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90年代多元发展

第二节　90年代：探索中的多元发展（一）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问题报告文学的退潮与“纪实文学”热的兴起，报告文学的形式探索没有80年代的繁复多样，而是注重在“融合”中向深处拓展。它除了在题材上继续开拓疆域，在体裁上向中长篇发展，在品种上着重史传报告文学的建设等外，还进一步“汲取了以往价值选择一元独尊的教训，开始寻求认识功能与审美功能两者兼备，这才以一种稳步发展的势头将报告文学写作带向了一个理性的创作阶段”^[8]。具体来说，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报告文学在风格、形式等方面表现出如下特色。

一、在“人学”方面，更着重向人情、人性与人生的深层掘进

应该说，报告文学的相当一部分是从人物通讯发展而来，甚至至今还有一些作品很难与人物通讯严格区分。如以穆青为代表的以写英模人物为主的创作，就可称为“人杰宣传”派。但“文学是人学”的含义，并不仅限于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描写对象，而更强调的是写出人情、人性与人物的性格、精神。而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文学就正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如王宏甲的《无极之路》、胡正言的《天地人心》、一合的《黑脸》、贾宏图的《大森林的回声》、张步真的《魂系青山》、张正隆的《血情》、邢军纪等的《锦州之恋》与《雪山之子》以及陈桂棣的《民间包公》等作品，它们所描写的虽是英模人物，但不同于以往的简单歌颂或政治宣传，而是将歌颂与批判相结合，深人人物的家庭与内心，同时运用细节描写等，多层次、多角度地努力凸现其精神与性格。与此相比，蒋巍、杨黎光、文乐然和大鹰的创作更注重从人生、人情、人性和生命本体的角度切入，显得更远“政治”而近“文学”。如杨黎光的《灵魂何归》着重分析王建业等从“好人”到“犯人”的主客观原因，从而总结某些人生哲理与经验教训；《打捞失落的岁月》亦从人生、人性的角度和情感、婚姻、性爱的深处，探讨腐败、堕落分子的犯罪原因与灵魂世界。文乐然的创作，写出了地质人的“卑微与崇高”或“卑微中的崇高”的双重形象。正如《沉重的崇高》所写：“我寻找的是人生的意义，人格的本质”；从谢氏父子身上，“我看到了某些终极价值，也看到了它在人格关系上的坚贞不渝”。作者在涉及政治问题时未从政治角度“硬上”，而是选择“人生格局”这个“窗口”，从个人的生存方面看待谢氏父子的政治沉浮。

尤其是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续集——生命只有一次》（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从人的生命本体的角度来透视志愿军战俘的命运，这是它超越《志愿军战俘纪事》的关键所在。正如作品所写：“我关注和探讨的已经超越这些对象本身，超越战俘营的铁丝网而进入人类心灵筑起的高墙。战俘们在战俘营和归国后的经历，他们的厄运把我关于人的命运的思考推向了极致。”“他们常常感到自己的双重存在，一方面是中国人，一方面是战俘。他们受到双重的磨难：外来的和自己内心的。他们有双重灵魂，双重思想。他们只是依据他人的看法看到自己，依据另一个尺度来衡量自己的灵魂，接受或憎恨或蔑视或怜悯的目光。”“只有领悟到死的意义的人，才可能真正悟到生的意义。这大概也是战俘们历经坎坷、枯寂、凄怆和屈辱，仍然能够顽强地生活下去的精神因素之一。”由战俘们的各种不同表现和遭遇，作品还探讨了生死问题、告密问题、人格分裂等问题。此外，张健的《辉煌的悲怆》也以散文笔调和新的叙述话语，从生存体验与生命本相方面去探索人生的哲理意义；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则因借鉴小说等兄弟艺术的手法，多角度、多层次地刻画了马俊仁等复杂人物而在典型塑造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二、在哲理诗情与散文化方面，表现出“史诗”特色、悲剧意识和崇高与壮美(www.xing528.com)

应该说，在问题报告文学兴起之前，报告文学作家们对传统的“文学性”是重视的或者说是自觉追求的，而且也各有特色。如徐迟、黄宗英、柯岩和陈祖芬的创作，都表现出对“诗意”的追求，其中徐迟是传记+诗情，黄宗英是游记、访问记+诗情，柯岩是“美文”+诗情，陈祖芬是哲理+诗情。穆青注重“典型”描写，刘亚洲、黄济人注重小说笔法，理由从小说笔法到客观叙述，李延国在尝试“全景式”与“卡片式”的同时洋溢着哲理诗情。尤其是祖慰，曾实验“场性结构”，将西方现代主义引进报告文学。这一切，与当时文坛上注重向西方学习、注重形式革新而出现“探索小说”、“探索戏剧”等思潮相一致。但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小说失去轰动效应后，问题报告文学这匹“黑马”闯入文坛，从而以理性的高扬和批判的强化取代了对形式的探索与对“文学”性的追求。至90年代，当问题报告文学退潮、整个文学在时代转型中呈现多元发展的状态时，报告文学在“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同时，又执著地回到了文体探索与审美追求的老路，从而呈现出许多与80年代不同的特色，同时也取得了比80年代更显著的成就。如陈祖芬，新时期初已基本形成散文化的风格特色，但至80年代中后期，以“挑战与机会”系列为代表，其创作呈现出学术性很强的政论体特色。尤其是《我们无罪》和《理论狂人》等，在表现“金刚怒目”的同时见出“质胜于文”的偏颇。而至90年代，在经过反复和探索之后，她终于找准了自我的位置，确立了其“美文”化的风格特色，且将其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如《孔雀西南飞》、《为你着想》和《黄金城》等，或聊天、闲谈，潇洒、飘逸，或独抒己见，从容、幽默，均“形散神联”，错落有致。尤其是《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不仅笔调挥洒自如，语言从容不迫，而且议论精辟，意境优美。

在哲理诗情方面，除陈祖芬外，李存葆、王光明、王家达和李鸣生、徐剑等人也有新的发展。如李存葆、王光明的《沂蒙九章》继承和发展了80年代李延国等人的风格，“厚重、深沉、粗犷，泰山一样巍峨、雄伟，充溢着阳刚之气”，“读之，觉得那种浑厚庄重、博大深沉，与细腻的质感，动人心弦的柔情交汇于作品的肌理之中”；“读之，俯拾皆是豪情，处处都是刚强，时时透着挚爱。作品给予我们的，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快感和愉悦，是战争年代，也是建设年代血与火的熔炼，形成了对心理的巨大冲击，是一种震撼。”^[9]王家达的《敦煌之恋》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强烈魅力的、激动人心的作品，是一首中国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悲慨颂歌，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壮怀激烈”；“它把诗和散文的因素巧妙地糅进了报告文学，完成了一部诗化的报告，因而在文体上也颇有建树”。同时，它之所以能使人由衷感动，甚至有时能使人沉醉在一种因牺牲而带来的美感境界中，是与不少章节中渗透着悲剧意识有关。^[10]文乐然的《走向圣殿》等作品，“抛开走惯的路子，把报告文学与抒情散文、意识流小说、诗歌、书信、日记等不同文学体裁融汇在一起，结合成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它强调了作者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它扬弃了纯客观描写，展示了作者整个心灵对客观事物的总体投入，达到了主客交融、物我一致的境界”^[11]。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与《澳星风险发射》，“前者首次全景式地描绘了一幅中国航天事业的立体画卷，雄壮而辉煌，后者则复调式地奏响了一曲中国航天人乃至国民心理的交响乐章，深沉而悲壮”^[12]。而《走出地球村》则“以文学手段写出了一部中国航天事业叱咤风云、气吞山河的奋斗史、抗争史和创业史”，“具有某种史诗品格”^[13]。徐剑的《大国长剑》也是一部展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辉煌历史与精神风貌的史诗，是一支壮军威、国威，振奋民族之魂的正气浩歌。它通过对一代代导弹人正气、骨气、大气、志气的描写，昭示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是捍卫祖国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民族脊梁。而他的《鸟瞰地球》也将写人与述事、文学性与理性融为一体，表现出深沉、厚重、悲壮的特色。这些作品，不但将新时期初以徐迟、黄宗英、柯岩等为代表的科教题材创作发展到新阶段，而且将他（她）们所代表的对哲理诗情等“文学性”的追求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表现崇高与壮美的作品，还有徐志耕的《莽昆仑》，罗盘的《心中只有国门》、《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燕燕、张卫明的《雪域战神》，张敬群的《大勇者之魂》以及王宗仁的“青藏风景线系列”等。这些作品在展示雪域高原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的自然环境之险恶、神奇的同时，着重挖掘和表现了人民解放军官兵与地质人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正如《雪域战神》所写：生命禁区与生命奇迹的截然对立，和谐地统一于一种崇高理想的信仰力量。生存——因死亡而愈加珍贵，因险恶而越发坚韧。人与自然的永恒母题，也因地势凌空而高拔雄奇，接近太阳而灿烂辉煌。阅读这些作品，的确使人心灵震撼，灵魂净化，精神提升。

三、在语言方面，也表现出新的特色，取得了新的成就

在这方面，其中尤以王宏甲的简洁、一合的凝练、陈祖芬的优美、胡平的鲜活、文乐然的素朴与赵瑜的个性化等最为突出。如王宏甲的《无极之路》写刘日与临济寺法师聊天，意在探讨共产党与腐败问题，法师的一句话极富哲理：“但是佛门中也有败类。不过，纵有败类不能归咎佛教，要是见了庸僧便疑佛法不好，那就错了。”又如有人对刘日说：“为了一个老百姓，得罪了班子里的人，还怎么工作？”刘日拍案而起：“不为老百姓，为谁？”一合的《黑脸》写姜瑞峰为“柴清娥冤案”平反，语言简练、幽默，纯用白描手法。他对柴清娥的丈夫说，“如你申不了冤，我跟你一道上西天。”陈祖芬的《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之所以富有哲理诗情，有诗与美文的意境，其关键是语言的鲜活、有力与形象、睿智。如形容大连的音乐广场：叫人进来了就想摇曳、陶醉、畅想的人们，就会懂得想象、懂得独到、懂得潇洒、懂得情调、懂得浪漫、懂得创造、懂得生命、懂得不老、懂得对人类微笑、懂得对大地回报。胡平也是这样。与20世纪80年代比较，他90年代创作中的语言与其思想一样，更加深刻、睿智，也更形象、生动。如《夏季的证明》认为，百余年来南中国有四次北进：一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二是康梁倡导的“文化北进”，三是孙中山发起的北伐革命，四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日益强劲的“经济北伐”——“当今在中国的舞台上，广东便是世界舞台上的日本”。前三次军事、文化的北进均夭折，第四次北进则“不但牵山挟水，风集影从，而且有了吞吐天下、俯视乾坤之势”。从深圳北上的这个灼热的夏季，至少会证明：“在二十世纪的苍茫暮色已经踯躅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之时，中华民族正在为自身在新世纪的辉煌崛起，作出一次最为艰巨、也最为深刻的努力”；“当今中国的如藤的纠葛，如网的麻烦，在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只有待经济有了银剪似的强劲，有了金斧般的威猛，才能剪去历史的檐下重重的尘网，斩断现实的大树上交错的藤蔓”！如此等等，的确新鲜、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