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创作及影响

专　论　王宏甲

王宏甲（1953～），笔名宏甲，福建建阳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鲁迅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现为解放军总后勤部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著有报告文学、长篇小说、散文、影视剧本和文论等400余万字，其中尤以长篇报告文学创作影响广泛、地位重要。如《无极之路》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和“全国中学生喜欢的十本书”等，被拍成电视片，被全国20多家省市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智慧风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其节选《王选的选择》被收人高中语文实验课本；《中国新教育风暴》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华之魂”报告文学特等奖；《贫穷致富与执政》人选中宣部“万村书库”工程，被中宣部等推荐为“三农优秀读物”；等等。

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创作以题材新颖、思想深刻和影响广泛著称。与何建明一样，他同样为报告文学如何处理时代与作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鲜的成功经验。“把前途做在趋势上”是他一以贯之的精神：他总是描述“时代发展前沿的东西，有前瞻性，能写出事物的发展趋势”。在形式上，则融合多种文体艺术——小说的细节、政论的思辨、散文的洒脱、诗歌的激情，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每写完一种题材后，几乎就成了该领域的“专家”，读者很难不从中受到教益与冲击。正是如此，人们称赞他的作品“实际上代表我们国家二十多年的三度跨越”^[24]。从《无极之路》、《现在出发》、《智慧风暴》，再到《中国新教育风暴》、《贫穷致富与执政》和《永不失望——〈无极之路〉后来的事》（以下简称《永不失望》）等，他形成了以探索知识经济时代为内容，以观念变革和思维革命为核心的、独特的报告文学创作大观。然而，与报告文学研究的整体落后同步，可以说，学术界也还未开始对王宏甲进行系统研究——尽管有个别评论，但基本上停留在表浅、零散的层面。有鉴于此，笔者立足文本，试图对其报告文学创作进行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即从作品选材的独特与重大、形式的革新与多样等方面，将宏观分析与微观体察相结合，来探讨王宏甲创作的独特审美形态，并发掘其对报告文学文体探索的意义。

一、题材的独特与重大

王宏甲报告文学最显著的特色之一，首先在于其题材的独特、重大及其所传输信息的密集与新鲜。它所反映的并非一隅、一线、一面，而是社会生活的百态；其内容和人物涉及政界、军界、科技、教育、经济等领域，空间涉及国内外和城乡各地。这种选择对作者的知识、能力和思维等，都极富挑战性。如从《无极之路》到《现在出发》与《智慧风暴》，再到《中国新教育风暴》、《贫穷致富与执政》和《政通则人和》等，王宏甲的关注热点从干部到科技，由知识经济到教育，后又转向“执政”与“三农”等。他每部作品涉及的是不同领域，但又没有因题材涉猎之广而停留于对生活的浅表反映，而是以拥抱现实、关注人生的热忱，以清醒的批判意识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去挖掘其内在的普遍意义。如《无极之路》与《永不失望》紧扣“主旋律”，饱含对“百姓官”和“为人民服务”的深情呼唤；《现在出发》立足社会发展，呼吁“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智慧风暴》撩开知识经济时代的神秘面纱，描绘中关村新兴先进生产力之诞生、崛起；《中国新教育风暴》直逼信息时代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国民的“新教育”问题，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探究能力和自主精神的孜孜追求；《贫穷致富与执政》与《政通则人和》，则是对“城市与人”和“乡村前沿的报告与思考”——它从贫富差距、劳资矛盾以及“执政”与“人和”之关系等方面，揭示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并深入到文化与精神的层面，让人真切感受到人的素质、文化的振兴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而《为了社会和谐》和《一个民族的开放记忆》，则又迅速报道了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同时也通过总结新时期以来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透视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总之，无论是党政建设、“产学研”结合、知识经济、“新教育”还是“执政”与贫富、“人和”等，都是极具时代性和典型性的“重大题材”，都见出其创作主体的思想敏锐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

（一）反映改革时代与关注执政为民

有人指出：王宏甲的报告文学“以大视野、大气势的言论，辅以先声夺人的开端，对读者构成强烈的审美冲击力”^[25]。事实的确如此。他写的大多是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其作品可以说是表现深层次问题的社会论文。其中尤其是对改革时代与党的建设等问题的探讨，对读者心灵的撞击更加有力。如《无极之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以宏阔的视野，反映了改革进人90年代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状况，农民的愿望与追求、困难和冤屈，以及城乡上层建筑的状况，尤其是真实、生动地描述了无极县委书记刘日呕心沥血执政为民的优秀事迹。但作品并非就改革写改革，也不只写刘日改革的艰难，而是试图通过解剖刘日这一独特的被“官”告、被民爱的人物形象，来解剖历史的横断面，并针对官僚体制的弊端，提出了官员自律与改革现行体制等问题。《永不失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以扎实资料与朴实笔触，通过续写刘日后来的人生经历——从地区副专员、北大法律系研究生、省物价局副局长、省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到退休——在批判官场文化与社会弊端的同时，着重解析与肯定了刘日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和人民公仆的“人民”观念、崇高品德与美好人性，并进而探讨了社会良知、公平正义与法制建设等问题。

“三农”问题是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创作的热点之一，其中涌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我向总理说实话》、《根本利益》和《中国农民调查》等。王宏甲则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的《贫穷致富与执政》（北京出版社，2006年）不是一般地反映“三农”，而是别开生面、眼光独到地探讨农村、农民与执政党的领导问题，或者说，是执政党与农民的富裕问题。因此，与《无极之路》着重刻画某一执政干部不同，该作聚焦于昔日贫穷的“盐碱地之乡”浙江慈溪，围绕四个关键词——贫穷、致富、执政、文化，描述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人物与故事。作品以交错叙述的方式，将代表民间、个体、私营的民营经济与代表公共管理的执政党相对应，真实地记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喷薄而出的巨大能量、百折不挠的奋力拼搏及当下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全新课题。作家潜人慈溪现代化发展的洪流，描写一批农民企业家是如何通过苦苦求索、奋力拼搏，而将一个30年前穷人遍地的农村改变为一个富翁“群发”之地的。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描写农民企业家的奋斗史，真实展现了当地执政者如何把中央的大政方针转化为民众的创造力，在错综复杂的境况中提高执政能力与智慧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并未止于致富表层，而是从贫富差距、劳资矛盾中揭示出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深入到文化与精神层面，让人们真切感受到文化的振兴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26]因而作品具体写了慈溪市的执政者们如何使政策资源成为第一资源，对企业实行“踏劣”与“扶优”并举之策，成立“审批超市”、实行“阳光运行”政务，以及搞好环保建设与城乡文化娱乐等公益设施建设，等等。总之，作者是从执政基础的角度来看待致富问题的。

《政通则人和》（《北京文学》2007年第8期）也是这样，它将人与事有机融合，以采访当事人和对话等方式，写出了南通市委书记罗一民与南通发展的关系，深刻地表现了当今推进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如果说《贫穷致富与执政》提出了执政如何融于文化、民情、民力的命题，那么《政通则人和》则明示了“政通”与“人和”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政不通则百业不兴、人心不和，一切都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作品叙写的并非南通的某一局部某一时段，而是将历史——张謇与当今的南通及南通人——罗一民等进行比较，在回望张謇造福南通的业绩中映衬出罗一民放眼全局、带领南通进人跨越式发展的政绩。它集中从两块来写南通市的和谐社会、和谐城市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全局：一是南通市的党风政风建设，二是罗一民的人生与执政之道。同时，它不但写了“官”还写了“民”，即一批商海搏浪的民营企业家们，尤其是着重描述了他们充满酸甜苦辣的“发家史”。而在这些饱蕴时代精神与人生哲理的故事中，我们也同样能感受到作者深沉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而作者正是通过对他们的描写，探讨了致富与执政的关系，说明正是因为执政者的政治开明与思想解放，才有了慈溪的非凡发展。这一点，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因为是从主政与施政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宏甲不是把‘政通’与‘人和’并列，而是在中间加了一个‘则’字，这一字之加，便使‘政通’与‘人和’形成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所以，在南通，你不仅会感受到‘政通则人和’，还可感受到‘人和则政通’的辩证关系的存在”。^[27]的确，“执政”是王宏甲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一直密切关注的问题。这条由《无极之路》肇始，经由《贫穷致富与执政》贯穿下来的红线，凝结了他对中国历史与当代的深入思考，为他的创作抹上了鲜明的亮色。他考察、处理题材的整体意识强，善于用“正面强攻”的手法，紧紧抓住自己认准的题材，从大局着眼，以大视野、大气势的言论，辅以先声夺人的开端，对读者构成强烈的审美冲击力。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他勇于以自己的笔，淋漓尽致地描写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时代民众的奋斗、民族的成长，浓墨重彩地为时代写真、为人民呼号”；他“写政治人物，正面宣传共产党的干部，虽然与主流媒体和官方意志一致，但又不是简单迎合和政治宣传，而是从扎实采访和材料出发，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令人信服地写出人物的性格内涵，虽也有不够细致和有回避阴暗面之嫌，但总的是可信可取的”。^[28]

最后，还须提到的是《一个民族的开放记忆》^[29]。它在以下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作家本人的传统：一是题材的原创性，即第一次以旅游业为视点，从旅游业发展的艰难曲折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平凡历程——主要是观念的逐步开放与转变；二是在体裁上，既是问题报告文学，又属史传报告文学：内容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形式上宏观综合、信息量大；三是仍以理性精神或“学理性”见长，既继续保持和发扬了思想敏锐、观点新鲜等特色，也注重写人、叙事与议论的有机融合。类似作品还有《戚金潮的大山村》等。

（二）发现知识经济与思考科技革命

高尔基认为：“科学、科学的发现及成果、科学工作者和科学英雄——这一切应该是诗歌的财产。人类活动的这一个领域——科学的领域，也许比其他一切领域更值得赞颂、惊讶和鼓舞。”^[30]在今天这样全面变革、高速发展的时代，发展和繁荣科技报告文学创作，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时代赋予报告文学的神圣使命。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高科技的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报告文学领域科教题材创作集中、突出。以李鸣生的“航天系列”、徐剑的“导弹系列”、何建明与傅东缨的“教育系列”和《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等为代表，形成了新时期以来的又一次科教报告文学创作热潮。而王宏甲则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

作为时代的观察者、思考者与探索者，王宏甲敏锐地发现了当今信息时代里科学、市场以及知识经济的重要性、超前性与神秘性，因而他先后创作了《现在出发》与《智慧风暴》等。其中《现在出发》（作家出版社，1998年）疾呼我国的百万企业亟须加强对R＆D的认识，让人为其视野之广阔、见识之长远而备感惊异。作者并非就科技而写科技，也不是就科学家而写科学家，而是从一个全新的维度——如何走好“产学研”之路更深层次地探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有力因素。作品写的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周国泰、张建春等人研制世界一流的防弹衣和各种新式军用迷彩服及其经营生产的曲折经历，它以恢弘的气势、大胆的揭露和理性的思考，全方位、多层面地描写了他们的科研及市场开发。作品一再强调：“中国的科研力量一点也不比国外差，差就差在高新科技产品如何转化成商品上，差就差在如何进行高科技成果的市场开发上。所以我们要借这本书，呼唤高科技型的企业家。”在这里，作者呼吁的不仅是高科技人才，而且是掌握高科技的企业家。因此，作者多次引发读者思考：科研与市场如何结合才能将高科技产品转化为商品，才能使科技真正为人民服务、真正体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而他强调必须改革科技体制，使科技开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才是跻身知识经济时代、争夺世界市场的锐利武器。显然，这是作者对我国国情所进行的充满前瞻性的深入思考。

《智慧风暴》（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版）可谓一部“当代启示录和人生启示录”。它是对《现在出发》主题的延伸和发展，是作者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教育问题的又一次全新探索。这次他瞄准的是中关村科技成长与辉煌背后的那些鲜为人知而又意义非凡的故事。作品以王选等为主人公，再现了中关村由20世纪80年代电子一条街发展成为当今世人瞩目的中国“硅谷”的历程。作者在描写王选等科学家的人生故事与创业经历的同时，将世界各国有关知识经济与高科技的信息、资料作为背景，为人们撩开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神秘面纱，从而使该作成为国内首部描绘中关村新兴先进生产力之诞生、崛起的长篇力作。如果说，《现在出发》反映了科技实业家如何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那么，《智慧风暴》则敏锐反映了知识经济的兴起及其对世界、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法的冲击。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这本书的价值、作用，首要的就是怎么去认识这个时代，怎么去认识自我，包括怎么去选择我们自己发展的前途”^[31]；它“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又反映了我们整个社会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让我们能产生很多的思考。让我感觉到，在他的笔下，展现出了知识经济对我们的强烈的冲击”^[32]。的确，这部作品处处闪烁着作者的智慧之光，表现了当今大力弘扬的科学精神与创新精神。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具有一种世界眼光和宏阔视野，更加突出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从而使作品更显厚重和深刻。

此外，在这两部力作中，王宏甲对于走在改革前端的知识分子群体也给予了特别关注。他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置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不惜连篇累牍地叙说他们的奋斗故事，并探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式。在具体描写时，作家把知识分子的奋斗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政治、经济条件尚不完善的社会背景下，放在与其他国家同期发展的对照中来写，可见作家对知识经济问题的关注和青睐。总之，王宏甲和徐迟、李鸣生等一样，描述的是科学家的别样人生，挖掘的是他们顽强拼搏、奋发进取的人生智慧与民族精神。从徐迟、李鸣生到王宏甲等，可清晰看到中国科教报告文学不断成长、进步的发展轨迹。

（三）预报教育风暴与探讨人才培养

既然知识经济是以具有高智能、高素质、高水平的人为根本要素的经济，那么，市场的占有、技术的领先，都要靠掌握丰富现代知识的人去完成；只有具备人才与知识的优势，才有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可言。而人才归根结底要靠教育来培养。所以在写《智慧风暴》的同时，王宏甲就已经在关注和思考中国教育问题了。而《中国新教育风暴》正是这种思考的发展与集中表现。

从整个报告文学领域教育题材的创作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神圣忧思录》报告教师职业的现状，90年代后有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等，它们都产生过较大影响，甚至产生过某种程度的轰动。而《中国新教育风暴》（北京出版社，2004年）可看做是对“教育三部曲”等作品中所提问题的回应。它不仅对从体制到观念的众多弊端有更深入的思考，而且表现了我国当代教育改革者和探索者们的人格与精神，探讨了解决问题的希望、方向和路径，说明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而它具备更深广的意义，是对以往同题材创作的超越。作品指出，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第三次重大教育转型。这次“新教育风暴”将鼓动起学生、家长和教师的心海狂潮，维系着亿万人生、家庭直至整个社会的现实与前程，是大力推进“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所在。在作品中，作者把我国现行教育摆在数字化平台上来衡量，放在信息化坐标上来判断，痛惜追问：“可怜儿女，可怜父母，谁疑当今成才路？”急呼：“莫误青春，莫误家国，教育风暴鼓与呼！”的确，我们虽进行了多年努力，但仍存在“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办得扎扎实实”的现象：评价教育质量全以升学率为标准。而《中国新教育风暴》的独特、非凡之处，就在于敏锐发现了这一时代的重大问题，并将其写得深刻和令人震撼！它融入的不仅是作者对教育历时十年之久的观察和考究，更多的是作者对传统教育的反思——作品中透出的那股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确是作者对教育改革深情呼唤的动力。^[33]

二、叙事方法的革新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新兴文体，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在文体观念、思维模式、创作风格和叙事手法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绩与宝贵经验。然而，总的来说，它属于叙事性“散体文章”，更多与小说等叙事性文学接近。因而，我们也可借鉴研究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学的某些方法，来对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创作进行阐释。而通过考察研究，我们发现，王宏甲在这方面也有许多独到的探索与创新。

“叙事”在文学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西方不少研究者对其进行过详细、深入的研究。如米勒认为：“从结构主义或符号学的角度看来，叙事就是对已发生的事件或已经开始发生的事情进行重新整理、陈述或重新讲述的过程。”^[34]里蒙·凯南认为：“叙述一词指的是：（1）把叙述内容作为信息由发话人（addresser）传递给受话人（addressee）的交流过程；（2）用来传递这个信息的媒介具有语言（verbal）性质”，并认为“在分析虚构作品时运用的一些方法也同样可以应用于传统规定为‘非虚构类’的作品”。^[35]因此，本节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着重从叙事方法与结构等方面，来探求王宏甲报告文学叙事艺术所具有的新质。

（一）叙述方法：“顺叙”、“倒叙”与时空倒错

托多罗夫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36]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叙述时间有不同的界定和区分，总体而言，主要区分为“阅读时间”、“故事时间”与“情节时间”、“叙述时间”。前者一般是指事件的自然时序，后者则是指经过作者处理过的体现在文本中的时间，或指作家讲述本身的时间。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性的叙事作品，不能像小说等那样过多追求情节的丰富性，因而其叙事时间的运用和体现较为单一，顺叙和倒叙是最为常见、普通的两种方法。如王宏甲的《现在出发》和《智慧风暴》在叙事过程中，其叙事人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故事的，其文本时间的安排基本上与情节同一节拍，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将这种叙事手法称为“同时叙述”。此时，情节时间与叙述时间的顺序保持一致，故事也是按照从过去到将来的方向来推进的：文本的叙述与故事发展的顺序完全一致。这种叙述法脉络分明，操作方便，读者阅读也较轻松。但单纯按时间流转的线性叙事在大部头、多线索交织的作品中已远不够用，这就必须使用倒叙、预叙及插叙等手法。在王宏甲的作品中，他正是巧妙地将这几种叙事手法相结合，从而有效地掌控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的距离，使作品呈现一种变奏曲形式。同时，在倒叙的进程中，作者还成功地使用了“外倒叙”，即时间起点和全部时间幅度都在第一叙事时间起点之外，追述的是在第一叙事事件之前。如《无极之路》一开头便采用倒叙的方式，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现象展示在读者面前，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悬念，以引起读者探究的兴趣：一方面，人们要将一千、五千甚至三万元钱送给县委书记，当这位书记病了时，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送的慰问品可以摆一个小摊铺；另一方面，几年间，该县的十多名科局级甚至县级干部多次集体上访告状，说该书记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盲目决策，如不查处，将集体赴北京上访。那么，究竟谁是谁非？该书记是贪官还是清官？作品用这种倒叙方式，引起读者疑问，从而展开了对主人公刘日的全面描绘，整部作品也紧扣这个悬念展开叙述。

另一方面，在作品中，作者又巧妙利用预叙的手法事先揭破故事的结局，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所谓预叙，是对未来事件的暗示或预期，是“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37]。如《现在出发》第一部分便描写周国泰推销新式防水服的艰难，随后才介绍主人公是如何开发、推广这种新式民用防水服的。作者通过这种直接预叙的方法为下文埋下伏笔，也为作品增添对比，从而增强了阅读效果。当然，有时作者也将倒叙、预叙和插叙结合，把许多具有典型价值的事件与人物汇聚一起，形成相当规模的集中叙述，使整部作品看起来像由各种意象拼接起来的蒙太奇。这种形式不再遵循时间连续性叙述原则，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按事件的逻辑发展规律进行。它没有一连串有次序的事件，叙述的先后既无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也未反映各事件在时间上的承继。它改变了传统的时间原则，使描写不断向空间扩展，结果是极大地淡化了作品的时间性。而这，正是作者努力把空间化原则引进报告文学创作的结果。总之，王宏甲创作叙事的这些新特点、新方式，一方面体现了新的时代背景下作者思维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作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加重与强化，是作者使命意识、独立品格、思想力度、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综合表现。

（二）多元开放的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分析，是“用来研究一部作品中的叙事是如何组合到一起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何性质的方法”^[38]；是“把叙事作品当做一种建筑艺术，分析其中的框架、平等或并置结构、阶梯式多层结构、延迟结构、重复或节外生枝等各种建构技巧”^[39]。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不断地遇见成串的偶发事件，它们杂乱无章、互不关联，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叙事作品则是由一连串有意义的、彼此联系的事件所构筑起来的。不同的作者构筑作品有不同的方式，同样的情节在不同的结构方式中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研究作者怎样从总体上安排情节、构筑作品，对了解该作家的叙事艺术有很大帮助。回顾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可知，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报告文学大都采用“一人一事”的结构模式，它主要是对点和线（事件的进程和人物的经历）进行观照。相应地，它所体现出的是创作主体线性流动的思维流程和文本的单一线性结构。因此，顺叙和倒叙作为时间结构手法在文本中也只是简单运用。在顺叙类作品中，无论是写人还是写事，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基本上互相吻合：二者同为事件的自然时序。作者按照事件的自然时序娓娓道来，到末尾再按照自己的观点作一“道德”评判：或对主人公的功绩予以称颂，或对“历史失误”予以控诉，或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等等。这是顺叙类作品较为典型的叙述模式。在这类作品（如陈祖芬、肖复兴、孟晓云等人的“知识分子系列”）中，作者对叙事时间的选择和运用带有一定的政治功利目的。如有的作品随着时间的前移，主人公的形象（大多为男性）逐渐高大完美。到最后，作者通常用主人公妻儿“或怨或病或主人公若不及时赶到妻儿即将死去”等情状来衬托主人公只顾工作不顾家庭的“伟大”一面（如理由的《痴情》等）。而在倒叙类作品中，时间模式一般表现为：作者首先将人物的悲惨命运或幸福结局置于故事前台，然后按事件的自然顺序叙述主人公的经历。这种叙述同样包含“道德裁判”的功能。因为作者“先入为主”，已在作品中预先将人物或喜或悲的结局告知读者，接下来的故事叙述也就成了一个读者去认同作者的评价标准和认知态度的过程。由此，也体现了作者相当明显的价值取向。然而，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则突破了这种“一人一事”的单向线性模式，不再以某一单个人物或事件为中心，而是环绕某一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进行选择和报告。这种作品展示给读者的既不是纵向面，也不是横切面，而是一个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多面体。它是“用多层次的面面观对事件进行细致的解剖”，“把生活立体式的辐射推到读者面前”^[40]，因而其选材更宽泛、自由，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思维机能也更突出、活跃。他们往往把问题提到更加广阔、普遍的社会生活中，既通过更多的现象强化对问题的思考与判断，又经过思考与判断表达对这些现象的态度。如《中国新教育风暴》通过多层面、立体式的叙述，就传达出了作者对我国所面临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深沉忧虑。

一篇成功的文学作品，其内容和形式必须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王宏甲非常注重作品的结构安排：他以多层次叙述的框架、开放式的结尾构成繁复而独特的表层结构；同时，又在文本中插入不同文体，构成一种独特的缀合式结构。这种结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间断性、偶然性、随意性和自由性，它没有统一的、环环相扣的故事，没有稳定的结局，叙事时间也不拘一格，整部作品呈现出开放、自由的姿态，但却表现了共同的主题。如《贫穷致富与执政》虽然每一章叙写的都是不同的农民企业家，但其中主要是以“五只羊”为主线，章节之间又穿插了执政者的行为与决策以及作者的议论。如第3章《政策资源是第一资源》、第6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第10章《看得见的手》以及最后一章《造就一个千万富翁容易造就千百万人的富裕难》等，都是作者穿插在“五只羊”的故事之间的议论性章节。然而，每一位单独的主人公在此已经成为慈溪新农村经济发展团体中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事迹都为作品的主旨服务。同样，《智慧风暴》中的主要人物有王选、张玉峰、陈春先、张旋龙等，但它并不像《贫穷致富与执政》那样，每章围绕一个中心人物来叙写，而是每个小节涉及不同人物，但又都为主要人物服务。如在第12章中，“王选四请刘秋云”与“诚心诚意的力量”等节讲的是刘秋云的故事，但它并非是孤立的情节，而是为了说明王选人生中的第六次选择，亦即他选择让刘秋云来任北大研究所副所长是最智慧的选择。这个故事凸显王选努力创造一种能让“年轻人自己的思想里不断开出鲜花”来的氛围与气候。又如第12章的第4、5、6节对求伯君的描写，也是为了彰显张旋龙独特的商人智慧，等等。

由此看来，王宏甲在他的报告文学中构筑了一种以空间发展为中心的缀合式结构形式，他将所有的叙事因素都统一在一个主题之下，由主题——而不是时间的展开来结构全篇。这一方面使得报告文学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空间，一切能丰富或阐述主题的东西都有充分被纳入的权利。另一方面，也使其作品情节被分裂成断续的碎片，即作品不再只有一个主要情节，而是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情节组成，这些情节的碎片之间彼此独立，并无关联，它们在主题的统一下并列存在。如《智慧风暴》写王选的故事时，不断插入一些背景资料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故事以及国内外的同期消息等，这些资料很多与故事主线联系不紧。就此而言，王宏甲建立了一种新的报告文学形式：他由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变成了结构的巧匠，探索出了一条使报告文学由时间结构向空间结构形式转换的道路。他把毫无连续性的许多素材的并列呈现当做叙写的对象，以此构成其作品的主要内容。这种方法不仅改变了作家的创作方式，也使读者改变了原来的阅读习惯，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对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性、趣味性的追寻，转而进入到对作品的反应与思考。因此，如同作家创作时并置起许多表面上并无联系的共时性素材一样，读者阅读时也要形成前后对照与追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中隐含的主题。

如果单从情节上看，缀合式结构报告文学看起来更像散文或是杂谈，因为统一于同一主题下，各个看起来互不相关的部分又是“缺一不可，相互阐明，相互解释”^[41]的一个有机体。这一结构同样还意味着对因果线性结构的破坏，这些与叙事相关的思考性段落插入情节意味着因果关系的破裂和中断，有时段落甚至占据了一节或是一章的位置。如《贫穷致富与执政》第8章中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都是针对中国的“物美价廉”、“讨价还价”、“砍价”等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观和平民意识所作的论述。

还须指出，与以往普遍体现的单一式、封闭式叙事结构不同，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创作大多采用“一人多事”、“辐射式”为主的开放式叙事结构。它大都以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为报告对象，其主体思维也逐渐向立体、辐射式转换。相应地，也主要以理性思辨来结构文本，即围绕一个中心（通常为具体的问题和现象）以点带面地结构文本，体现出“辐射式”的叙述结构。如《中国新教育风暴》以教育改革中的问题为结构中心，以多种具体现象为叙述对象，呈现出“辐射式”、开放型的叙述形态。与此同时，作者的“启发一反思”式议论也贯穿全文。而这种独特叙述结构的形成，除受叙事对象与报告客体的制约外，更多的也是作家对文体创新的自觉追求。

三、审美形式的探索

与某些高产、丰产作家相比，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创作并不算多，但接二连三地掀起“风暴”，且每部作品都力争超越自我又超越别人，却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现象。我认为，究其原因，除题材的重大与思想的深刻外，还有审美形式的探索。这一点，除叙事方法的革新外，还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理的有机融合，二是“文学性”与“学理性”的合理疏离。

先看写人、叙事与哲理思辨的有机融合。如《智慧风暴》涉及的是知识经济与科技这一最新题材，由于作者对此下的功夫深，研究、体察得透彻，因而它提出和思考的问题不仅广泛、深刻，而且敏锐、独到。就问题的广泛而言，它涉及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管理问题、体制问题、科技与经济问题、人生问题，甚至还涉及人才、英雄、大学、事业、成功、失败等问题；就其敏锐、深刻而言，它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有自己的鲜明、独到之处。正如有人所说：“他不光有思想，而且他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思想方法。已经从一个一个单独的思想上升为一种智慧”，因此，“这是一本思想价值超过文学价值的书”^[42]，“一本时代启示录和人生启示录似的书”^[43]。的确，作品高密度、高强度的信息与智慧“风暴”，能给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带来极富启发性甚至是震撼力的强劲冲击。然而，作者的各种哲理思辨和新颖见解又未离开人物与事件，而是在对人物与事件进行描述的同时所生发出来的：他“不仅仅是把人物、事件表达出来，而且通过人物、事件来思考一些更深的问题。比如说像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管理的问题、体制的问题，以及中国的科技、经济的观念问题，或者用人物去体现，或者提出来思考”^[44]。而在写人方面，因与以往创作的方法、角度和立足点，以及所挖掘的人生意义与人生哲理不同，因而作者所写的，就不只是埋头书斋的传统学者，而是走向市场、与企业相结合的新型科学家——“知识英雄”；突出的也不只是他们的勤奋与拼搏，而是其眼光与智慧。如作品认为，王选等人的成功，主要不在于精神与毅力，而在于他们善于把握历史和人生的机遇，在于选择的智慧与观念的更新，在于“不以成败论英雄”和“善败”与“善胜”。作者认为，人生就是选择，王选一生中令人最钦佩的本领就在一个“选”字——超越群雄的选择能力。特别是中年以后，他在选择中神驰群峰心游万仞的历程，能给世人很多启悟。当然，在人、事、理的融合中，又以“理”最为鲜明、突出，或者说，“理”是基础和中心。也就是说，作品对“人”与“事”的描写、叙述，是为“理”服务的；作家所追求的重点是“学理性”或理性精神。而这一点，正是报告文学文体发展至今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中国新教育风暴》也是这样：也将叙事、议论与写人结合而又以“学理性”见长。如在叙事方面，它及时报告和敏锐反映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有史以来的第三次重大教育转型；在写人方面，它写了勇于探索、敢于开拓的新型教育专家与改革闯将王能智、邵宗杰等，认为他们也是科教战线上的民族英雄；与《智慧风暴》一样，它的人物也并非集中与贯穿始终，而是服从于叙事，而“叙事”又并非围绕某一具体事件，而是遍布全国、影响广泛、动态发展的“大”事件、“泛”事件。表面看来，作品具有“散乱”、“杂多”的特点，实际上，贯穿这众多人物与事件的灵魂与主线即启蒙理性。正是由于它题材重大、思想敏锐、观点鲜明，才发人深省，启人深思。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王宏甲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创作，具有问题报告文学宏观综合与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的特点但又不同于传统的问题报告文学，而是一种经过冲突、融合后发展了的“新问题报告文学”或“综合型报告文学”。不同于传统问题报告文学，它的“新”特点表现在：一是有较集中的中心事件（尽管是“大”事件或“泛”事件）；二是有较鲜明的人物形象（尽管不以某一人物为中心或贯穿始终）；三是不只提出或揭示问题而更重视分析与解决问题；四是有忧患意识与责任感而更客观、理智、积极，五是注意将“新闻性”与“理性”分离而突出“文学性”。尤其是后三点，更是其质的内在差别。^[45]

类似这样将理性、激情与人物、事件有机结合，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探讨和回答时代重大问题的作品，还有《贫穷致富与执政》、《一个民族的开放记忆》、《戚金潮的大山村》与《永不失望》等。

再看“文学性”与“学理性”的合理“疏离”^[46]。如果说，王宏甲报告文学创作获得的不俗成就主要归因于其本人的知识分子立场及其思辨型宏大叙事，那么，致力于文体与形式的创新，以推进报告文学革命与发展的自觉意识，则是其重要的内在原因。王宏甲在创作报告文学的同时，并未停止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且有不俗的成就。他曾说：“我初写小说，感觉小说才最体现文学，到1989年我著有70万字的长中短篇小说。这使我感觉世界在发生很大变化。文学的高山流水是能通过塑造人物，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表现人在特定时代心灵的生命的追求。可是我认识这个世界吗？此后意识到要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其实是很大的挑战，再后想到，信息时代需怎样的文本才能更准确地反映这个时代和人们的需求？再后意识到，文学不仅该准确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还该能写出趋势。我的兴趣亦在此。”^[47]正因如此，他努力追求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文学性”。而这一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小说的叙事方式。如《无极之路》的开头采用倒叙方式，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现象同时展露，从而构成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悬念，这就明显借鉴了章回小说的某些方法与形式。与此同时，他更看重理性思辨，即非常重视如何使报告文学达到“以智启人”的问题。可以说，正是这种审美与审智并重的革新和选择，才使他将当代报告文学的艺术创作与文体形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在进行这种“借鉴”与“并重”的同时，为了使其两者兼得而又不致因“理”伤“文”或“文”“理”冲突，王宏甲又尝试将“文学性”与“学理性”进行合理“疏离”。这也是他的独创与非凡之处。

前面提到，布莱希特史诗剧的“间离化”理论与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也有一定关联，事实的确如此。所谓间离化，就是有意识地在演员与所演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观众与所看演出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演员和观众都能跳出单纯的情境幻觉、情感体验或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人物、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从而获得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认识。正如布氏所说，间离化或陌生化“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的、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48]。他的这一理论，对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探索戏剧”影响较大，而一些报告文学作家也不同程度地学习和借鉴了这一手法。其中王宏甲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如果说，在《无极之路》、《现在出发》等作品中，他主要还是致力于歌颂与批判的融合以及人物描写与抒情、议论的统一，那么，从《智慧风暴》开始，他除了继续保持写人与叙事相结合这一“文学性”外，则又开始了对“新闻性”与“理性”进行疏离的探索。如《智慧风暴》在讲述北大方正集团和中国知识经济的崛起时，描写了以王选为中心的一大批科学家。但作品在写王选等科学家的人生故事与创业经历时，将世界各国有关知识经济与高科技的信息、资料作为背景，以“同时代的消息与参考故事”的形式列于各章之后。同时，在各章的前面和中间，也不时穿插一些哲理议论，且将这些文字用不同于正文的字体加以区分。很显然，作品这样处理的效果和好处是：既有效地保持了报告文学“理性”与“新闻性”的优长和特性，即思想深刻，信息密集，有知识性、文献性等，又便于故事的完整、人物的鲜明和叙述的流畅等“文学性”的发挥。

《中国新教育风暴》也是这样，它在叙述王能智等人的教改故事和探讨中国的教育改革时，也将学术性较强的议论和经验总结之类，以“相关思索”的形式列于各章之后；同时，与《智慧风暴》一样，也在各章前面以议论性文字对该章内容作了概括提示和引导。但与《智慧风暴》不同的是，作品结尾的“相关思索”虽也有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之处，但从整体上说，不是“数据”、“资料”和“知识”之类，也不是完全以“全球化”为背景，而是着重于对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同时加上不同的标题，篇幅也更长，因而几乎就是一篇篇完整的议论文。因此，如果说，《智慧风暴》主要是对“新闻性”的疏离，那么，《中国新教育风暴》则又进了一步，主要是对“理性”的疏离。这样，作品既从整体上描绘了人物形象，讲述了生动故事，保证了足够的“文学性”，又在深度上表现出浓郁的“理性”与“新闻性”。这样，它就既继承和发展了以往问题报告文学的优点和长处，又不同于以往的问题报告文学，而是一种崭新的报告文学综合文体，从而为报告文学的“多样化”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新鲜经验。

当然，报告文学毕竟是一种新兴的交叉文体，它的历史不长，而在新时期以来又得到了迅猛异常的发展，因而其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创作，许多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亟待解决。王宏甲的创作也是这样，实际上它提出了不少富有挑战性的理论问题。如歌颂与批判如何统一？“人”与“理”能否有机融合？报告文学怎样从小说等兄弟文体中进一步吸取营养？这种“统一”、“融合”与“吸取”怎样才能效果最佳？这些，都是需要在创作中不断实践与完善的问题。总之，如何使中国报告文学进一步博采众长，既多元并存又和谐互补，既繁荣昌盛又特色鲜明，从而傲然挺立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林，是当今报告文学作家们所面临的严肃课题。

【注释】

[1]参阅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57页。

[2]见《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卷第11期，1937年2月20日出版。

[3]张瑷：《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

[4]穆青：《焦裕禄·谈谈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99页。

[5]参见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3），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36页。(www.xing528.com)

[6]祖慰：《扬弃与“”·祖慰谈祖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7]张小东：《在思维空间的拓展中构筑智的世界》，《花城》1987年第5期。

[8]刘雪梅：《报告文学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6页。

[9]刘白羽：《沂蒙九章·惊心动魄的壮美——〈沂蒙九章〉序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10]雷达：《不灭的精魂——读〈敦煌之恋〉》，《当代》1997年第2期。

[11]马相武：《随承受生命之文体变形》，《当代》1996年第4期。

[12]朱向前：《超越失败：（澳星风险发射〉》，《当代》1993年第5期。

[13]李昕：《悠悠飞天梦，拳拳赤子情——读〈走出地球村〉》，《当代》1995年第5期。

[14]王晖：《现实与虚构——当代文学文体批评论》，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15]如病去了的中长篇《人“妖”之战——中国超级细菌自述》（《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7期）与《给你败败火——火邪邪与老中医辩证录》（《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11期），以拟人手法与幽默语言，通过细菌和病邪的自述，通俗宣传了有关疾病、药理与养生等医学文化。

[16]白烨主编：《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17]李炳银：《报告文学论》，《新华文摘》2006年第8期。

[18]类似这样的认识，在林雨纯、郭洪义的《天地男儿——南岭村纪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中也有表现。作品写道：张伟基不是“完人”，而是一个不断提炼灵魂纯度的“常人”。我们在描写英雄人物时，总是忌讳写他们的不足或疏漏，好像写了就是一种不敬或亵渎。我们在撰写这篇报告文学的时候，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要不要写，颇感踌躇，我们也想对自己实行一种超越，因而作品也写了农民英雄张伟基所捅的娄子等“不足或疏漏”。

[19]见董健：《戏剧与时代·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20]白烨主编：《2003年文情报告》，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21]刘雪梅：《报告文学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8～169页。

[22]王晖：《百年报告文学的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23]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

[24]李炳银语，见《智慧风暴·专家的评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

[25]梁鸿鹰：《先声夺人与正面强攻》，《北京文学》2007年第8期。

[26]见《贫穷致富与执政》封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

[27]何西来：《抓住了南通跨越式发展的灵魂——读〈政通则人和〉》，《北京文学》2007年第8期。

[28]梁鸿鹰：《先声夺人与正面强攻——读王宏甲的报告文学〈政通则人和）》，《北京文学》2007年第8期。

[29]与刘建合作，《北京文学》2009年第3期；后改为《休息的革命——中国旅游读本》，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北京）2009年出版。

[30]见张德明：《报告文学的艺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29页。

[31]雷达语，见《智慧风暴·专家的评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20页。

[32]汪守德语，见《智慧风暴·专家的评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21页。

[33]参见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年，第183～188页。

[34][法]米勒：《叙事》，申洁玲译，载《文学批判术语》，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5页。

[35][以色列]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4页。

[36]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06页。

[37][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4页。

[38][以色列]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8～29页。

[39]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

[40]张立国：《试论报告文学的新发展》，《光明日报》1987年9月22日。

[41][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42]牛玉秋语，见《智慧风暴·附录专家的评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24～425页。

[43]吴秉杰语，见《智慧风暴·附录专家的评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20页。

[44]赵为民语，见《智慧风暴·附录专家的评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20页。

[45]参见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年，第177～188页。

[46]参见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年，第286～291页。

[47]见《北京文学》2007年第1期扉页。

[48]见《布莱希特论戏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8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