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西方史学家论蒙古人取胜的原因
里夏尔
西方人当然既不是面对蒙古人入侵这一现实的唯一民族，也不是唯一以自己的教训而感到入侵者们装备精良的民族。谷儿只人在1222年被阔别和速不台击败之后，曾致函罗马教皇，信中流露出了一种惊愕和惶惶不安的情绪。它安全如同当时从匈牙利、图林根、波希米亚和奥地利所寄出的信件一样。
拉丁人对付蒙古人的经验具有时代的局限。在1221—1222年的战役中，谷儿只人、库蛮人和斡罗斯人都因这一战役而遭受了巨大损失。但这场战役爆发在距基督教中枢比较远的地方，因而匈牙利人承受的仅仅是一种大大减缓了的震动。在苏阿坡菲力普和不伦瑞克的奥通进行战争期间，那些到达德意志地区的人，在安德烈国王动员条顿骑兵进行防御的那些人，他们似乎完全不理解库蛮人势力的衰弱，是与蒙古人给予他们的沉痛教训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仅仅是到了公元1238和1241年间，西方人才真正发现了蒙古人，而当时蒙古人已进入了斡罗斯、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并且一直挺进到奥地利。蒙古人的撤退如同他们到来一样疾速，没有在那里维持占领军。柏朗嘉宾仅仅是在离开斡罗斯公国之后，才见到了“鞑靼人”。蒙古人对斡罗斯诸公国的控制，仍然相对松散，尽管柏朗嘉宾在蒙古汗宫廷中还曾遇到过一些斡罗斯大公。亚历山大四世曾打算与斡罗斯人、立陶宛人以及拉丁基督教民族结盟，以形成一道防御蒙古人的屏障，只是由于明多噶斯和纽斯基的倒戈才使上述计划告吹。在1260年左右，西方再次担心蒙古人入侵，因为蒙哥大汗决定重新执行其前任们制订的征服计划。但这次征服仅很快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爆发，在欧洲则无能为力。因为蒙哥与拔都的继任者们之间，缺乏谅解和协调，同时也是由于其军队人数太少。这次战役使波兰蒙受了灾难，但匈牙利却没有遭受多大损失。从此之后，在拉丁人和波斯蒙古人之间，开始形成了进攻埃及木速蛮的军事合作。
在1238—1260年间，西方人一直在设法估计蒙古人的威胁程度。后来那些著名作家们，一直在探讨调动一切因素，而实行精诚合作的问题。
从1238年起，萦绕拉丁人脑际的有两大问题。首先是判断促使蒙古人如此活动的原因：西方人深信他们从来不知道该民族的存在，但蒙古人却向他们发动了战争。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某些原因：拔都派向匈牙利国王的使节们都失踪了，匈牙利国王对库蛮人表示欢迎，从而为蒙古人的入侵提供了借口。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只有彻底归附才能避免蒙古人发动战争。教皇派向鞑靼人的第一批使节以及斡罗斯大主教保禄也都提供了同样的信息：“鞑靼国王唯有一求：在全世界建立主权和统治，一旦归附于自己，便不会处死任何人，允许保留各自的宗教。”
但这里又提出了一个严重问题，即促使蒙古人在征服了许多不著名的民族之后，他们是如何战胜斡罗斯国王、波兰大公及其盟友们，最后战胜了拥有一支强大军队的匈牙利国王。一直到那时为止，西方人有充分理由认为波兰人的装备和战术，可以确保他们无可争议的优势，尤其是超过了与他们相对立的东方人。但蒙古人的胜利迫使他们开始怀疑这一信念了。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这些新对手们战斗方式的资料，以探索他们击败基督教徒的原因。
我们可以通过那些笔录了入侵者们使匈牙利及其附近地区遭受苦难的回忆，而发现这些资料。如历史学家斯帕拉托的著作。此外还有中欧人向西欧基督教徒通报他们自己的失败和灾祸的大量信件。这类信件已由英国史学家帕拉斯搜集汇编在他的《大事年表》中了。我们甚至还可以从中发现某些有关蒙古人起源的资料，来自那些被基督教徒们所俘虏的人，他们曾在蒙古军队中服役。但最为完整的资料则来自由英诺森四世教皇派往蒙古的使节的报告。教皇向蒙古人遣使的目的，就在于向他们建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诱使他们接受基督教的归化。这些使节包括阿尔塞林和柏朗嘉宾。柏朗嘉宾的报告最为完整，它可以证明教皇的使者们，除了肩负外交使命之外，还要从事搜集情报的活动，这与间谍颇为相似。
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与晚期阿什比的戴维所搜集的资料进行一番比较，后者曾在伊利汗旭烈兀的宫廷中逗留过，而且其游记还可以与亚美尼亚国海屯及马可·波罗的游记相比较。
对鞑靼人取得成功的第一种解释是把对方的失败归咎于基督教君主们的错误。弗里得里希二世皇帝认为，“其中肯定含有上帝的判决，为了训斥和惩罚其民”，才出现了蒙古人的入侵。斡罗斯的王公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因为他们忽视了进行防御。匈牙利人也为自己轻视敌手，而付出了沉重代价。
第2种解释比较简单。当定居民族在受到游牧民族袭击时，总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蒙古人数目要比他们的对手多得多。帕斯里曾谈到过蒙古民族“无休止的战争行为”，弗里得里希二世也谈到了一个其势力和人口无可比拟的强大民族。同图根的那位王子，也肯定蒙古入侵军席卷了一片长达20天行程而宽为15天行程的地盘。这支军队并不仅仅是由清一色的鞑靼人所组成，因为他们也与相当多的“非常恶劣的基督教徒”和库蛮人结盟，德国人当时称这些人为“瓦尔夫”人。由此便可以看到蒙古人是如何懂得在战斗中使用已归附的民族。
在军事方面，除了人数问题之外，首先是装备。拉丁人认为蒙古人的力量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于其骑兵穿很厚的锁子甲，头戴一顶柱形尖顶盔，盾牌裹有金属，马匹也披挂铁甲，骑兵们可以不受箭支的袭击而退敌。他们在肉搏战中基本是一支所向无敌的力量。
蒙古人甲胄与众不同，质量均为上乘。斯帕拉托认为，这些甲胄是“用厚牛皮包裹，如同金属片一样，刀枪不入，非常坚固”。弗里得里希二世谈到了“牛、驴或马的生皮，表面缀有铁片”。他还补充说，当鞑靼首领得到基督徒俘虏的甲胄时，与自己的甲胄比较起来则更为喜欢后者。一位英国人曾向纳尔榜的伊夫通报说：蒙古人的甲胄实际上是用熟牛皮制作的，不仅刀枪不入，而且也很轻便。斡罗斯的保禄和那位匈牙利主教同样也是这样认为的。柏朗嘉宾和西蒙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蒙古人的甲胄是以重叠起来的“皮条”做成的，以螺旋形缝缀起来，再用两块护肩铁片加固。这种甲胄一直垂到腹部。马匹也用以5块皮革做成的马甲保护，其中有一块缝在前部并一直垂到马膝盖，另一块护前额。盔甲也是用皮条作成，然后再用铁片加固。
这种甲胄使蒙古人避免了一般锁子甲的麻烦。儒瓦尼维尔向我们描述了骑兵被乱箭所射的情景，箭支射进了盔眼中，盔甲变得如同插针团一样，士兵们仍不必撤离自己的阵地，也不会受重伤。但一旦卸甲之后，只要小伤眼未痊愈，就不能重新披甲了。由于甲胄之严密，所以蒙古人没有必要使用坚盾，只用一种很轻的柳条盾，比西方人的盾牌要方便得多。西蒙认为蒙古军队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兵勇披挂这种甲胄。柏朗嘉宾认为这些披挂坚实的骑兵，只作为战斗的第一列而出阵。
作为进攻性武器，蒙古人的弓弩明显是最为可怕的。这种弓的坚固程度，也使许多人感到吃惊。戴维向我们描述了那种被称为“青绿色”的弓弩。但并非所有兵勇都以这种沉重而又坚固的弓弩所武装，许多人只持有轻便弓。柏朗嘉宾告诉我们，持轻弓者每人都要携带两三张。箭支要比西方的那种长三四指，箭头分别为铁质、骨质或动物角质。蒙古人打仗时携带有许多箭支（马可·波罗认为每个弓弩手都有60多支箭，与普兰·迦尔宾的估计相吻合）。但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射程较远的箭，用以打猎或进攻那些不披挂甲胄的人。另一种是用来作战的箭矢，携有既宽又锋利的铁箭镞。据柏朗嘉宾认为，每个人箭囊中都装有一把锉。这种箭甚至可以射断对方的弓弦。
蒙古人所使用的是短小的单刃弯月刀，拉丁人认为这种刀没有他们自己的那种刀可怕。蒙古人使用一种与西方很不相同的长矛。有些蒙古人的长枪上配有挠钩，可以把敌方骑兵拉下马来。人们认为蒙古人在交手战中最善于使用的是斧和锤。
从斯帕拉托到柏朗嘉宾，他们都对蒙古人过河的顺利程度感到吃惊。他们渡河时使用皮囊，每个人都携带一个这样的皮囊，可以作为小艇而使用。此外还有些可以载十个人和马匹的皮艇，有些人以游泳拉纤的方式使皮艇前进。(www.xing528.com)
在军械方面，海屯曾指出：“鞑靼人十分善于利用武器夺取城堡。”保禄大主教认为蒙古人攻城的威力非常强大。其他人也懂得蒙古人非常善于攻坚城堡，但他们似乎认为这些武器与自己所熟悉的那些没有多大差异。我们最多也不过是通过柏朗嘉宾的叙述而获悉，蒙古骑士每人都随身携带一根绳子，可以用来制造投掷器。
帕拉斯知道蒙古人有一种强壮的高头大马，但其他文献则强调蒙古马匹个头小而强壮。那位匈牙利主教认为这种马训练无素，而且不掌铁。这种马既不吃大麦，也不吃燕麦，只需要粗而少的饲料。蒙古人马匹多得似乎无法统计，那位匈牙利主教甚至还断定每个骑兵都拥有20—30匹战马，柏朗嘉宾提供的数字也是20—30匹。
如果再从战争装备论述到韬略，那就会发现有关蒙古人军纪的资料。这支军队一般均编成十夫、百夫和千夫团。蒙古人在军事统帅问题上具有一种近代的作法：军事长官留在后方，从而更有效地指挥军队，掌握整个战局的发展，但参加第一线战斗的军事将领却无法这样做。
在与敌人遭遇之前，他们首先派出某些探马。探马们可以穿越整个领土，先于大军两天到达某地。这样做是为了制造混乱，但也不会贻误战机，从而给敌人制造实实在在的损失。他们首先向山区派遣小分队，因为蒙古人懂得平原人始终具有一种到山区避难的嗜好，他们在那里等待逃亡者，以杀戮之或将之驱逐出去，使敌人感到在自己领土上也具有不安的处境。蒙古人更为懂得自卫，比西方人要谨慎得多。戴维著作中的一卷就叫做《草原人是如何防卫的》，这是唯一的一部比较完整的文献。
蒙古人在战斗中把那些最不可靠和最坚强者，也就是说那些由被征服民族所提供的军队置于第一线和中心，他们要抵挡敌人的主力。只有少数鞑靼人担任其骨干，但他们主要是分散在两翼。另外，他们仅仅是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才肯应战。否则，在向敌人发几阵箭矢，以进行一番试探之后，立即撤出来进攻另一地，或者是等待敌人开始溃散。
西蒙追述了蒙古骑兵弓弩手们所发起的轮番进攻。柏朗嘉宾介绍说，如果敌人能够坚持下来，蒙古人的习惯是佯装撤出一块地盘，以诱使敌人进入，蒙古军队就可以在一个狭长地段中消灭他们。
如果敌方明显占了优势，蒙古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撤退。蒙古人并不害怕敌人长途袭击，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拥有彪悍的战马替换，而追击者们的马匹却容易疲劳。他们还懂得巧妙地后撤，也可以使敌方遭受损失。他们很注意维持彼此之间的联系，所以一声号令，他们便可以全军大杀回马枪，冲向敌人。
所有的人都曾强调指出过蒙古人使用战争韬略的方面。保禄大主教曾断言，蒙古女子也骑马，她们也懂得有效地使用弓弩。柏朗嘉宾认为，如果蒙古军队也征募女子入伍，那主要是给人制造一种兵员众多的假象。因为蒙古人甚至还在马背上竖起一些模拟人像，以便显得人多势众。战争呐喊时更会使敌人心惊胆战，他们要使用各种各样的策略。
对于定居民族来说，城堡主要是防御手段，蒙古人对此却毫不在意。他们有时也可以奇袭城堡，用乱箭压服守城者，或者是用他们的投掷武器进攻敌人；或者是他们仅满足于将敌人包围起来，而且还是仅仅以很少兵力用于这一目的。按照柏朗嘉宾的说法，蒙古人称此为“把猪圈起来再派几个看猪的人就行了”。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韬略，如使用坑道、投掷火箭（希腊火硝，有人声称他们为此目的，而使用了死人的油脂）、改变河道以水淹受困之城等。
以上就是西方人对自己对手们的看法。柏朗嘉宾在《蒙古史》中研究了用以抵抗鞑靼人的手法，他认为唯有采纳蒙古人的作战方法和武器方能得胜。柏朗嘉宾告诫西方人，必须采用良弓战斧和带挠钩的矛枪。鉴于蒙古人骑马的方式，他们是很容易被拉下马来的。但是，一旦把蒙古士兵拉下马来之后，就应该迅速地把他们抓获，因为当他们重新抓住自己的弓时，便又会变得非常危险起来。柏朗嘉宾建议使用双层甲胄，他还认为应该把长矛和方镞箭放在盐水中淬火以加强穿刺力。在战术方面，他建议也把西方军队按十夫和百夫集团进行编制，要及时发动反攻以阻止蒙古军队形成自己的方阵，要避免长远追击，只要不能肯定蒙古军队的最终撤退就不能贸然解散部队，最后是不要在防御不严密的地方扎下大营。
西蒙和柏朗嘉宾二人都坚信，蒙古人的一次新的攻势已迫在眉睫。他们知道贵由的诏令，即命令所有民族都归附他。戴维和海屯都从军事合作的角度，描述了蒙古人风俗习惯。那位阿蛮（亚美尼亚）人最为关心的是避免过分密切的联合，法兰克人和蒙古人的习惯是很难调合起来的。他积极地建议用蒙古人那种搜集草料的部队，来补充西方的战斗部队。这种作法可以归纳到面对木速蛮军队的东方拉丁人，首次使自己的战术与敌人的战术相统一的尝试，其方法是在他们自己的铁甲骑兵中加入一些操突厥语的部队。
1245—1248年的旅行家们，就已经使许多传说破灭了。他们发现了蒙古人的许多弱点：蒙古人的甲胄从后面要比从前面容易穿透得多，当骑兵露出胳膊准备射箭时，便会使身体暴露出来。普兰·迦尔宾断定蒙古人的数目并不比西方的基督教徒多，其体质也不比后者结实；如果基督教徒们联合起来，那就可以挫败蒙古人。
保禄大主教和西蒙都一致肯定蒙古人本身也害怕法兰克人的军队。西蒙从蒙古人禁止使用那些已归附了他们的法兰克雇佣军一事中，便得到了确认。蒙古人后来也使用了某些法兰克雇佣军作为自己的助手，如弓弩手。
观察家们一致认为，蒙古军队要比拉丁人的军队更能吃苦。蒙古士兵在长时间内可以仅仅以马奶、野味和干肉泡水为生，安德烈和马可·波罗均介绍过这一切。蒙古骑兵的坐骑也仅满足以草和麸皮为料。他们节俭朴素的精神大大地减轻了蒙古军队的后勤给养供应。鲁布卢克在向圣·路易国王的报告中指出：“我十分肯定地对陛下说，如果您的农民肯接受像鞑靼国王一样的生活，并满足同样的食物，那他们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译自德国威斯巴登1979年号的《中亚学报》第23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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