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报告文学的风格特色与历史

第三节　风格特色

风格是流派的基础，特色是流派的标志。“哥德巴赫”派——科教报告文学贯穿新时期以来的全部历史，且前后形成几个创作高潮，因而其风格特色也丰富复杂，同中有异。具体来说，第一阶段以哲理诗情为主，以理性批判为次；第二阶段以宏大叙事和史诗风范为主，以学理综合和典型描写为次。总的来看，它表现出从哲理诗情到史诗建构、从激情抒写到宏大叙事、从政治诉求到科学理性的发展轨迹。

首先，“哥德巴赫”派的主导风格是从哲理诗情到史诗建构。这一点，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的徐迟、黄宗英、柯岩、陈祖芬和90年代后的李鸣生、徐剑、王家达、王宏甲与傅东缨等人的创作中均可见出。

在新时期初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人们对于徐迟、黄宗英和柯岩等的诗情特色肯定较多，如认为徐迟作品“丰润富丽、滋华焕彩、潇洒雄放，具有华美而浪漫的长篇叙事诗的气质，是一种诗化了的报告文学，为报告文学赢得了诗的声誉”^[13]；黄宗英“依然保持了自己对美好事物的执著追寻和满腔热情，并为此增强了对丑陋现象的愤慨情绪和批判锋芒。……她的作品韵味醇厚悠长，诗意浓郁”^[14]；柯岩“总是善于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现诗，她总是把诗和真实联结起来。她在生活中追求美好的事物，而这种美，又是和对于人民和祖国的崇高的感情、激情完全一致的”，“我们不能不说，柯岩的散文和报告文学，本质也是诗”。^[15]“哥德巴赫”派创作中的这种哲理诗情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选题的更加重大、典型，其境界也更加阔大，内涵更加丰富，情感也更加深沉，因而逐渐形成了以悲壮、雄浑为中心的史诗风范。这一点，也集中体现在以李鸣生、徐剑为代表的国防高科技报告文学创作中。

与其他科教报告文学创作相比，李鸣生的“航天系列”把中国航天放在整个人类航天发展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展开，全方位地记录和立体式地展示了中国航天人开拓天疆、走出地球村的伟大壮举，充满了对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怀之情，因而显得更为深沉、凝重。它从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开始，以世界航天格局和国际文化为背景，以西昌和酒泉发射场为中心，以中国几次震惊世界的发射事件为支点，通过对中国火箭发射国内外卫星的真切描述，多方位、全景式地记录了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失败到成功、从长期封闭的国内试验到走向开放的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所经历的艰辛曲折而又悲壮辉煌的历程。其中《飞向太空港》写中国火箭首次在西昌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这一轰动中外的重大事件，富有特色地描写了中西文化在当代的激撞与交融。《澳星风险发射》写为“挤进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中国航天人承担着巨大的技术、经济、政治乃至走上国际法庭的风险，用“长征二号”大型运载火箭发射美国“澳星”的波澜和曲折。《走出地球村》则通过“东方红一号”卫星从研制到发射的前后过程，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在非常岁月里，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忍辱负重、挺进太空的悲壮历程，书写了一个积弱既久、备尝落后之苦的民族的图强之举，以及一种渴望祖国腾飞的国民心态。《风雨长征号》写中国“长征号”火箭走出国门，打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近20年来的坎坷与曲折、阵痛与辉煌。总之，李鸣生的“航天文学”不仅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非凡历史，而且从一特定角度展现了整个中国国防高科技事业的艰难历程；不仅敏锐发现了航天事业的重要性、超前性、神秘性和它作为文学题材的分量与价值，而且以充沛的激情、深沉的理性与独特的人物群像，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史诗”组歌。

徐剑也是这样。他的以《大国长剑》和《鸟瞰地球》为代表的“导弹系列”，多视角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辉煌历史和精神风貌，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导弹官兵的英雄群像。其中“《大国长剑》是一部真正与这支撑起大国之魂的高技术部队相称的军事力作”。作者充分张扬多年来散文创作沉淀的丰厚文学修养，以驾驭重大题材的胆魄和实力，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场景与人物、文献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在优美的散文文体的意境中，成功地塑造了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近百个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尤为可贵的是，作品以深沉的理性思考，深刻地揭示了愚昧、落后与现代文明交织，高技术与低素质反差所构成的文化冲突。因此，该作堪称是军事题材创作中的一部“重量级”作品。^[16]《鸟瞰地球》也是这样：以饱满的激情和具体生动的文学描写，记述了中国战略导弹阵地工程由决策到修建的全过程，讴歌了以血肉之躯驱动中国军队现代化战车走向世界的全体工兵将士和他们所表现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献身精神与英雄主义。但作品不是简单的廉价歌颂，而是从生活出发，直面现实，写了将士们的成败荣辱、升降沉浮和悲欢离合。总之，作品将写人与叙事、“文学性”与理性融为一体，表现出深沉、厚重、悲壮的特色，是一曲献给用血肉之躯驱动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战车走向世界的战略导弹部队的赞歌，更是一部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华章。

其次，“哥德巴赫”派也表现出对文体形式的多样尝试。这一点，也是贯穿整个流派发展始终的。如徐迟、黄宗英、柯岩和理由等，一开始就表现出各自的独立探索与鲜明个性。其中黄宗英的“独特”之处表现在：选材独具慧眼，敢于“为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写作注重体验和情感，首先“在生活中以自己的身心去‘写’”，然后才在稿纸上写；注重哲理诗情和散文游记等“文学”追求。^[17]或者如有人所概括，她的“匠心独运和创作风格”表现在：“其一是意境创造——散文化的审美追求”；“其二是画面组合——电影化的结构艺术”；“其三是自我介入——主体化的叙述魅力”。^[18]与哲理诗情相统一，柯岩的创作还具有隽永、含蓄，亲切、自然的美学追求。这一点，又具体表现在题材新颖、立意深远、构思精巧、结构严谨等方面。理由主要表现出重故事情节与人物描写等小说化倾向，后来又逐渐趋于客观、冷静的“写实”追求。尤其是祖慰，不追求“以情感人”，而是以新颖的立意和潇洒、自由而不乏幽默的笔触，运用“冷峻而理性的感知方式”，以达到“以理服人”或“以智启人”。因而有人说他的创作是“超常组合”，他自己则称其为“骡子文学”。如《快乐学院》用“理性与非理性”即意识流手法，通过艾路明在从武汉游到上海去的长江中的心理活动，具体介绍了武汉大学各系学生联合办的多学科讨论会——快乐学院，其突出特点是引用了某些公式和定理。而《清醒，裹着一层恍惚》，则将作者自己与描写对象——研究外国（德语）文学的学者叶廷芳及其研究对象——卡夫卡、迪伦马特等相结合，写自己与叶廷芳同屋睡觉时被他的巨鼾搅得睡不着，因而就用气功之法进行抑制，如此就产生“清醒裹着恍惚”的第三态和此状态下的幻想与意识流，即作者与叶廷芳分别和卡夫卡、迪伦马特对话，并编导和演出关于叶廷芳的戏剧。因此，就运用想象、意识流和荒诞等现代派文学手法而言，该作比某些小说走得更远。

至20世纪90年代，在形式探索上最具特色的首推文乐然。他的《高原》、《沉重的崇高》、《走向圣殿》、《贵州走笔》和《宁静地带》等，给报告文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强劲东风，引起了学者和评论家们的广泛关注。如果说，《高原》主要从生存的卑微与崇高双重性上描写地质人，那么，《沉重的崇高》则更多地展示了地质人政治生命上的沉与浮。该作从人生与历史的角度，记述了谢家荣与谢学锦父子两代院士平凡而伟大、坎坷而传奇的人生经历，从而歌颂了奉献、拼搏、敬业、自强等民族美德。如果说，“《沉重的崇高》关注在强大而无情的政治压力摧残下人的生命的卑微与神圣性，《走向圣殿》则进而以作者个人的亲身体验为窗口去透视地质人的生存的卑微与神圣性。这种努力无疑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人物形象方面的一种突破：从过去的绝对崇高形象转向卑微与崇高双重形象”^[19]。作品“抛开走惯的路子，把报告文学和抒情散文、意识流小说、诗歌、书信、日记等不同文学体裁融汇在一起，结合成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它强调了作者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它扬弃了纯客观描写，展示了作者整个心灵对客观事物的总体投入，达到了主客交融、物我一致的境界”。^[20]而《敦煌之恋》的突出特点是以人带史，即通过七八个主要人物的曲折命运和求索过程，把近世以来敦煌莫高窟的变迁史映带出来。它在写出艺术家与科学家们的爱国情怀、审美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同时，又凸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独特个性；同时，作品还渗透着极富感染力的悲剧意识。

至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与整个报告文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科教报告文学在文体形式上也表现出宏观综合的“大文学”与“学术体”倾向。这一点，除以李鸣生与徐剑等为代表的国防高科技创作外，还有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王宏甲的“风暴两部曲”和梁东元的“科学写实系列”等。其中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尤其是《落泪是金》和《中国高考报告》，综观全国各地，运用众多事例，从广阔的视野和较高的视点上反映与探讨了中国教育中的高考以及体制改革后所出现的大学生贫困等问题。梁东元的“科学写实系列”以宏大篇幅、史诗笔触和写实风格，着重从历史的纵向，全面、具体、系统地反映了我国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等国防高科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历史。王宏甲的《智慧风暴》和《中国新教育风暴》以高密度的信息和大批量的人事，从宏观上整体反映和探讨有关知识经济与中国教育改革等，更表现出鲜明的“学理性”与“学术体”倾向。即它们不但在内容上表现出大量有关知识经济、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教育改革等专业理论知识，而且在形式上也注重资料引述、理论发现与逻辑论证等。

在这方面，傅东缨的“教育三部曲”显得更为突出。不同于何建明的彼“三部曲”，傅东缨的此“三部曲”与胡平的《战争状态》与《100个理由》等一样，更体现了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发展的审美趋向之一：学者型作家与学术体创作。因而该“三部曲”被称为“中国大教育文学”，作者则被称为“中国大教育文学的开拓者”。因为，以往我国的教育文学，“往往是单一的手法，单纯的内容，单调的结构。而东缨所追求的、探索的大教育文学，则以文学为载体，以艺术为表象，以多学科智慧为背景，以科学为依托，教育为本体的庞大教育文学体系”；“作者以诗的激情与凝练、散文的潇洒飘逸、政论的缜密犀利，进行事的妙绘、情的畅抒、理的探索，做到文思流体化，语言艺术化，人物个性化，议论哲理化，联想诗歌化”；因而他“开创了一种文体，一种与大教育文学相匹配的特殊文体”。^[21]的确，作品超越以往，实现了多学科、多艺术、多文体、多形式的宏观大综合，也属典型的“学术体”。因为，与胡平作为高校教授一样，傅东缨也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与研究的专家，曾出版过《教育大境界》等学术专著。因此，他将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与科研成果，全部贯穿于作品，实现“文学”与“教育”等多学科的有机融合。如作品认为，新世纪名师纵向支撑、横向交通的立体素质结构框架为——

夯实“二本”：良好师德为职业之本，科学理念为改革之本；(www.xing528.com)

储备“三力”：渊博知识为磁力，奇妙艺术（方法）为魅力，厚实科研功底为伟力；

张扬“三点”：扎实基本功为起点，高强能力为支点，鲜明个性为亮点。

其中，“本”为深根，无深根便无枝干；“力”为内藏，无内藏便无依托；“点”为外象，无外象便无风采。三者之间，构成一个神奇的金三角。

认为师德是为师之本、为师之魂、为师之原动力。因为，教师自身职业的特点高扬着师德；古往今来教师的作为透视着师德；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急切地呼唤着师德（即要求教师：敬重事业，敬到神圣的地步；乐于事业，乐到神往的境界；精晓事业，精到神奇的程度）。因此，作者创造了如下三个公式，即：爱心+童心+慈母心=师之心，其精神底色在宽容；人品+学品+教品=师之品，其精神底色在善良；敬业十乐业+精业=师之业，其精神底色在发展。因此，作者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办学观、教育观、教学观、教师观、学生观、成长观、社会观和家长观等。认为育才的三元真经是弹性差异论、潜性无限论、灵性合力论；自学的三个递进层面是学为乐趣、学抓神髓、学为我用；人的成长要打牢终身学习、身心健康和交际办事三大基础，抓住入门向导的兴趣、一本万利的习惯和坚挺脊梁的人格三大提升，优化智商、德商、情商“三商”。如此等等，充溢全篇，不胜枚举。

最后，“哥德巴赫”派也表现出对典型叙事的积极探索。所谓典型叙事，当然首先是指对典型人物的再现与描写，其次也指对典型题材的选择、典型问题的探讨以及典型环境与典型细节的描写等。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几个方面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综观整个“哥德巴赫”派创作，我们看到，虽然它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当代整个科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探讨了其中的问题、失误及其对策，但总的来说，它还是不能脱离“以人为本”，对人物进行重点描述的。尤其是在第一次创作热潮中，可以说它是集中为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立传，或者说，是通过从整体上反思知识分子命运，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成就与贡献来参与时代政治的。因此，在徐迟、黄宗英、理由、陈祖芬、乔迈、肖复兴和孟晓云等的创作中，它顺应时代要求，推出了一大批科教战线上的各类典型，如以李四光、钱学森、林巧稚、陈景润、蒋筑英、罗健夫、嵇汉雄等为代表的民族科技精英，以王运丰、程渊如、黄家驷、祝庆英、郑华明等为代表的“祖国高于一切”的“中国牌知识分子”，以钱宗仁、李慰萱等为代表的在逆境中自学成才的杰出青年，等等。这一创作思潮与审美取向，虽然此后渐趋平缓而退居其次，但一直没有断流，仍贯穿其整个创作始终。如90年代初的《神秘王国的领衔主刀》、《人生的课题》、《她的中国心》、《黎鳌》，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国家大事》、《新科院士》、《大家黄昆》、《永远的红树林》、《大爱无言》、《为了拯救生命》与《发射将军》等，就是其例。但相对来说，90年代以后，为单个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立传或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作品减少了，代之而起，更多的是在全面、综合反映历史大进程、大事件或宏观探讨问题中表现人物，即使是以人物为中心，也更多的是再现其典型群体或整体群像，如《中国院士》中的“中国院士”，《敦煌之恋》中的“文化英雄”，《一个编者一个译者和一本书的故事》中的“译者”与“编者”，文乐然“圣殿”中的“地质人”，李鸣生“航天系列”中的“航天人”，徐剑“导弹系列”中的“导弹人”，何建明“教育三部曲”中的“大中学生”，王宏甲“风暴系列”中的“知识精英”与傅东缨“大教育文学”中的“教育人”（教师、校长、学生、家长），以及梁东元、彭子强等人的创作与《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中的“国防科技人”和《梦之坝》等“三峡系列”中的“三峡人”等，都是种属有别、特色各异的不同典型群体。不过，尽管如此，由于这些作品大多为长篇力作甚至长篇系列，因而其典型叙事不但不输于80年代，而且比以往成就更高、特色更鲜明、风格更多样，尤其是更推出了一批新的人物典型。

如郭慎娟的《一个编者一个译者和一本书的故事》，将她以往的这一题材和主题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通过记叙徐诚编辑、出版王贤才翻译的世界医学巨著《希氏内科学》的前后经过，在歌颂两位知识分子献身科学、执著事业、顽强进取的同时，也反思了我国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坎坷历程，做到了写人与叙事、歌颂与批判、“文学性”与理性的有机融合。作品认为，王贤才与徐诚是黄金搭档，是钟子期与俞伯牙，他们的经历、志向、追求类似，其贡献、成就也相同，只是性格不同：王执著、沉稳而显迂腐，徐敏锐、果敢而急躁、冒失。文乐然的《宁静地带——走近王启民》不同于一般同类题材创作——或突出其成就贡献、奉献拼搏，或写其优秀事迹与崇高品德，而是如作者的一贯风格，从人生境界或人生态度的角度切入，展示科学家平凡而伟大的生存本相和生命意义；其叙述视角也不是居高临下、全知全能，而是以自然朴素的第一人称散文笔法，于隽永的笔调和清纯、细腻的叙述中品味人生真谛和生活真理。因此，作品进一步突破了以往写“好人好官”和写知识分子的模式而有新的发展创造。

徐剑与“国防高科技系列”在描写新的时代英雄上也有突出表现。如《洞天风雷》中踏遍蜀道，在杂草丛生的乱石堆和荒山野岭里破土动工的“气动人”；《太空追踪》中在“世界屋脊”下的中亚荒漠、祖国西陲喀什长期默默无闻，顽强拼搏，守护航天测控西大门的喀什站勇士们；《东方巨响》中在远离人烟、远离生命的漫漫戈壁滩“枕着原子弹、氢弹睡觉”的核武器专家们……他们不是黄继光、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但有着像黄继光、董存瑞们一样对祖国、对人民火热、赤诚的心。在经济主宰一切、金钱至上的现代社会里，他们恪守爱国奉献的信条，毅然放弃留在大城市的优越工作环境和舒适生活条件，走进高山峡谷、戈壁荒原的绿色军营中，为祖国国防“岿然不动安于山”。《大国长剑》等作中的“导弹人”不再是只会苦干、蛮干的“老牛”，而是具有崭新的现代意识，用高科技武装头脑的新时代军人。如营长高津，立志“中国军人决不再给任何国度的军人在这片国土上提供建立功勋的机会”，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学习现代战争的经验和技术，在训练、考核、演习中研究战争；王本志、葛东升等青年将领，则“勇敢地将自己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天平上，寻求着人的素质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体现了新一代中国高科技军人的气魄和胆识。

当然，在这方面，总的来说，还是以李鸣生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仅在“航天系列”中，从家庭、事业与人生等角度，细致、感人地再现了多组“航天人”群像，而且在《中国863》、《国家大事》和《全球寻找“北京人”》等作品中，真实描写了大批电信、生物、计算机、考古等高科技领域的科学家典型。如《中国863》通过记叙国家“863计划”的实施，尤其是通过重点记叙参与该计划的部分科学家的优秀事迹和人生经历，表现和歌颂了新一代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人格。在写人时，作品不是贪大求全、面面俱到，而是选择代表人物重点报道，突出特色，以少胜多。如写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突出了其“厉害的老太婆”的“厉害”之处和“不像领导”的“不像”之处。如敢抓敢管，敢于负责，敢于直言，敢于批评，不怕得罪人；同时也敢于接受别人对她的批评。不仅如此，作品还深入家庭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写这位一生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女部长其实也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有着普通女性的情感和爱好。又如“中国机器人之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蒋新松“活着干，死了算”的顽强拼搏与无私奉献，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不凡经历与巨大贡献，“世界十大杰出青年”之一陈章良的才华、胸怀与眼光，电信专家邬江兴的胆识与精神，以及宋健的“拼命”与开明，等等，作品既写出了他们的不凡经历，又突出了其不同个性与精神。因此，有人认为《中国863》是“对中国当代新型科学家们的一次群体扫描”，是“为中国科学家们书写了一部精神传记史”^[22]。尤其是《国家大事》在描述蒋新松这一科学家典型时，通过人物的人生经历和精神旅程突出了其作为艺术形象的独创性，同时也挖掘出了人物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作品揭示：蒋新松之所以在不长的生命旅程中取得辉煌成就，其根本原因是他具有作为一名科学家的责任感、压力感和紧迫感，以及对国家对人民沉重而执著的爱。为此，他将苦难与不幸化为前进的动力，将毕生心血献给了“国家大事”；为此，他自觉地将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融合在一起，执著于为国家、为人民做大事；为此，他一生奔忙于以追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目的的功名。同时，作品不仅说明他是富有深广社会内涵和审美意蕴的新型科学家，而且写他既是英雄也是普通人，即也写了他感情细腻、生活质朴以及工作上的耿直与固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