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与幸福的本质：《哲学简史》

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年轻人纷纷投到他的门下，期望得到他教育和修养方面的指点。但正在这个时候，他本人的心思却离开了科学的细节，转到更广泛更不可捉摸的行为与性格问题上去了。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包含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什么才是最好的生活？或者说，至善至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什么是美德？我们怎样获得幸福和满足？

他的伦理学非常简单，并与当时的实际相符合。他受过科学训练，所以他既不宣扬超人的理想，也不空言怎样寻求完美的生活。桑塔亚那^[51]说：“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概念十分健全，每一理想都有自然的基础，每一自然事物都有理想的前途。”亚里士多德坦率地承认，人生的目的不是为善而善，而是为了幸福：“我们选择幸福是为了幸福本身，而不是为了别的东西；有时我们之所以选择荣誉、快乐、智慧等等，那是因为我们相信通过它们我们能够获得幸福。”但是他也觉察到，将幸福说成是终极之善，纯粹是陈辞滥调，最需要说明的是幸福的本质和怎样得到幸福获取幸福。因此他深入探究了人和别的生物的根本区别，假设人的幸福在于充分发挥这种人类特有的性质。因为人的独特优势在于思维能力，人正是凭着这种能力才超越并统治着其它一切生命形式，随着这种能力的发展壮大，人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我们就可以假定：发展思维能力会给人带来满足和幸福。

所以，除了一定的物质前提条件以外，幸福的主要条件便是理智的生活——这是人类独有的光荣和能力。美德或者优点，全都依赖于明确的判断、自我控制、欲望的协调、手段的巧妙。美德不是粗俗的人所有的，也不是天真的意愿所得到的——它是发展充分的人凭经验获得的。然而，要获得美德也有路可走、有向导指点；有了它就可以不走弯路、少受耽误——那就是中间道路，即中庸之道。性格的各种特性可以一分为三，两头为极端和缺德，中间的便是美德或优越性。所以，位于怯懦和鲁莽之间的是勇敢，位于吝啬与奢侈之间的是大方，位于怠惰和贪婪之间的是抱负，位于卑屈与骄傲之间的是谦虚，缄默与多嘴之间是诚实，乖戾与滑稽之间为幽默，好斗与拍马之间是友谊，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和堂吉诃德的莽撞冒失之间是自我克制。因此，伦理或行为上的“对”与数学或工程学上的“对”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指的都是正确、恰当，也就是取得最好效果的最好方式。

但是，中庸之道并非数学上的平均数，它并非根据两个可以精确计算的数字得出的准确平均数，而是一种变量，它随着每种情况的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只有成熟、灵活的理智之人才能看得清、断得准。美德是一种艺术修养，只有经过训练才能掌握。我们并不是由于有了美德才正确合理地行动，而是由于正确合理地行动才有了美德。“人先有了行动，才形成这种行动的美德”。反复的行动构成了现在的我们。所以，美德不是一次行为，而是一种习惯。“人的善行是灵魂在实现圆满生命中卓越方面的一种作用……就像并非一次晴天或一只燕子就能构成春天一样，一个人的幸福、满足也并非一时为善而一劳永逸。”

青年处于易走极端的年龄：“如果一个青年犯了错误，那总是因为做事太过分。”对年轻人和许多比他们年龄大的人来说，困难的是不要摆脱一个极端却又陷入另一个极端，因为无论是“矫枉过正”还是什么别的方式，人们极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没有诚意固然要招人非议，谦虚过分又会走上做作的边缘。处于某一极端而又能自知的人，会认为另一极端为美德，而不是赋予中庸之道。有时这是好事，因为如果我们意识到了陷入极端的错误，“那我们就应该指望另一极端，这样说不定能够走到中间位置上去。……就像人们弄直弯曲的板材时常常采用的做法那样”。但是，坚持极端而不自知的人们却把中庸之道看作是罪大恶极，他们“谁也容忍不了一位居中间立场的人，勇敢者被懦夫称作鲁莽，被鲁莽者说成懦夫，其他各种中庸行动，也分别遭到来自两个极端类似的指责”。因此，在现代政治中，“自由分子”被激进分子称作“保守分子”，而被保守分子看成“激进分子”。

这是一幅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七艺象征”的绘画作品，毕达哥拉斯是数学的象征位于最高层，亚里士多德手捧一本书处在第一层，因为七艺的第一艺就是逻辑。

非常明显，这种中庸之道几乎是古代希腊哲学一切流派的共同特点。柏拉图将美德叫作和谐的行为，是因为他心里有了中庸思想；苏格拉底将美德与知识等同起来，也是因为他心里有了中庸思想。七贤人^[52]开创了中庸传统，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刻下了那句“物极必反”的箴言，或许就像尼采所说，所有这些都是古希腊人想克制自己火爆脾气、克服好冲动的性格的努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切都反映出古希腊人认识到：“情感本身无所谓好坏”，要看它所起的作用是过度还是不足，或者说是否有节制、讲和谐，情感是罪恶的本源，也是美德的本源。(www.xing528.com)

但是讲究实事求是的亚里士多德又说，中庸之道并非幸福的全部秘诀。我们还必须拥有相当数量的世间财富，因为贫穷让人变得既吝啬又贪婪，而富有则可以使人无忧无虑并且不再贪婪——这是优闲舒适、心地平和的根本保证。在有助于幸福的所有外界条件中，最高尚的莫过于友谊。幸福比不幸更需要友谊，因为幸福与人分享便可成倍增长。幸福比公正重要得多，因为“如果人人都成了朋友，公正就变得可有可无；但如果人们都公正，友谊仍然是额外的思惠”。“朋友是两个肉体共有一个灵魂”。然而友谊又意味着有少数朋友而不是很多朋友，因为“谁的朋友最多，谁就一个朋友也没有”，“同时与许多朋友保持完善的友谊是不可能的”。真诚的友谊要求的是持久，而不是一时的亲热，这说明交朋友需要性格稳定。许多友谊昙花一现，性格善变是主要原因。友谊的先决条件是平等，因为出于感恩的友谊，充共量是种以流沙为基础的苟合关系。

虽然财富和友谊都是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幸福的核心还在于我们内在的东西：在于全面的知识和纯洁的灵魂。感官之乐当然不是幸福，因为它是个圆圈，就像苏格拉底形容比较粗鄙的伊壁鸠鲁^[53]享乐主义思想时说的：挠是为了痒，痒是为了挠。谋取功名也不是幸福，因为踏上仕途，就得依照民众的心思走路，而最反复无常的就是民众。因此，幸福必然是理智之乐，而且只有来自对真理的追求而获得的幸福才真实可信。“理智的行动目的只在自身，在自身之中寻求愉悦，它又激励进一步的行动。由于自给自足，不知疲倦，悠闲自得等特点显然属于这种智力活动，所以它本身之中肯定就包含有美满的幸福”。

伊壁鸠鲁学派把骷髅作为死亡的象征，其蕴涵的意义就是：“活着时享受生活。”

然而，亚里士多德理想的人，并不仅仅是位玄学家。

他不会无端地冒风险，因为他在世上关心的事情很少。但在关键时刻，他也会自觉地牺牲生命——因为在某些条件下，他深知不值得苟且偷生。他乐于助人，虽然他不乐意受人服侍。赐人恩惠显得高人一等，受人恩惠表明低人一头；……他不喜欢在大众面前招摇，他爱憎分明，表里如一　光明磊落；他对世人俗事，一律轻视……他从不热烈地赞美什么，因为在他眼中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称得上伟大；除了朋友，他决不去奉承别人，因为那是奴仆的特征……他从来没有起过恶念，受了伤害从不放在心上……他不喜欢高谈阔论……自己受夸奖、别人遭指责都与他无关；他从不背后议论别人，甚至不说敌人的坏话，除非是当着他们的面；他举止沉稳、语音低沉、言词很注意分寸，从不仓促慌张，因为他所关心的事情只是很少几件；他从不激动，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尖利的叫喊、匆匆的脚步，都是心神不安无神的表现……对人生中的意外与不测，他坦然而又从容地面对，力求悲中求乐，苦中寻甜，像个指挥若定的将军，即使兵力有限，他也照样成竹在胸地调兵遣将……他以自己为挚友，所以喜爱静处自娱。无德无能之人是他自己最坏的敌人，所以，独处时便会惶恐不安六神无主。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心中的卓越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