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的旧三性和新五性

第五章　从“旧三性”到“新五性”

钱中文指出：“文学发展就是文学本体的发展”，“文学发展采用的是积累的形式，新的文学的出现，不会排除、消灭旧的文学，而只会丰富与充实整个文学过程”；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发展自然应置于文化系统之中进行考察。文学无疑受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制约”。^[1]事实的确如此：本编试图将报告文学“置于文化系统之中”，从观念、文体、思维和形式等方面，具体考察以新时期以来30多年为重点的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新变，其中包括钱中文所说的“文学本体的发展”、“文学话语的不断变革”、“文学体裁”的“不断生成、更新与多样化”、“创造主体的个性、风格、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生成”即“各种创作原则上的形成与演变”，以及“文学接受中审美价值的再创造”^[2]，等等。

新时期以来，中国报告文学在观念、性质、体裁和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变化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一是问题报告文学，二是史传报告文学。而这两种全新文体的出现，不仅导致了报告文学的深刻革命，而且引起了纪实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全方位躁动。尤其是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与兴盛，在引起观念变革的同时也导致了纪实文学各文体的扩张、越界与混乱。因此，正视“纪实文学”的巨大存在，理清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线索，认识报告文学的观念变革，确立纪实文学新的分类标准，是当前文学研究与理论批评的当务之急。(www.xing528.com)

“史传报告文学”是笔者在原“史志性报告文学”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早在1996年，有人针对报告文学创作中“作者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而把视角有意识地扩展到历史文化领域”的“第三种现象”，提出了“史志性报告文学”的概念，认为“它打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理论对报告文学题材的约束”，“在一种看似游离现实生活的状态下对现实社会进行着一种交叉分析和认识”。^[3]可见，所谓“史志性报告文学”是指以当代意识反思“历史文化”的报告文学创作，或者说，是以“历史文化”为题材对象的报告文学。显然，论者针对报告文学主要反映现实的传统观念，肯定历史题材也可成为报告文学的写作对象，无疑有其观念更新的意义。然而，遗憾的是，论者仅只简单提出了概念，而对其性质、内涵与外延等未作具体界定和说明，同时，该名词是否准确、明晰，也还值得商榷。因为，“史志”二字仅只强调了该创作现象在题材方面的特点，即反映历史、记录史实，具有史料价值，而未概括它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更多新变；同时，“史志性”三字既不简练、准确，也不那么理直气壮。因此，我认为，用“史传报告文学”来概括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所谓“第三种现象”更为准确、切情。因为，纵观新时期以来的该创作“现象”，它不仅具有“史”而且具有“传”——即传记文学的某些特点；不仅反思历史也批判现实，不仅叙事而且写人；它不再是仅有“史志”“性”的陌生“异类”，而是已发展成了独立、兴盛的大家族。同时，它也不只是该家族中的新型交叉文体，而是与科教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生态报告文学等一样，是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的重要文学流派之一。它的出现，不仅导致了报告文学的深刻革命，而且向传统中国文论提出了有力挑战。因而本章着重从史传报告文学发展的角度，结合问题报告文学与整个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创作历史，来考察当代报告文学的观念更新。具体来说，考察其如何由传统的“旧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逐步演变为“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