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样的哲学观点，我们能作什么样的评论呢？也许没有什么值得多高兴的。对亚里士多德人们很难狂热喜爱他，因为他自己很少狂热喜爱过什么事情。“如果你想让我掉眼泪，你自己就得先哭一场。”[55]亚里士多德的座右铭是：“对什么也不羡慕，对什么也不惊奇。”在谈论他时，我们违背他的座右铭。他身上没有柏拉图那种改革的热忱，那种对人类激愤的爱，正因如此，我们这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才会谴责他的同胞。亚里士多德没有他的老师那种独创的精神，飘逸迷人的魅力。但是，读过柏拉图之后再与亚里士多德那种怀疑一切的镇定自若相比，我们就会觉得还是后者对我们更有裨益。
让我们概括一下我们与他有什么不一致。首先，他对一切事物都讲究逻辑让我们觉得伤脑筋。他认为三段论概括了人的推理全过程，其实它只是把说服别人时人们的说理方式拒绝了一番。他以为先有前提而后寻求他们的结论，其实思维首先提出假设性的结论，然后才寻求能证明这些假设的前提——其最好办法是在受控制的孤立的条件下做实验，以及观察个别的事件。然而，如果忘了下列事实，那我们又该是多么愚钝：两千多年来，逻辑只是在枝节上有些变化，奥卡姆[56]、罗杰尔·培根[57]、休厄尔[58]和穆勒[59]，以及千百个别的人只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太阳中找黑子罢了。亚里士多德创立了新的思想训练办法，新的原则，牢固地建立了根本的思想方法——这一切都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千古不朽的成就。
在这幅教堂壁画中，亚里士多德手捧经典，居于壁画中心，象征了在整个中世纪以及以后的时代中，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被基督教奉为核心，神圣不可颠覆的地位。
但是，由于缺乏实验和切实的假设，使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只是一堆未经消化的观测资料。他善于收集资料、分门别类，在各个领域他都运用范畴、编制目录。但他不仅善于观察，而且还像柏拉图一样对形而上学[60]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这使他在所涉足的每一门科学中都提出了不少极其荒谬的假设。这的确是希腊精神的极大缺陷：未受严格的训练；缺乏规范的传统，在陌生的领域任意闯荡，太容易地就得出理论和结论。所以，古希腊哲学迅速跃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古希腊科学却远远落后了。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其逻辑学的一个分支：理想的生活像是不折不扣的三段论。他向我们提供了一本礼仪规矩的册子，却没有鼓励我们去积极向善。一位古代批评家说他“中庸得太过火”。一个极端主义者也许会将他的《伦理学》说成是所有文献中陈词滥调的总汇；对英国没有好感的先生们感到欣慰的是，英国人在青年时期不得不在牛津、剑桥大学逐字逐句地读尼柯迈彻的《伦理学》[61]，这也算是为成年时期的帝国主义罪恶而赎罪受苦吧！我们期望清新鲜洁的《草叶集》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62]能和亚里士多德枯燥乏味的理论结合起来。将惠特曼为感官快乐辩护的今人击掌叫好的诗句，补充到亚里土多德对纯理智赞不绝口的推崇里去，英国贵族的美德毫无光泽，他们的完美古板僵化，他们的优雅外表缺乏表情。我们怀疑，亚里士多德极端中庸的理想与此是不是有什么关系？马修·阿诺德[63]对我们说，在他那个时代，牛津的导师们认为《伦理学》颠扑不破。三百多年来，这本书和《政治学》构成了英国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也许可以说他们取得了崇高的成就，但他们无疑都是些冷感的能人。如果老大帝国的君主们所受的教育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那种圣洁的热情和积极向上的激情，结果又该会怎样呢？
亚里士多德毕竟不是不折不扣的希腊人，在来到雅典之前他就已性格成熟了。他与雅典人毫无相同之处。他平稳踏实，很少表现出令人振奋的实验主义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使雅典的政治生活动荡不安，最后使它臣服于大一统的专制君主。对德尔斐[64]易走极端的精神，亚里士多德贯彻得过于彻底了，对各种偏激之说，他迫不及待地一概加以排斥，他过于害怕动荡，竟忘了奴隶制同样可怕。变动不居使他提心吊胆，所以他宁愿选择某种近于死寂的稳定状态。他对赫拉克利特关于流变的见解一无所知。而正是这种理论，使保守派相信一切变化都是循序渐进的，而使激进派认为永久不变简直是痴人说梦。他忘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只对优秀、不自私自利、不贪得无厌的高贵的极少数人开放，但却拐弯抹角绕回了柏拉图式的结论：财产应该私有，财产的使用却尽可能为大众所有。他没有认识到（也许不能指望他在那时就认识到），只有在生产资料非常简单、人人都能买得起的情况下，个人掌握生产资料才能起有益的鼓励作用。随着生产资料的成分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必然导致所有权与力量越来越危险的集中化，并最终导致人为的、毁灭性的不平等。
然而，上述批评毕竟是无关宏旨的。亚里士多德是有史以来单独创立辉煌的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的第一人，很难想象再出现第二个思想家能够像他那样对人类启蒙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后来每个时代的人都从他著作中汲取养料，并站在他的肩上认识真理。亚历山大[65]文化绚丽多彩、雄伟壮观，就是在他身上找到了科学的灵感。中世纪野蛮人的头脑进化为有教养而先后一致的现代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他著作在公元五世纪由聂斯脱利教[66]教徒译成了古叙利亚文，十世纪时又由此译成阿拉伯文和希伯莱文[67]，大约在1225年又被转译成拉丁语。这些著作使经院哲学从阿伯拉尔[68]的简洁雄辩变成了托马斯·阿奎纳斯[69]那种百科全书式的无所不包。十字军东征，带回许多更为精确的亚里士多德原希腊文抄本。1453年希腊学者从土耳其人围困的君士坦丁堡逃出时，又带回更多亚里士多德的原著。像神学界尊奉《圣经》一样，欧洲哲学界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奉为颠扑不破的经文。它对世间的一切，都有妙方解答。1215年，罗马教皇在巴黎的使节曾禁止学校教师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是，1231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却委派一个委员会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加以删节。到1260年，他的哲学就已成为每所基督教学校的必修课程，谁敢对他的观点稍有背离，教会就会加以处罚。乔叟[70]诗中的学者快乐无比，因为：
在他床头堆着二十本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书，(www.xing528.com)
封面有青也有红。
那儿我看见智者们的大师，
立于一群哲学家之中。
众人倾慕他；大众尊敬他；
那儿我还看见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他们立于众人前面，靠他最近。
通过这几行诗，我们可以看出一千多年来，这位斯塔基拉人[72]享有多么崇高的荣誉。一直到人们创制了新工具，积累了更详尽的观测资料，耐心地进行了很多实验，科学才被改造得焕然一新，奥卡姆、拉米斯[73]、罗杰尔·培根和弗朗西斯·培根[74]等人才获得了锐不可当的武器，亚里士多德的统治才终结。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这么久地统治人类的思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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