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简史》：政治学解决方案

自然而然地——也就是无需通过投票这种弄虚作假的形式。民主政治意味着机会——特别在教育方面——的完全均等，而不是每一个汤姆、迪克和哈利轮着做官。每个人都有同等机会使自己胜任行政管理这种复杂工作，但是只有那些证明了自己具备这样的气质，并且以杰出的才能通过了所有考试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统治者。官吏的选择，既不是通过投票，也不是由在幕后控制装点门面的民主假象的秘密团体决定的，而是由他们在平等的基本民主中展开的竞赛中所显示的能力决定的，这才是民主的根本。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不得担任公职，对低级职务不胜任的人也不能担任高级职务。

即便是到了中世纪柏拉图的影响仍然深远，在这幅中世纪修道院的壁画上，他与另外两位希腊时代的伟人被人神灵般地供奉。

这岂不是贵族政治吗？当然，如果它所预示的是美好的现实，我们就不必害怕这个词语：词语是智者的筹码，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有蠢货和政客才将它们视为金钱。我们希望最优秀的人来做统治者，这就是贵族政治的意思。难道我们不像卡莱尔似的渴望、祈求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吗？但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一切贵族都是世袭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格外注意，不能将柏拉图所讲的贵族与通常所说的贵族相提并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民主贵族。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候选人，并且都拥有通过教育担任公职的平等机会，并不是在各个团体指定的候选人中盲目地两害相较取其轻了。这里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世袭的地位和特权，也没有出身贫寒的天才受到阻遏的情况。统治者的儿子和擦鞋匠的儿子在同一水平线上出发，拥有相同的机遇。倘若统治者的儿子是蠢货，他在第一轮筛选中就会被淘汰；倘若擦鞋匠的儿子是个天才人物，那么他可以顺利地成为国家的保卫者。无论天才出生在哪里，他都能够跻身保卫者行列。这就是基于学校的民主——它比投票式的民主要诚实、有效百倍。

于是，“保卫者不管别的一切，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维护国内的自由。他们以此为职业，对与这一目的无关的别的一切事情从不过问。”他们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于一身，在情况变化无常的时候，甚至法律也不能束缚他们。保卫者的统治应该是随机、灵活通变的，并且不因守陈规陋习。

第欧根尼的生活如同他所钟情的学派一样——简单、纯朴。

但是，这些人都50岁了，还能够灵活机智吗？他们的思想岂不要被常规惯例所束缚吗？阿德曼（无疑在重复柏拉图家里兄弟般的激烈辩论中提到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他说哲学家要么是蠢货，要么是流氓；他们要么愚蠢误国，要么以权谋私，要么就集二者于一身。“那些哲学的信奉者，他们在早年接受教育时将哲学作为钻研的学问，成年后又将它作为追求的事业——这些人不说成为彻头彻尾的无赖，也变成荒诞不经的怪物了。即使那些被认为是佼佼者的，由于你竭力吹捧的那种学问的缘故，也变成了对世界无用的浪荡子。”这种描绘对某些现代哲学学究来说是不失公正的。但柏拉图说，他已经预防了这种情况，他不仅让自己的哲学家学到了渊博的知识，而且还让他们经受实际生活的锻炼。因而，他们不仅是有思想的人，而且是付诸行动的人，是久经考验、具有远大志向和高尚情操的人。柏拉图的哲学是一种积极的修养，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智慧，不是一个只尚空谈、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法盖^[6]认为，柏拉图（从各方面来看）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他与康德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关于哲学家能否称职的问题就说到这里。关于如何避免奸邪行为，我们可以采取在保卫者中间设立一套共产主义制度的办法来加以预防：

最重要的是，除了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之外，他们绝对不允许拥有私人财产，也不许他们拥有装着门栓和栅栏，使找上门来的人被拒之门外的私人住宅。他们得到的供应应该与训练有素、勇敢而节制的武士们所需要的相同或相当。他们同意只能从全体国民那里收取一定数目的税款，这笔钱只能够应付他们一年的开支，绝无多余。他们应该像军营里的士兵们那样，吃同样的饭、睡同样的铺。我们应该对他们说：“黄金和白银。这种神圣纯洁的金属就存在于他们心中，所以，他们不需要那种号称黄金的人世浊物，也不应该让世间的浊物玷污了自己的神圣与纯洁。因为那种十分平常的低劣金属原来就是诸多邪恶的根源，而他们心中的黄金却是纯洁的。全体公民中，只有他们不许接触或管理金银，不能处理涉及到金银的事情，不许住有金银摆设的房屋，不许佩带金银饰物，也不许用金银器皿来饮水饮酒。这样，他们才能得到拯救，国家才能得到拯救。如果让他们拥有自己的房屋、土地及金钱，他们就会变成管家和农夫，而不再是保卫者；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和暴君，而不再是人民的盟友了。他们就会陷入彼此仇恨互相算计之中，就会仇恨自己的同胞，害怕他们甚于害怕国外的敌人，而他们本身和整个国家覆灭的时刻也就即将来临了。(www.xing528.com)

假若保卫者这个统治集团只追求本阶级的利益，而置整个社会的福利于不顾，那么这样的安排对于他们，不仅十分危险，而且无利可图。他们将受到保护，无贫困之虞，人们会定时供给他们生活必需品，他们过着一种绝无奢侈，不愁温饱的高尚生活，因此他们也就不需要为经济利益提心吊胆焦虑不安了。这样，他们就不会像普通人那样贪婪和卑鄙。他们能够占有的只有那么多，永远都是那么点儿。他们就像为国民制定食谱的医师，自己先要遵守。他们要像亲兄弟一样在一起吃饭，像甘苦与共的战友一样在一座营房里睡觉。就像毕达哥拉斯常说的那样，“朋友之间一切东西都应共享。”这样，保卫者的权威和权力就不会带来危害；他们的唯一报偿就是荣誉和为集体服务的意识。他们将成为这样一类人，即从一开始就决心从事这一物质所得非常有限的事业，而在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又学会了把政治家的崇高声誉看得高于政客们的高官厚禄和商人们的万贯家财。随着他们的出现，党派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保卫者的妻子们对这一切会是什么态度呢？他们甘心放弃生活中的奢华和排场吗？所以，保卫者是不允许有妻室的。他们的共产主义不但共产，而且共妻。他们既不允许利己自私，也不允许利家，他们是不能像被妻子驱使的丈夫那样将心思全用在捞取钱财上。他们不是为一个女人而献身，而是为整个社会而献身。就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被人从母亲那里抱走，所有保卫者的孩子放在一起抚养，这样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往往都不知道。所有做母亲的保卫者照料所有保卫者的孩子，在这个范围内，“情同手足”就由神话变成了事实。一切男孩都是兄弟，一切女孩都是姐妹，每个男人都是父亲，每个女人都是母亲。

可是，这些女人从哪里来呢？保卫者当然可以通过求爱的方式，从工业或军队阶级中得到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则是凭能力而成为保卫者阶级中的成员。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任何性别障碍。这在教育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女孩和男孩在智力发展照着国家最高职位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有同样的机会。在这方面，格劳康反对说，妇女只要通过考试就可当官的做法不符合劳动分工的原则。但是他得到一个坚定的回答，劳动分工不能以性别而定，而应以能力和才干为根据。如果一个女人证明自己有处理政事的才能，那就应该让她出任长官职位。如果一个男人只能洗碟子别无他长，那就应该让他顺从天意分配，让他去做他能做好的事情。

共妻并不意味着乱交，而是对所有的生殖关系根据优生原则进行严格的监督。新娘与新郎都必须持有健康证书，否则就不允许生育。男子只应在30岁至45岁之间生育；女子20岁至40岁之间生育。对于到了35岁还没有婚配的男人，让他们交纳公益税。未经许可的婚配出世的婴儿或先天畸型婴儿都必须扔掉，让他们死去。在规定的生育年龄前后，男女可以自由交媾，但要是怀孕了则必须堕胎。“要尽可能使最优秀的男性与最优秀的女性结合，劣等的人应该与劣等的人婚配，这样产生的后代才不会出现混血。要使群体处于最佳状态，这是唯一的办法……英勇无畏、格外优秀的人除了应得的荣誉和嘉奖外，还应当允许他们得到格外多的配偶，因为这样的父亲生出的子女当然是越多越好。”

但是，在这个按照优生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里，我们不仅要预防内部的疾病和退化，而且要防范外来敌人的侵扰。它必须做好在必要时取得战争胜利的充分准备。我们这个模范社会当然是爱好和平的，因为人口的增长得了控制，我们的生活资料就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但是，没有用这种措施治理的邻国很可能要把我们井井有条、欣欣向荣的理想国作为侵袭和劫掠的对象。所以，尽管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还是要在中间阶层中保持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要像保卫者那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只靠“他们的支持者和前辈”即人民提供的少量财物为生。同时，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避免引发战争。

所以，我们的政治体制应是这样的：统治阶层由少数保卫者组成；人数众多的士兵和“辅助者”负责他们的安全保护；而广大的商业、工业和农业人口是这一体制的广泛基础。最后这个阶级，也就是有钱的阶级可以保留自己的私人财产、私人配偶和私人家庭。然而为了防止出现贫富悬殊现象，工商业应由保卫者进行调节。个人拥有的财产若是超过了公民平均财产的4倍，超过部分必须归国家所有。也许还禁止收利息，限制赢利。在保卫者中实行的共产主义对有钱阶级来说是行不通的。这个阶级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贪欲和竞争本性。他们之中的高尚之士虽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染上这种争夺财富的狂热病，但大多数人都孜孜以求，难以自拔。这些人如饥似渴地追求的不是正义和荣誊，而是财富。利欲熏心、财迷心窍的人是不适于治理国家的。我们的全盘设想建立在这样的愿望上：如果保卫者们能勤政廉明，并且允许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独享奢华，那么这些人是愿意让他们去独揽政权的。总而言之，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阶级和个人都能　有各　其位，去做最适宜自己的本性和能力的工作。在这里，任何阶级和个人都不去干预他人的事务，但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互相配合，通力合作，从而产生出一个和谐有效的社会。这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