没有想办法使它面世。1668年，阿德里安·科尔巴赫因为发表了与斯宾诺莎相同的观点被判十年监禁，只服刑18个月就死在狱中。1675年，斯宾诺莎来到阿姆斯特丹，他以为可以安全地发表他的杰作了，突然传出了一个谣言，他在给朋友奥尔登堡的信中说：“我的一本书很快就要出版，我在这本书竭力宣扬没有上帝。非常遗憾，很多人都信以为真。某些神学家（说不定就是这个谣言的炮制者）趁机到公爵和地方法官那里去指控我……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是几位可信赖的朋友，他们还告诉我，那些神学家们正伺机寻衅加害于我。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定延迟我的作品发表，直到搞清楚形势的趋势。”

在斯宾诺莎死后《伦理学》才得以面世（1677年），同时面世的还有他的一篇没有完成的《政治论》和《论虹》。这些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这是17世纪欧洲哲学和科学的通用语言。1852年，范·佛罗登发现了一篇用荷兰文写的上帝与人简论，这显然是《伦理学》的初稿。斯宾诺莎生前发表的作品只有《笛卡尔哲学原理》和《神学政治论》。后一本是于1670年匿名发表的，它刚问世就被列入了禁书书目，行政当局禁止销售此书。但是，这反而对其产生了促销作用，只是它被伪装成了医学书或历史故事。很多人写书来批驳它，有一本书中称斯宾诺莎为“有史以来最亵渎神灵的无神论者。”科勒诺思还提起过另一本批驳的书，说它是“永不磨灭的无价之宝”——但今天只剩下了这句评语。除了这些公开的指责外，斯宾诺莎还收到了一些试图改造他的信件。他从前的一个叫阿尔伯特·伯格的学生，后来改信了天主教，这里可以用他的信做个例子：

你以为你终于发现了真正的哲学。你怎么知道你的哲学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世界上一切哲学中最好的呢？且不说将来还会产生什么，你是不是已经研究过了在这里、在印度、在世界各地普遍讲授的所有古代和近代哲学呢？即使你把它们全都研究过了，你又怎么知道你是选择了最好的呢？……

斯宾诺莎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你以为你终于发现了最好的宗教，或者说最好的老师，并坚定地信任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过去、现在、将来一切宗教老师中最好的呢？你是不是已经研究过了在这里、在印度、在世界各地普遍讲授的所有古代和近代宗教呢？就算你已经把它们全都研究过了，你又怎么知道你是选择了最好的呢？

由此可见，这位温和文雅的哲学家，在必要的时候也很善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并不是全部来信都这么令人不快。许多信来自一些教养和社会地位颇高的人，其中知名人士有亨利·奥顿伯格，他是新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有冯·谢思豪斯，这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和贵族；有惠更斯，他是荷兰科学家；有哲学家莱布尼茨，他在1676年拜访过斯宾诺莎；有路易斯·梅耶尔，他是海牙的一位内科医生；还有西蒙·德·弗里斯，他是阿姆斯特丹的富商。德·弗里斯非常钦佩斯宾诺莎，他请求斯宾诺莎接受他的1000元馈赠，斯宾诺莎婉言谢绝了。后来德·弗里斯在立遗嘱时，又提出将他的全部财产遗赠给他，但斯宾诺莎说服他将财产留给他的弟弟。这位商人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在遗嘱中要求从他产业收入中每年拿出200元作为年金送给斯宾诺莎。斯宾诺斯还想推辞，并说：“大自然只需很少就能满足，我也如此。”但他最后还是被说服了，答应接受150元的年金。另一位朋友，詹·德·威特，荷兰的首席执政官，给了他50元的政府年金。最后，就连路易十四这位大国君主也表示要送给他一笔丰厚的年金，但却暗示了一个条件，即斯宾诺莎要将他的下一部著作题献给这位国王。斯宾诺莎不卑不亢地回绝了。

为了让朋友和笔友们高兴，斯宾诺莎在1665年搬到海牙郊外的沃尔堡，1670年又搬进了海牙城里。在这几年里，他与詹·德·威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德·威特和他的弟弟在街头被一伙暴徒杀死，这些人认为他们是1672年荷兰军队败于法军的罪魁祸首。噩耗传来，斯宾诺莎失声痛哭，如果不是被人死死拦住，他当时就要冲到现场去，像安东尼^[4]一样痛斥这种暴行。不久，入侵的法军统帅孔代亲王邀请斯宾诺莎到他的帐中做客，向他传达了法国皇室打算向他提供年金的消息，向他介绍自己周围的一些斯宾诺莎崇拜者。斯宾诺莎看来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而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认为越过界线到孔代的营房里去，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他回到海牙后，他访问法军的消息早已传开了，以至于闹得沸沸扬扬，怨声四起。他的房东范·登·斯匹克害怕他的房子会被人强行闯入，但斯宾诺莎劝慰他说：“我能够很容易地洗刷叛国的嫌疑……倘若有人流露出一点要骚扰你的意思，倘若有人到你门前聚众闹事，我会出去见他们，哪怕他们会像对待可怜的德·威特那样对付我。”后来，当人们知道斯宾诺莎只不过是个哲学家时，认为他不会有什么敌意，这场风波就平息了。

我们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斯宾诺莎的生活并非像以前传说的那样贫困不堪和与世隔绝。他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有一些声名显赫、志趣相投的朋友，他对当时的政治问题也不是绝不介入，而且还为此进行过性命攸关的冒险。虽然他被开除教籍，逐出犹太民族，但他却逐渐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同时代人的敬重；1673年，海德堡大学聘请他去教授哲学，聘请书是用非常恭敬的语句写成的，并许诺给他“哲学研究上最完美的自由，因为亲王殿下确信他不会滥用这种自由去怀疑本国国教”。斯宾诺莎的回信极富个性：

斯宾诺莎执教过的海德堡大学。

尊敬的先生：如果我曾希望到某个学府承担教授的职责，那么，巴拉丁亲王殿下通过您发来的聘书将使我得偿所愿。并且，这个邀请由于保证了哲学研究的自由，使我觉得更为可贵……但是，我不知道这种自由必须限制在怎样的范围内，才不致被看作触犯贵国既定的国教……因此，尊敬的先生，我并不想寻求除我现在所从事事业之外的任何一种世俗职位，我非常满足自己的现状。为了继续我挚爱的宁静生活，我不得不放弃您所提到的那个职位……

1677年是斯宾诺莎生命的最后一年。那年他才44岁，但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留在世上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他的父母都曾患过肺病，他那狭窄的生活空间和灰尘弥漫的工作环境，都不适于克服这一先天的不足。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他的肺病年复一年地恶化。他明白自己会早逝，对此他并不悲哀，他唯一担心是，自己生前不敢出版的著作在死后会遗失或被毁掉。他将手稿锁进一张小书桌的抽屉里，并将钥匙交给房东，请求他在自己死后，将它转交给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詹·里欧沃茨。

2月20日星期日，斯宾诺莎的房东一家人听他说他的病情没有什么异常之后，就上教堂做礼拜去了。迈尔医生独自陪伴着他。等他们回家时，发现这位哲学家已躺在他朋友的怀里与世长辞。很多人哀悼他的去世，因为，就像有学问的人敬佩他的智慧一样，朴实的民众喜欢他的温和。哲学家和政府官员加入了送葬的人群，不同信仰的人聚集到了他的墓旁。

尼采曾经说过，最后一个基督徒已在十字架上死去了，可他忘记了斯宾诺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