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云考：法国西域史学精粹

时间：2023-12-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仲云考哈密屯我最近发表过一篇主要是阐述语言学和文献学问题的论文①，文中指出了古于阗突厥语鼻喉音唇化的问题，如用于阗文中的Kāmūl（心）来代替Kηül，用yūrūm（白色的）来取代yurüη。③仲云国位于距沙州西南不远的戈壁沙漠地区，为了具体确定其疆域，尤其是为了考证其都城大屯城城址，那就必须研究另外两篇记载同一地区的文献。如果对yetti'LNK'的如此解读是正确的话，那就完全可以把uηul考证为仲云人。

仲云考：法国西域史学精粹

仲云考

哈密屯

我最近发表过一篇主要是阐述语言学和文献学问题的论文^①，文中指出了古于阗突厥语鼻喉音唇化的问题，如用于阗文中的Kāmūl（心）来代替Kηül，用yūrūm（白色的）来取代yurüη。针对这一问题，我曾补充说：“另外，历史上曾有一个民族或部族叫Cimūda（Cimuda或Cumuda），在斯坦因所藏的敦煌千佛洞写本Ch.00269号，伯希和敦煌写本Pt.2741、2790和2031号中，都曾出现过这一名称，它可能代表着umul/ imul的一种唇化的变形，也就是钢和泰藏卷中的Cūnūda一词。这最后一种形式似乎确实是相当于敦煌和土峪沟回鹘语写本中的CWNKWL，也就是uηul的变形字。在汉籍中分别出现过大小众熨部，一般都认为它们都是uηul的对音。在981年王延德的出使记故事中，又把此名记载成一个归附了高昌回鹘的部族名称。Cūnūda一词同样也与仲云部名称很近似，只有尾音-d例外（可能为已经脱落鼻音的结果）。‘仲云’部也叫‘众云’或‘种榅’，在汉籍中是作为居住在敦煌西南，地处通向于阗大道上的一个部族而出现的，他们的聚落位于罗布淖尔（古之蒲昌海）与南山（阿尔金山）之间，可能为月氏部的残余势力。”^②因此，我当时的意思是想证实一下我的假设，即这些不同的名词都可以归纳为uηun、uηul或umul，它们都是指同一个部族。

在仲云问题上，我首先必须说明以下一点：在939—940年间，中国天朝派向于阗宫廷的那位使节（指高居诲——译者）的出使故事，被编入了《五代史记》列传卷74，该使节经过敦煌西南50多公里的阳关之后，“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氏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胡卢碛，汉明帝时征匈奴，屯田于吾卢，盖其地也。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销，乃得水。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匡邺等以诏书慰谕之，皆东向拜。自仲云界西，始涉酧兼（等于“咸”）碛……”^③

仲云国位于距沙州西南不远的戈壁沙漠地区，为了具体确定其疆域，尤其是为了考证其都城大屯城城址，那就必须研究另外两篇记载同一地区的文献。首先是《新唐书》卷43下，第15页的记载，其中谈到了8世纪时从沙州到于阗的路线，而且这也很有可能与《新五代史》中所讲的是同一条路线：“又一路自沙州（治所为敦煌）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脩（为“循”之误）城也。又西八十里到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674—676）更名”。

其次，在敦煌写本中有一地志残卷，即斯坦因所藏千佛洞写本Ch.917号，也就是斯坦因敦煌写本S.367号，翟理斯所编目录中的S.7140号，其时间为886年。文中还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屯城”及其附近地区的其他详细情况，我们尤其是可以于其中读到：“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鄯善质子尉屠耆归，单弱。请天子，国中有伊循城，城肥美，愿遣一将屯田积谷，得依其威重。汉遣司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镇之，即此城是也。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④

通过对上述三条文献的对照比较，我们便可以得知，在939年时，仲云的都城大屯城与七屯城和屯城完全系指同一个地方，七屯城出现在《新唐书》的地志中，而且还是在通向于阗大道中，于敦煌西南所出现的第一个重要城镇；斯坦因S.367号写本又认为屯城位于汉代在公元前77年组建军屯的地方。屯城或七屯城都位于距石城镇以东180里（《新唐书》中所说的80里肯定为180里之误）的地方，石城镇即今之卡克里克。因此，屯城位于米兰的古址，现在已经在那里发掘出了许多古代城市遗迹^⑤。斯坦因S.367号写本和《新唐书》一样，都把大屯城考证成汉之伊脩（应为伊循，参阅《汉书》鄯善传，卷96上）城。然而据E·G·浦立本的考证，“伊循”二字很可能就是托勒密地理书中的ē（δ）-sδūn的对音，而“七屯”则是同一名词晚期的形式^⑥。另外，在“七屯”的问题上，我也想提请大家注意，当汉朝在伊循（或Ⅰ66ηδωⅠ）建立军屯的时候，“屯城”中的“屯”字很可能受Issedon（伊循）城这一地名不完整的拼音之影响，为了将此名补充完整才在“屯”字之前加了一个“七”字，而这种选择是为了加强意义而决定的（参阅“大屯城”中的“大”字），很可能是象征性的。可是，到了晚期，藏文中的这一地名（Rtse-hthon、Rtse-hton、Rtse-mton、Se-to觡）则更近似于汉语的“七屯”，而不是Issedon（参阅F·W·托玛斯：《有关中国新疆的藏文资料汇集》，第2卷，第36~37页，第166~164页）。

在“七屯”问题上，我还想指出另外一点。柏林收藏有土峪沟出土的一卷回鹘语写本残卷，其时间很可能是9—10世纪的^⑦，其中有一句术语，YYTY'L'（=N）K'CWNKWLYPY///，即“yettilk/l（）ηCuui bi……”，可能应译成“七屯城仲云人”。其中有一个我们所不理解的术语'L'K或'LNK'，肯定应读作al（a）ηa。它不禁又使我们想起了古突厥语alaη（意指平地、林中空地、开阔的地方，江河环绕的高地）。在引入波斯文之后，则具有“工事、据点、兵营、围城的士兵”等意义，它与汉语中的“屯、耕地、军屯田”^⑧等意义颇为近似。根据需要，'LNK'既可能是alaη的与格词，也可能是al（a）η（k）a^⑨，可以理解为：“……在七屯，他的仲云人……”如果对yetti'LNK'的如此解读是正确的话，那就完全可以把uηul考证为仲云人。楼兰（Kroraina）和鄯善（rcan）王国的古都，在公元前77年时的正式名称叫作“扜”城或“驩泥”城（Kuhani/Khvani），其意就为“都城”，位于罗布淖尔湖的西北。到了公元5—6世纪时，其都城又移至伊循，即今之米兰^⑩。在7世纪时，一位粟特首领在今之卡克里克城的遗址重建了这座城池，在伊循以西180里（即75公里）的地方，复兴后的城市就叫鄯善城或石城镇。它成为该地区的中枢城市，肯定还是都城。这就是斯坦因敦煌写本S.367号中所描述的形势。该写本抄写于886年。写本中认为石城镇以鄯善大城而著称，由此可见屯城（即伊循）应叫小鄯善。另外，大小鄯善则应分别相当于大小罗布淖尔，即在米兰发现的许多藏文文献中所提到的Nob ched-po和No-chu觡u，而且这批写本又把米兰（伊循）考证成了小罗布淖尔。但是，我认为这种从仲云地区中，又区别出大小鄯善或大小罗布淖尔的特点，似乎完全可以与“众熨”或“仲云”的两种写法相比较：981年归附高昌回鹘（见上文）的部族是大仲云，他们居住在大鄯善地区（今之卡克里克）；小仲云则起源于小鄯善（今之米兰地区）。另外，我仍然坚持认为，《世界境域志》中有关吐蕃的一章（见V·米诺尔斯基译本，第93页，第8条目），也明显是指大小鄯善或罗布淖尔的。米诺尔斯基译本中提到大小Jrmngān两城：“它们都位于沙漠大碛之边缘，这一地区并不舒适宜人，物产也并不富饶。其居民均以狩猎谋生。”其中的Jrmngān，可能为Jwngwn之误，即Jūηun或uηūn，这可能就是阿拉伯文中“仲云”二字的对音。

事实上，罗布淖尔地区肯定是由三座，甚至是四座主要城市组成的。在米兰（古伊循）发现的许多藏文文献，就足可以证明这一论断。另外，钢和泰所收藏的那卷925年的写本中的于阗游记，也具体解释了罗布淖尔地区三座城池的名称，并且在正文的行间又指出这几个城市“位于Ysabada Parrūm（即今之鄯善）；恰之位于Raurata（楼兰城，很可能就是今之鄯善）之前”；“有三座城市分别叫作nākchitt-pū（大罗布淖尔），nōhachūmū（小罗布淖尔）、dūrtci（Klu-rce）”。经过了大罗布淖尔（卡克里克）和小罗布淖尔（米兰）之后，第三座城市dūrtci（Klu-rce）可能应考证为弩支或新城。此城是由康居（粟特）首领康艳典修筑的，在卡克里克之西200里，即80公里之处，位于今之巴什仕里的城址。

至于罗布淖尔的第四座城市，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且末，用晚期的和阗文则写作Ysabada parrūm，即在今鄯善的遗址上，它可能是本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分析，同其他城市比起来，此城则具有某种独立性。因为它在罗布淖尔地区西部很遥远的地方，离最近的一座城市也有200多公里之远。事实上，且末地区在西汉时代是独立的，后来在公元1—4世纪时则属于鄯善，但它在开始时，多少也有点离心的表现；而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则表现得非常明显化了。然而，鄯善一名最早是JrJn或rn的汉语对音，至少在某一阶段，它是指且末地区，这就证实了当时的传统做法，即把叫作rn的且末和鄯善（即jrjn或rn）说成是同一个地方，鄯善是楼兰（Krōrān，罗布淖尔地区）的另一个名字。或者反之，我们把后者说成是前者。在这方面，大家也不要忽略rn与Calmadāna在语音方面的某种相似性，后者是3世纪时佉卢文文书中对今鄯善地区的称呼。在7世纪玄奘的著作中，折摩驮那的对音中仍使用这一拼写法。因为实际上只要把Calmadāna的第2个音节删去，把齿音腭化（或者被开始的声母所吃掉），那就先会变成calmdan或Carmdjan，最后就会成为Car-Can。无论Calmadōna在罗布淖尔地区的某种古代口语中是否是指rn，但肯定它在汉代是汉语中“且末”的对音字，也是10世纪和田文中的Ysabada的对音。另外，汉语中的“且末”或于阗文中的Ysabada在汉语中有时还称之为“炎摩多”，或者是于阗文中的Zmbata，这是我在敦煌写本中的992年的一封公函中发现的。其中提到了几位“众云”（uηun）和“炎摩多”（Zmbata=Ysabad）的将军，并且说这些将军们准备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可能是指反击于阗的敌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完全有理由据此而认为，到了10世纪末，仲云小邦既包括大屯城（米兰）附近的罗布淖尔地区，同时也包括石城镇（卡克里克）和炎摩多地区（Zmbata=Ysabad），甚至还包括鄯善（rcn）地区，它们之间是互相独立的，至少互相之间是有区别的，但同时又是紧密相联系的。

在11世纪时，《宋会要辑稿》（蕃夷，第4卷，第19页）在一篇1083年的游记中，又提到了“种榅”或“仲云”，在从拂林（Rūm）到中国的沿途：“至旧于阗，次至约昌城，乃于阗界，次东至黄头回纥，又东至达靼，次至种榅，又至董毡所居，次至林擒城，又东至唐……”其中的董毡是指库库诺尔（青海湖）地区的国王。因此，这里是沿着通常从于阗到种榅（米兰）的道路而行进的，随后又转向东南，翻山越岭，最后沿着柴达木盆地而到达了由董毡所统治的地盘。然而，因为当时已经伊斯兰教化的于阗边界位于约昌城（可能为今之尼雅），所以是在还没有到达鄯善的地方，而喀什噶里却似乎认为其边界正在鄯善；“黄头迥纥”的地盘应该是靠东边一点，大概紧傍今安得悦城；鞑靼人还在更偏东一些的地方，在鄯善附近；种榅的疆域一直向东延伸，从今巴什仕里附近一直到达卡克里克和米兰地区。

黄头回纥明显应被考证成黄回纥（Sarir Uyrur）。马扎尔·穆罕默德在《拉什德史集》中认为，在14世纪时，黄回纥人还仍然居住在原来的地方。我们在该书的爱莲斯和罗斯的版本（1895年伦敦版）第52页中读到，在公元1377年左右，“……黑的尔和卓汗……被迫跑到……于阗山上。然后又怕被发现，从这个地方到了黄头回纥人地区朱里章（Jur an,即rn）和Lob Katak地区”。在同一部著作的第348页中，作者又指出，1516年左右，“在于阗和契丹之间有一个不信伊斯兰教的民族叫黄头回纥。赛义德汗（Said khán）就依靠这些人进行圣战……这些被派去反击黄头回纥的埃米尔，在于阗和契丹之间的平原地区度过了两个月之后，就满载掠夺物返回到了安全地带，但没有见到或听到关于不信圣教者的任何消息”。另外，据《明史》卷330记载，黄头回纥或黄头回鹘至少从元末最后几十年间（约为135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16世纪初叶，始终在安定县境内休养生息。安定位于甘州西南1500里的地方，其疆域共有近千里之辽阔。大到相当于东从柴达木盆地起，西至卡克里克（鄯善）的地方。至于11世纪时，在于阗东部边界出现的不信圣教的黄头回鹘人，我认为他们很可能是一个操突厥语的佛教部族。由于伊斯兰教徒从疏勒向于阗推进时，把他们从塔里木盆地驱逐出来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面对伊斯兰教徒们逐渐向东扩张的趋势，这些被称为黄回纥的佛教徒们，也不断向东北朝着中原地区靠拢，最后于12或13世纪而到达了他们现在占据的地盘，即中国甘肃的肃州和甘州之间的大道上。

现在我们已经阐述清楚，仲云/种榅（uηun）至少在10—11世纪间居住在罗布淖尔与南山或阿尔金山山脉之间，位于从沙州（敦煌）到于阗之间的大道上，其都城是屯城（大屯城、七屯城），过去称之为伊循或Issedon，即今米兰城址。另外，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汉语中的仲云/种榅可能是以藏语形式为基础的，相当于古突厥语中的uηul，在一卷土峪沟回鹘语写本和两卷敦煌回鹘语写本中，该词似乎也是指同一地区。然而，正如我在本论文的开始就指出的那样，敦煌于阗文写本同样也提供了有关这一民族的许多不同细节，它们都与uηul相近似。

作为于阗文中有关“仲云”的例证，我可以首先指出Cūnūda，这是在由钢和泰所收藏的一卷敦煌于阗文写本中的写法。事实上，在这卷925年的写本中，列举了回鹘联盟部落中的多罗斯（tolis）和达头（Tardus）部。在该文献的结尾部分，即第31行中又提到3个部族的名称：Sādimiya（Solmi，唆里迷）、Ttrük、Bayarkāta（拔野古突厥）、Cūnūda（仲云）。然而，由于此处的Cūnūda一名在敦煌于阗文写本中仅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一长串用和阗文转写的回鹘部族名称中的最后一个，所以我们尚疑虑不定，与其说这一名词是突厥文的于阗文对音，还不如说是于阗文中固有的一个名词。

事实上，通常所使用的于阗文中的uηul（仲云）共有3种书写形式：Cimūda、Cimuda、Cumuda，它们分别于4卷敦煌于阗文写本中出现。我在《10世纪时和阗突厥语中不稳定的鼻音》（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第40卷，第3期，第520页）中指出，从回鹘语的uηul过渡到和阗语中的umul或imul的原因是：突厥于阗文中的喉鼻音具有唇化的倾向。无论如何，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有关的于阗文写本文献，那就会令人不容置疑地发现，在10世纪时，-imūda、imuda或umuda也是沙州（敦煌）西南一个地区的名字，位于通向于阗的大道上，从各种迹象来看，它与我们上文所阐述的仲云/种榅（uηun）是一致的。

然而，在研究有关Cimuda/Cumuda的段落之前，我还必须指出，这四卷有关的写本都是阐述同一类事件的，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其中所记载的事实中得到证实，尤其还可以从这几卷写本中同时出现的几个人名中看出。另外，其中至少有一个人名，即Pad-Tsā也出现在伯希和敦煌写本P.2028号中，其时间为于阗天兴（Thyinahina）九年，而且还是一个马年，这样推算起来便是994年。如此看来，我们就可以提出以下设想：上述事件也都是发生在这一年前后的。此外，这样确定的时间似乎在伯希和写本P.2958号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证实，这卷写本中也写有几个在上述那组写本中就已经出现的人名。这卷写本中的第4篇文献（第149~181行）是一篇译文，其内容是甘州回鹘可汗致于阗宫廷的一封信。文献中也确实记载得明明白白（第105行）：自从前于阗王金可汗退职或卒殁及前甘州可汗薨逝以后，“我们两国的关系断绝以来，现今已是第10个年头了”；另外（第167行），“在今之蛇年，我派遣了（赴于阗的使团）”。然而，天兴八年（即993年）不仅是一个蛇年，而且也是前一个于阗国号结束之后的第8年或第9年。因此，为了证实993年这一蛇年，也是于阗和甘州中断关系的第10年，只要考证清楚金可汗是于985年退出政界或薨逝就可以了，金可汗可能是尉迟达摩（Viósa-Darma，978—985年？），该可汗在他退职和去世的前一年，疏忽了向甘州派遣使节。

然而，如果伯希和敦煌写本P.2958号确实是993年之作的话，那么记载有Cimuda/Camuda的那4卷写本就应该是在此之前三四年间写成的。在这卷伯希和写本中，确实也提到，于阗国赴天朝的使节是一个叫作Cupastaka的人，尤其是由一批Drrūttīrai（Dro-tir）和Gūmattīraī（Gum-tir）人中的弘法大师们所率领，他们已登上回归于阗的路上。而在斯坦因Ch.00269号写本，特别是在伯希和写本P.2741号中，仅仅记载了赴天朝的使节正在途中，由于甘州的动乱而受阻于沙州。事实上，也有可能是这些赴天朝的于阗使节们出发的时间，是伯希和写本P.2897号，第39行中所记载的虎年：“虎年，Ttāmjair月三日”，其中在第42行中又提到了Ahacī（可能为突厥文中的Arici，即“司库”），在记载有Cimuda/Cumuda一名的有关赴天朝使节的4卷写本中，有3卷都提到了这一人名。在这方面，有一点是格外令人注意的，即991年曾有一个沙州佛教徒代表团来到了天朝宫廷，《宋会要辑稿》（第198卷，蕃夷5，第2页）中也有记载：“淳化二年，沙州僧惠崇等4人以贡良玉、舍利来献，并赐紫方袍，馆于太平兴国寺。”事实上，这是西北边陲、沙州和甘州在11~12年期间派向宋朝宫廷的唯一使团。相反，983或984年到995年之间，甘州同辽廷还维持着部分的关系。

有关那几卷写有Cimuda/Cumuda的写本时间问题，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那4卷有关Cimuda/Cumuda的写本中提到了一些人名，这些人名在那组18卷写本中也曾有所记载。我在后18卷写本中又发现了一些时间，即Ch.00272号写本第63行中所提到了天兴十四年（猪年，即999年），Ch.00269号写本开头部分所提到的牛年（可能为989年），某一年号的第7年（如果为天兴年号的话，则为992年）。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几卷有关Cimuda/Cumuda的和阗文写本吧，其中最为详尽的文献肯定是伯希和敦煌写本P.2741号，它已由H.W.贝利于1949年发表在《大亚细亚杂志》第1期，第28~ 52页中了。这卷写本的内容是呈奏于阗王廷的表章，是某一年由沙州的一位特使Pad-Tsā修本。在此前一年的十月左右，于阗王廷诏令此人出使甘州，其使命是与甘州当局洽谈，以允许天朝和于阗各使团，得以自由穿越从于阗到天朝之间道路的问题。该特使于十一月左右登程，沿着沙州大道前进，经过了Cimuda/Cumuda地区：“在长达10天的时间内，我们在Cimuda人中行进，必须要准备一份赠送Cumuda人中最大国家人例礼，所有这一切都必不可少。”在他们一行到达沙州的时候，Pad-tsā得到了司空vām

i（疑为张尚书）的训令，并且获悉在甘州可汗薨逝之后，出现了混乱动荡的局面。他们于Skarhvāra月（于阗的一个月，相当于汉历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大致相当于阳历十二月十一日）离开沙州向甘州前进，并于17天之后，即Rrāhaja月（汉历中的十二月，即阳历元月前后）十五日到达甘州。第3天，Pad-tsā受到了新可汗的召对，但没有成功地谋求可汗允许天朝和于阗自由过境的承诺，在三月（Kaja，汉历二月）初，7位于迦，包括斛嗢素于迦和巴尔斯于迦，7位梅录一起离却而去，以依靠玉门沙州人而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小邦。到了于阗历4月（Hamārrimja，汉历的三月）末，来自沙州的一支大军进入了甘州，其中还有一支由两千仲云人和二百鞑靼人组成的部队随军行动。毗迦可汗惨遭屠殄。这支军队一直长驱直入，直达amdam（可能为删丹，位于甘州以东110里的地方），但由于不敢冒险与突厥人决战而回师。“仲云人被激怒了，他们厉声质问：‘回鹘人和汉人率领我们的人马行军一月有余，驰骋在这块土地上，却没有到达最后目的地就班师而归，这究竟是用意何在呢？’”在沙州人占领城池期间，拔野古突厥的部队到达了，斛嗢素于迦和其他人都遇难被杀害。贝加拉克·阿蒂摩于迦（BegarakaAttimg）和阿雅维赫于迦（Ayavirg）以及司库和其他梅录都率领沙州的人马扬长而去了。Pad-tsā收到了沙州的一封来函，函告他共有7位由重兵护送的王子及其使节已经到达这座城市。他立即派遣Haryāsaka和10位突厥显官达贵前往请示当局，询问是否允许这些王子和使节们过境。在与汉使Sūmām-ū（可能为宋尚书）会晤时，Pad-tsā告诉他，Dittu（可能为灵州）仆射等3位天朝的重要使节附于阗使节来到了沙州，总共有11个人，随身携带有600斤玉，作为敬赠天朝宫廷的礼物。天朝使节收到了沙州Ttykhi（可能为张大卿）的一封信；他后来在党项羌使节的陪同下逃到了突厥人之中。Pad-tsā及其亲信们在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内被困在城内，这座城池已由龙家人所占领，并由回鹘人所围困。可汗当时还是一位幼童（Ch.60269号写本第63行中说是“太子狄银”），毫无权势。在一个深夜，回鹘人哈里克于迦（ariq,g）毗迦相温（BilgSaηun）和其他人从黑山地区前来，涌进了城市。Pada-tsa及其拥护者们被护送到了沙州，他们在于阗历八月（Ttumjara，汉历七月）初终于抵达了沙州。Gūlai和Samgalakā命令pad-tsā，只要天朝使节尚未起程还朝，他就必须留在沙州。

Ch.00269号写本第24~120行的文献已由H.W.贝利在《七王子传》中发表，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12卷，1948年，第616~624页。这卷写本是致于阗王廷的一道表疏的草稿，它与上文所提到的伯希和P.2741号写本基本是同时代的，即八月间于沙州写成。第一道表章要比第二道要长得多，是由两位原籍为甘州的使节ChikGūlai和DūmSamgalakā所撰稿，于阗王廷曾命令他们护送七王子一直到达甘州。其中主要有Gūmattiral的王子（rrispūr）和大师（hivi），eye的Stam王子，Yinak（可能应为Pinaka）王子vakalai，Drrvāttira大师以及一批回鹘人。这道表章的第一部分是阐述有关于阗与甘州之间的旅行家们的不幸遭遇的，最后一部分主要是报告新近传到沙州的有关甘州附近地区的混乱局面消息的，这次动乱的具体细节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伯希和写本P.2741号中所记载的情节，动乱的结果是使诸王子无法继续赶路了。由Gūlai和Samgalak护送的这一帮人的确是在三月间启程的，并在于阗历hamrrimji月（汉历的八月）二十八日到达沙州，即阳历四月末或五月初的一天（参阅伯希和写本P.2790号敦煌写本，第24行）。他们路过了RadānahStah和Ysbdaparrum（鄯善）。沿途，他们受到了仲云人的敲诈和勒索，被诈取了许多钱财、礼品、服装和驮兽等。“当我们经过Stah之后，又从那里到达了沙州。他们十分害怕仲云人……从鄯善一直到达沙州，所有的人都步行”。当他们到达沙州之后，发现军队已经开到甘州去了。到了六月左右，军队又护送逃难的回鹘人而从甘州返回，这些逃难的回鹘人中包括巴蔼喇克·阿特摩于迦（BagarakAttemg）、（阿雅）瓦伊赫于迦[（Aya-）Vairoga]等、密录（梅禄）、汉族都督、萨哈依赫·萨赫·阿哈希（SaraihChāra Ahaci）等人。后者可能杀死了甘州可汗，并且立太子狄银取而代之。当地各部族都指责他们是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祸首。甘州诸部族分裂成了3个互相对立的集团：多罗斯、突厥拔野古、Hāttbara和I En u，他们都居住在Yipkin-ta和Bedrūka，回鹘人居住在黑山；龙家人与Cah,Spata,ulya人居住在城市中。在这支军队进入沙州的7~8天之后，于阗的两位使节Gūlai和Samgaldkā派人询问沙州节度使（实际上是沙州的国主），以及回鹘首领Bagaraka，他们是否派遣1~2个人赴甘州搜集情报，以最终设法让王子们通过这一地区。沙州当局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巴噶喇克·阿特摩于迦请来了DūmSamgalakā以向其陈述让甘州诸王子从甘州过境的困难：“斛嗢素于迦完成了于阗王家的旨意，他和Ttattaya于迦一起死去了；人们在山上到处寻找哈里克于迦；司库已经到达了沙州。当时的可汗尚为幼童，在城内尚未建立其绝对权威。在城市之外，到处都笼罩着一片对回鹘人的恐惧心情。回鹘人刚刚在一些新地方定居，不允许别人去进行调查。这些佛教大师和王太子们无法通过那里，否则他们就要被回鹘人和仲云人杀掉或变成他们的奴隶。”于阗的使节们突然间发现了一条新通道。但是，他们所有的钱财都被仲云人和沙州人敲诈勒索殆尽，不能再继续向天朝方向行进了。

Ch.00269号写本中的第2道表章非常短（第108~120行）。它是由7王子致于阗王廷的，其目的是报告他们在沙州的困难处境，以及继续向天朝方向前进时所遇到的严重障碍。“尽管我们已经致信于Capastaka了，但还没有送到甘州。我们所有牲畜都死亡了，衣衫也都丢失得所剩无几，甚至没有任何钱饷了……当我们到达朔方（天朝的边陲）时，我们既没有赠礼，也没有呈奏皇帝的公函了”。

伯希和写本P.2790号已由H.W.贝利于1964年翻译发表在《大亚细亚杂志》第11卷，第1~17页中。这是由一位不知名的使节呈奏于阗王廷的，此人很可能就是Gūlaī。他于Hamārrimji月（汉历四月末或五月初）二十八日来到了沙州。使者在奏章中首先介绍了沙州当局对来自于阗的一个回鹘使团的刁难，这个回鹘使团肯定是附呈表人而来的。沙州当局坚持要把他们与于阗人隔离开来，并且扣留了他们的财产。于阗的使节向某一位SahKauvdin吹嘘说，当在沙州和甘州之间发生动乱时，这批回鹘人正在于阗逗留；虽然有关这些动乱的消息是由沙州大王发出来的，但也传到了于阗，这丝毫没有阻止回鹘人的出发。在于阗使节Samgalak和回鹘Tontotoq（可能为董都督）和SahKantidin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在他们到达后的第4天，于阗使节被司空所召对。他当时本来非常不乐意接见回鹘人，但当于阗王廷的一个新使节到来时，司空又同意会见回鹘人了。其他一些某州回鹘人也来到了沙州，同样也受到了司空的召对。于阗历Simjsīmji月（汉历四月）十六日，即到了五月中旬，于阗使节们派Mamjirūa和Samgalakā将这批回鹘人遣回了沙州。在于阗历hamdyaji月（汉历五月）初，即在阳历六月初，他们受命向甘州可汗递交一封信，这封信由尼雅的YūnTcū-lyehsā从于阗宫廷带来的。在这一使团出发赴甘州之前，于阗的使节同甘州的第2位使节TliTtimgadi都督举行了会谈，以提醒他注意：既然那些已经到达于阗的甘州使节，在于阗王廷的照顾下，平安无恙地到达了沙州，那就必须使这些使节迅速到达甘州，以使于阗的代表不致被迫长期在沙州耽搁。至于那些已经到达甘州，但当地不肯放行的汉人，甘州使节向于阗使节们指出：“他们（可能指沙州人）既不肯放行我们的人，也不允许回鹘人继续前进。”于阗使节同南山（Nam-an，可能是指仲云人地区）的Sapattara Bvauda（Sapatar/-Captar Bol）oga举行了会晤。沙州共有5位于迦，率领100多名南山人，他们肯定住在沙州以南的南山。在于阗历Simjsimji月（阴历四月）的二十五日，即约为阳历五月末，于阗使节们（可能为赴于阗）又派出了使者。根据已收到的成命，一般都认为回鹘人Ahacī（Araci?）离开沙州前往甘州。但是，最后是回鹘人Ton totoq等人向那里派去了DūmTatmiigi。在甘州，Gara人和仲云人一样众多。在Simzsimji月十七日（接近五月中旬），于阗赴沙州的使节向那边（于阗或甘州）派遣了TsinTcutc。

根据以上所述有关Cimuda/Cumuda人的三卷和阗文写本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Cimuda/Cumuda是沙州西南通向于阗大道中的一个“大国”，需要10天的行程方能穿越（参阅伯希和敦煌写本P.2741号，第3~5行），即占从沙州到于阗全部行程近1/3的时间。伯希和敦煌写本P.2741号，第52~54页记载说，回鹘人和（沙州）汉人让仲云人长途跋涉一月之余才到达甘州近郊，这就可以使人想到，这些人是从沙州以西很远的地方出发的。因为一般来说，从沙州到甘州仅仅需要15~20天的行程。另外，据Ch.00269号写本，第33~34行记载，似乎是从斯塔赫（Stuha）到鄯善（Ysbadparrūm，rn），一直到沙州，沿途的游客都十分害怕仲云人。至于在沙州和甘州边缘地区存在有许多仲云人一事（参阅伯希和写本P.2790号，第121行，斯坦因写本Ch.00269号，第96~98行），其原因明显是由于他们参加了沙州袭击甘州的军事行动之结果。因此，仅仅根据其中所记载的文献，我们就可以肯定，Cimuda/Cumuda人的家园在沙州以西的某一地区，位于通向于阗的大道上，在南山和罗布淖尔湖之间，很明显，它完全是指“仲云/种榅”的。

有关uηul一地的形势，我们在上文已经阐述清楚，lk/al（a）ηa的uηul人可能是指七屯城的仲云人，他们住在今米兰一带。在两卷敦煌回鹘文写本中，同样也两次记载了uηul人，其具体背景很不清楚，但与uηul一地肯定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此地距沙州西南有数日之行程。在伯希和第5号回鹘文写本中，有一封沙州收到的信件的残卷，信中确实是这样记载的：“我平安无事地到达了边界，不要为我操心挂虑。在uηul人中，一切都很好（即在uηul人中，各种消息都很好）。”因此，从沙州出发之后，可能就在共同边界地区找到了uηul人的国家。另外，在伯希和藏文写本Pt.127号背面所粘贴的一封信中，具体阐述说：“我们在新的一个月份中将从uηul到达了这里的甘州。”我们可以由此而看出，从uηul到甘州并不需要一月之余，途中肯定要经过沙州，这封信就是在沙州发现的。我们通过其他敦煌写本（参阅伯希和敦煌写本P.2741号，第14~16行）而获悉，从沙州到甘州的旅行一般都需要半月稍多一点的时间。因此，从一切迹象来看，uηul与Cimuda/Cumuda和仲云/种榅系指同一地区。

然而，在真正把Cimuda/Cumuda考证成uηul之前，还需要克服最后一道障碍。一方面，H.W.贝利确实曾建议把Cimūda、Cimuda或Cumuda考证成一个人名Cimola，在尼雅发掘出来的佉卢文文献中曾两次出现这一名字；另一方面，他又将这一组名词考证成喀什噶里辞典中出现的突厥部族umul。然而，仅仅根据Cimuda一词和3世纪的一篇文献中出现的Cimola一人之名的相似性，尚完全不能证实这二者本为一体，因为这两种文献之间相隔的时间已有6世纪之久了。至于umul一词，这是一个部落名称，即11世纪时的一个突厥部族名称，原突厥文为JwMwL或JwMaL，转写出来即umul/ omul、umul/ omul或umal/ oma/，umalomal。喀什噶里辞典中确实是出现过这一名词。在他的地图上，把JML地区置于YMAR（鄂毕河）左岸相当靠北的地方，即位于umuda直线距离有1500公里的地方，在10世纪中，u-muda人居住在罗布淖尔湖东南。另外，在7世纪时的汉文史料中，在玛纳斯河流域有一个突厥部族叫“处密”，玛纳斯河位于? umuda地区西北直线距离800公里左右的地方。“处密”即为omil、omil、imil等词的对音，很可能应该把它考证为喀什噶里辞典中的部族名称JwMwL和JwMaL。另外，9—10世纪时，在一部波斯文地理书《世界境域志》有关九姓乌古斯的一章中，也提到了天山以北的一座城市，叫作JML-Kath或JMLY-Kath。在925年的那卷钢和泰卷子的于阗文路线图中，这同一个城市则位于乌鲁木齐之西，又写作Camaida badaik或amil-baliq。最后，上文所引用的一卷吐峪沟回鹘文残卷中，在以下一段文献中也提到amil，翻译出来大概就是：“一直到……十姓回鹘和九姓乌古斯……七，LNK'（uηul）的uηul，amil人和山上的居民住得很近（很敌对？）……”因此，这一名词在汉籍中最古老的形式和最为正确的形式是“处密”（omil），也可能为imil，和阗文和回鹘文的形式则是amil，而在喀什噶里的著作中，Comul和Comal是次要的和晚期的形式了。事实上，这些形式中的元音体系明显与和阗文中这一部族各种书写形式（imuda/ imuda/ umuda）的元音体系都有所不同。无论如何，我们也可能设想天山以北这个突厥部族的和阗文名称了amaida（amil），这一点完全如同钢和泰藏卷所正实的那样。在这样的背景下，无疑应该放弃把罗布淖尔以南的omul考证为天山以北的amil/ amil/ omil/ omul的做法，尤其是因为这两个部族的居住区直线距离就有800多公里之遥，而且还有高山峻岭和难以穿越的沙漠大碛相隔。总而言之，我最早的假设现在似乎已得到了加强，即和阗文中的umuda是突厥回鹘语uηul的一种唇化后的形式，这两个名词以及汉语中的“仲云/种榅”是指同一部族和同一个地区的。

注释：

①这里系指笔者近作：《论10世纪于阗突厥语中不稳定的鼻音》，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40卷，第3期（1977年），第508—521页。

②同上书，第520页。

③这一出使故事已由雷慕沙在《于阗城史》中译出，于1820年在巴黎出版，见榎一雄：《抒泥城和楼兰遗址》，载《乌拉尔—阿尔泰年鉴》，1961年，第33卷，第60页。12世纪时程大昌所著《衍繁露》的第1卷中也对此有所触及，这一切明显都是同一故事的不同说法，而且还是摘录。但它们所记载的并不是大屯城，而是楼兰城。榎一雄也认为楼兰城和大屯城同为一地，即今之米兰。然而，我们也可以设想，该出使故事中的这段原文，可能是在作者经过大屯城一站后，立即写成的，即在楼兰城（今之卡克里克）所撰稿，在《五代史记》的简本中被删去了；而在程大昌的著作中，该报告的第一阶段行程，即从沙州到大屯城一段，只用一句话作了概括，然后就直接跳跃到了行程中有关的另一段。无论如何，正如榎一雄所指出的那样，楼兰城肯定相当于Raurata Kamtha，或者是Kroraine，在钢和泰所藏卷子中的于阗文路线中，该域的西部是YsabadParrūm（即Crcn，鄯善），东部是Sucan（寿昌）。然而，在未获得相反的证据之前，合乎情理的作法应该是把这个“楼兰城”考证成“小鄯善”，即今之米兰，而不是“大鄯善”，即今之卡克里克（有关这些地名，见下文）。尤其是因为《新唐书》的地理志（见下文）和斯坦因敦煌写本S.367号中都指出，石城镇（即今之卡克里克）是汉朝之楼兰王国（可能是指楼兰王国的一座主要城市）。

④见斯坦因S.367号写本，已由羽田亨先生发表，载《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羽田博士遗作集），1957年京都版，上卷，第587—588页中，池田温也曾发表过，载《沙洲图经略考》，本书为《榎一雄博士花甲纪念》专辑，作为《东洋史论丛》而于1975年出版，见第92页。也请参阅伯希和在《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中的部分译文，载《亚细亚学报》，

1916年，第117页和第120—122页。也请大家参阅斯坦因的考证，见《西域图记》327页。

⑤参阅A.斯坦因：《西域图记》，1921年牛津大学版，第320—322页，第451—588页。

⑥参阅E.G.浦立本于《大亚细亚杂志》（《泰东学报》）第9卷，第127页发表的文章，以“M”开头的中世纪汉语是根据浦立本的办法而转写的，见《古代汉语辅音拼写法》，第1—2卷，载《大亚细亚杂志》第9卷

（1962—1963年），第58—144页，第206—265页；而以“K”开头的汉语则是按照高本汉《古汉语》中的办法而转写，见《汉语语法研究》，1957年斯德哥尔摩版。

⑦这里是指P.齐姆所引用的TIIT563=U184号写本，见1975年柏林出版的《柏林所藏吐鲁番文献》第5卷中发表的《摩尼教突厥文献集》（第67页注665），我认为其字体与9—10世纪时敦煌回鹘语写本完全一样。

⑧有关古突厥语alaη一词，请参阅G.克劳森：《13世纪前突厥语辞源学辞典》，1972年牛津大学版，第147页；G.德费尔：《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因素》，第2卷，1965年威斯巴登版，第129页。

⑨严格地来说，我们同样还可以考虑这样一种假设：'L'K'可能是一个未曾出现过的词llig（50）或llg-（k）?的格词。那么，我们就可以把yettillg-k理解为“57个仲云人”。

⑩有关楼兰或鄯善各个不同时代的都城问题，请参阅榎一雄：《扜泥城和楼兰遗址》，载《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33卷，第52—56页。为了把楼兰古都Kuhani/Khvani复原为中文。该书（第54页）作者认为，《汉书》中的“扜泥”比《魏书》和《北史》等著作中的“扜泥”要好一些。然而，据浦立本于《大亚细亚杂志》第9卷，第89页的分析，“扜泥”比“杆泥”与Kuhani/Khvani的对音更为相近，但“杆泥”的读音则更为接近于《后汉书》中的“驩泥”。(www.xing528.com)

参阅A.斯坦因：《西域图记》第322页，第468—469页。我们完全应该把仲云（Cuηun，Cuηul）同藏文名词Nob Chu觡u（小罗布淖尔）作以比较，而且还应该同仲云的都城大屯城作以比较。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提请大家注意，中国天朝于939年派出的使节，曾把仲云称为“小月氏”的残余势力。有关本世纪初，还在一地区栖身居住的婼羌和其他小部族的情况，请参阅Ed.沙畹：《〈魏略·西戎传〉笺注》。载1905年《通报》第6卷，第526—528页。在6世纪时，这些小部族都附属于吐谷浑（参阅《西域图记》第323页）。后来到了7世纪时，于石城镇（卡克里克）、新城（弩支城）、萨毗镇（在卡克里克东南200里之远处）等地建立了康居（粟特）人的聚落。我们可以认为，从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起，伊循地区被一种主要是讲藏语的部族所盘踞，到了9世纪末，原来回鹘领土中的一些操突厥语的部族又迁徙而来。我们至少从斯坦因的考古发掘物中，可以窥见其一斑（参阅《西域图记》第348—349页，第459页以下）。

参阅F.W.托玛斯：《有关中国新疆的藏文资料汇集》，1951年伦敦版，第2卷，第135—138页和第146页；A.斯坦因：《西域图记》，第469—470页。

参阅H.W.贝利：《钢和泰藏卷考释》，载《大亚细亚杂志社》，1951年，第2期，第11页：《于阗文文献》第2卷，1969年剑桥大学第2版，第75页。

有关新城的具体地理位置，请参阅A.斯坦因：《西域图记》第306页。F.W.托玛斯在《有关中国新疆的藏文资料汇集》第2卷，第138页和第156页中发表的有关米兰的藏文文献，其中谈到了Klu-rce的问题。在把Klu-rce考证成“弩支”时，我们必须注意到，L与N交替使用的现象，在罗布淖尔的名字中就已经出现了，如果Nob/Lob确实是把同一地名的话（参阅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载《亚细亚学报》，1916年，第119页），那么“弩支”也就是粟特文中的“新城”（Nōc-Kθ，参阅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209页）。

参阅沙畹：《〈魏略·西戎传〉笺注》，载《通报》，1905年，第535—537页；A.斯坦因：《西域图记》第295—300页和第330页。在1—4世纪期间，鄯善王国的疆土东从蒲昌海起，西至尼雅河流域。此地大约在公元130—230年间由贵霜帝国所统治，而在263—330年间则处于汉趄的管辖之下。参阅J.布拉夫：《鄯善300年考》，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第28卷，1965年，第582—612页。

有关鄯善与Jrjn或Crcn的对音问题，请参阅笔者旧作：《钢和泰藏卷杂考》，见《通报》第46卷，1958年，第121页；E.G.浦立本于《大亚细亚杂志》第9卷，第109页发表的文章。

米兰出土的木简可能为8—9世纪的作品，我们发现其中就已经用藏文提到了Cer-cen，同时也提到了Tshal-byiCar-chen（参阅F.W.托玛斯《有关中国新疆的藏文资料汇集》第2卷，第121页和132页）。Tshal-byi即萨毗城，于7世纪由粟特人所营建，位于卡克里克东南200公里山区的一个湖畔，在通向吐蕃或柴达木盆地的交通要道上（参阅伯希和于1916年在《亚细亚学报》第122页所发表的解释；F.W.托玛斯于《有关中国新疆的藏文资料汇集》第1卷，第59—60页，第82页，其中Pha-san可能要考订成“播仙”；第2卷，第119—125页；J.哈密顿：《钢和泰藏卷考释》，见《通报》第46卷，第153页）。然而，正如F.W.托玛斯在《有关中国新疆的藏文资料汇集》第3卷，第47—48页中所指出的那样，藏文中的Tshal-byiCar-chen完全相当于汉文中的萨毗播仙。这就是《新唐书》第110卷中，在记载8世纪中叶的事件时，所提到的一个地名。沙畹在《西突厥史料》第127页和356页中引用了这一文献（也请参阅伯希和于1916年在《亚细亚学报》第122页注②中的解释）。因此，Car-chen与“播仙”（即且末、Crcn）的一致性似乎是肯定的。最后，在11世纪时，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第1卷，第436页（B.阿塔赖版本，1939—1943年安卡拉版）引证了Crcn一名，并解释说这是“通向中国大道中的伊斯兰世界的边界”；在13世纪时，马可·波罗也提到了Ciarcian。有关马可·波罗的记载、晚期汉文和阿拉伯文中转写字的例证问题，请参阅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261—262页。

有关Calmadāna的问题，请参阅《西域图记》第296—297页；J.布拉夫：《鄯善300年考》，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第28卷，1965年，第592页。

有关这种对音关系，请参阅J.哈密顿：《钢和泰藏卷考释》，载《通报》，1958年第46卷，第121页；E.G.浦立本于《大亚细亚杂志》第9卷，第109页发表的文章；J.布拉夫：同上引文，第592页。

我在1958年的论文：《钢和泰藏卷考释》第121页注②中，有所犹豫和徘徊，不敢把“炎摩多”考证成Ysabada，因为“炎”（Yen）字的首音与此不符，这一疑难似乎已由E.G.浦立本的著作（见《大亚细亚杂志》，第9卷，第66—69页，第115页）所解决，他认为上古和中世纪汉语中的首音Y-一般都用来拼写外来语中的Z-，这一读音与于阗文中的Ys-很接近。

这里指的是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卷子P.3016号中的两件公文之一。它是由沙州（敦煌）的一位使节从于阗寄出的，其中署注的时间是于阗国天兴七年十一月。然而，据伯希和于阗文写本第2028号（第88—89行）和2798号（第213行）记载，天兴九年是马年（参阅《于阗文文献》，第2卷，第50号文书，第82页；第3卷，第24号文书，第46页），由此可见，天兴元年应是狗年。另外，E.G.浦立本曾发表过《论钢和泰藏卷子的时间》一论文，载《大亚细亚杂志》，1964年，第4卷，第90—97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天兴年间只能是在912—982年之间，而在这一段期内又有同庆（912—966年）、天尊（967—977年）、中兴（978—982年？）等年号。天兴年间也不可能在851—904年间，这段时间则相当于至少有54年之久的一个于阗年号，其元年是一个羊年，浦立本在《于阗文文献》第4卷，第179—181页中也指出过这一点。事实上，我们在于阗文写本（Ch. 00272号，见《和阗文文献》，第2卷，第12号文书，第51页；H.W.贝利于《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8卷，第934页的介绍）中发现，天兴十四年是猪年，肯定是指公元999年。其原因很明显，如果假设这一年号是从998年这一个狗年开始，而不是从986年开始的话，那么它的第14年就是1011年，这就已经是伊斯兰教徒占领于阗之后多年的事了。因此，天兴七年的那封信是于992年所写。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明一点，天兴年间两封信的许多内容，尤其是在天兴九年的第2封信中，有一处用“太师令公”来指统治沙州的君主，这与我们通过其他史料，而知道的该地区9世纪时的情况不相符。但非常凑巧，它与我们所知道的10世纪末的情况却完全一致。

R.A.石泰安在《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中曾引用了这一文献，同时还引用了其他一些并不太详细的文献。该书于1959年作为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3卷而于巴黎刊行，见第233—234页和240页。我完全不知道由于何种原因，石泰安先生共把这一行程假设为三段：“或者向东到达鞑靼和种榅人中，或者同样向东（肯定应改为向南）而经由董毡的领土……”。

有关必须经由伊循而到达柴达木盆地或吐蕃的情况，请参阅A.斯坦因：《西域图记》，第476页。

虽然我不完全知道“约昌”的其他转写形式，但我觉得它很像是“尼（泥）壤”，这是玄奘对尼雅城的汉语译音，其佉卢文原形为Nina，和阗文原形为Nina。参阅丁.布拉夫：《鄯善300年考》，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第28卷，第593页。

在罗布淖尔地区确实曾出现过“怯台”（Katak，Kadak）一城，位于距卡克里克和米兰不远的地方。参阅F.W.托玛斯：《有关中国新疆的藏文资料汇集》第2卷，第132—135页；H.W.贝利于《大亚细亚杂志》第2卷，第11页发表的文章；J.哈密顿：《钢和泰藏卷考释》，载《通报》，第46卷，第120页。

有关明代黄头回纥的地理位置问题，请参阅E.布勒士奈德：《中世纪研究》，1888年伦敦版，第1卷，第263页；第2卷，第205—208页；还可以参阅A.赫尔曼：《中国的历史和贸易图》第55页（1935年作为哈佛燕京学社专刊号第1卷，于剑桥出版）。

爱莲斯和罗斯也曾提出过同样的假想，见《中亚的蒙兀儿国史》一书，1898年伦敦版，第349页注①。另外，其他人又提出了另外一种假设，他们认为黄回纥人可能为9—11世纪甘州回鹘的后裔，当该回鹘汗国于1028年被西夏人所征服之后，他们便开始南逃避难（例如，可以参阅K.汤姆森：《论黄回纥人的语言》，载《土耳其基础哲学》第1卷，1959年威斯巴登版，第564页；W.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法文译本，1945年巴黎版，第38页；R.格鲁塞：《草原帝国》，1939年巴黎版，第176页）。然而，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黄头回纥在晚期则叫作黄回鹘，于1083年间就已经住在于阗附近了，只是在经过数世纪的缓慢迁延之后才在甘州地区定居。“黄头回纥”似乎是以他们的黄色头巾而获名的，很可能与他们的佛教信仰有关，这不禁又使人想起了佛教中的一个喇嘛教派别—黄帽派。该宗于14世纪末由西藏的宗喀巴创立。众所周知，黄色最早就是佛教僧侣服装的颜色，请参阅J.巴科：《西藏史概论》，1962年巴黎版，第50页；A.巴罗：《印度佛教》，载《印度宗教》，第3卷，第71页。

在黄头回纥的起源问题上，我还想再引用一下佐越达：《黄头回纥习俗史稿》，载《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72年东京版，第191—202页，仅仅是在本文附印的时候，我才最后参阅了一下该著。由于作者坚信“黄头回纥”是10世纪甘州回鹘的后裔，所以他又引3个部族的名称为佐证：药罗葛、突骑施、黠戛斯。某些科学探险家们曾于19和20世纪时，又在黄回纥人中发现过这些部族。在马韦齐的著作中，拔悉密是11—12世纪左右黄头回纥部族首领的名字（参阅V.米诺尔斯基：《马韦齐论中国》，1942年伦敦版，第19、30、73和100页）。如果药罗葛确实是甘州回鹘王族部落姓氏的话，那也不能完全排除以下情况：在更靠西部的高昌和其他地方的回鹘联盟部落中，同样也有药罗葛人。例如，在《摩尼教赞美诗》一书中所列举的高昌国王的名表中，就有“药罗葛移湟”的名字，这就完全可以证明以上结论（参阅F.W.K.米勒：《一叶摩尼教赞美诗残卷考》第10页）。突骑施、黠戛斯和拔悉密部族却相反，在9—10世纪时，这些部族并不居住在西回鹘统治领土之西，但他们在那里是很著名的。另外，我还想顺便指出，马韦齐的著作（参阅米诺尔斯基：同上引文，第19页）也由佐越达所引用（同前引书，第199页）。该文又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假设。据这一假设所分析，黄头回纥人是一些讲突厥语的佛教徒，在10—11世纪伊斯兰教徒长驱直入的时候，他们便从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逃了出来。因为该文献中还具体解释说：“由于害怕犹太人的割礼而从伊斯兰教地区逃到了这里”。

在罗布淖尔地区，η/L音的反复变换的现象并不罕见，有许多例证，如藏文中把罗布淖尔（Lob-Nor）写作Nob，和阗文中为Nāh，突厥文中为Lob；汉语中的弩支一名在粟特文中则是Nōc，在藏文中是Klu-rce，在和阗文中是Dūrtci。

有关这篇文献，请参阅H.W.贝利：《钢和泰藏卷考释》，载《大亚细亚杂志》，第2期，1951年，第22页；笔者的论文：《10世纪和阗突厥文中不稳定的鼻音》，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第40卷，第3期，第515—519页。

另外，我还必须指出，在Or.9268号于阗文写本中，有一个词为chumgula，它是指一个人名（参阅《于阗文文献》第2卷，第3号文书，第13—14页）。

这3种形式分别出现在以下4卷敦煌于阗文写本中：伯希和敦煌写本P.2741号，第4、49、52行，斯坦因千佛洞卷子Ch.00269号，第33、36、41、46、49、50、56、96、98、101行，伯希和敦煌写本P.2790号，第81和121行，第2031号中的第16行。详见H.W.贝利在《于阗文文献》第2卷中对这些文献的转写和译文，也可参阅E·霍夫道根：《于阗文献中的突厥词》，载《挪威语言学研究杂志》第24卷（1971年），第188页，作者在文中介绍了这些不同形式在4卷写本中的分布情况。H.W.贝利于《大亚细亚学报》第1卷，第47页中指出，Cimuda或Cumuda同样也出现在伯希和敦煌写本P.2786号和斯坦因Ch.00266号写本中，但我没有能够找到这些字。

实际上，我至少在18卷不同的敦煌和阗文写本中也发现了上述一组写本中的人名。由此可见，有一大部分非宗教性的敦煌于阗文写本都是记叙同一类事实的，因此，它们也应该是同时代的。有关这批写本的情况，请参阅《于阗文文献》，第2—3卷。

有关天兴年间的具体时间问题，请参阅上文注释。在994年的伯希和敦煌写本P.2028号中，除了Pad-tsā之外，还有一位叫作HvāGvale的人，我认为此字是HvāmGule或Gvale的另一种写法，这后两种形式出现在Ch. 00272号写本，第2、3、96、102行中，它也相当于伯希和写本P.2741号中的Gūlai，或Ch.00269号中的ChikGūla（见36页注①）。另外，伯希和写本P.2789号（参阅《于阗文文献》第3卷，第24号文书，第64页）中，与第2028号一样，其时间都为天兴九年，而且还是一个马年，即994年。我在该写本第221行中又发现了hamgula一词，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它可能就是Hvām/hvaGūle/Gūlai/Gvale的另一种形式。

伯希和写本P.2958号第120—228行，已经转写后发表在《于阗文文献》第2卷，第63号文献，第117—128页中；有关该写本的译文，请参阅H.W.贝利：《金可汗考》，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30卷，1967年，第95—104页。

有关尉迟达摩的统治时期问题，请参阅浦立本于1964年在《大亚细亚杂志》第4卷，第94页发表的《论钢和泰卷子的时间》一文。

参阅伯希和敦煌写本P.2741号，第62行；斯坦因Ch.00269号写本，第61行和89行；伯希和写本P.2790号，第115行等文献中的Ahaci。另外，我怀疑伯希和写本第2958号，第22行中的Gūmattirai可能与Ch.00269号写本第37行中的Gūmattirai rrispūr是同一个字。另外，如果伯希和P.2958号写本，第43行中的Mvakalai一名也可能为Ch.00269号写本第43行中的ós vakalai王子之误。

在1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甘州轮番与宋廷和辽廷保持着关系。有关这一情况，请参阅E.平格斯：《宋代甘州回鹘考》，第91—93页，第27—30页。有关同沙州的类似关系，请参阅藤枝晃于《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中所编制的统计表，载《东洋学报》，京都版，1942年，第13卷，第210—215页。我们可以设想，在984—995年间，甘州地区曾大量阻挠或干扰沙州和于阗与宋天朝的关系，其原因肯定是由于甘州当时已倾向辽王朝了。

在Ch.00269号写本开头部分的各种互不一致的记述中，确实是多次提到过“牛年”（guha salya），有一次（第1行）提到了这一年号的七年（hau k anyā），参阅《于阗文文献》，第2卷，第9号文书，第42页：“mistai rraipūri tta pari hau ks.anya-uvoryau garkha-”，我对这句话的解读是“大王如此下达命令：——七年——高贵的和尊敬的”。然而，H.W.贝利于1937年在《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8卷，第934页中指出，Ch.00269号写本中的时间gūha salya hau ksani却是“于阗年号，牛年，七年”，因此，这一年号的元年是一个羊年。后来，在《于阗文文献》第4卷，第180页的附录中，E.G.浦立本对该写本中这一时间的解读与贝利完全相同，也都认为是牛年，而且是某一年号的第七年，这个年号的元年是羊年。另外，他还把这一时间考证为857年这一牛年。但是，写本中的“牛年”和“七年”实际上是分别写的，其前后文的意义非常不连贯，因此，这里是指不同的两年。例如，如果这里是指天兴年间的某一年，即这组18卷写本中提到的唯一的一个时间，那么牛年就相当于989年，而七年就是992年。无论如何，在吐蕃占领结束之后不到10年的某一个时间，如957年，那显然是有点太早了，完全不值得给予考虑。例如，只要提一下伯希和敦煌写本P.2958号中的第4页，第149—181行（参阅H.W.贝利于1967年在《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30卷，第96页中发表的文章）就足够了，该文献就是写于蛇年的。文中指出，甘州和于阗的关系，在10年之前就已经断绝了。在此之前的数年中，甘州可汗和于阗金可汗之间经常互换使节。然而，如果这里所说的蛇年是861年的话，那么甘州和于阗断绝关系时的“10年之前”就是851年了，这就是说，这两位君主在此之前数年间经常互换使节的时间肯定是在吐蕃占领的高潮之中，吐蕃人对这一地区的占领直到848—850年间才告结束。此外，在伯希和敦煌写本P.2790号，第10和12行中使用“大王”（tteyi hvām）一词来指沙州君主（参阅H.W.贝利于《大亚细亚杂志》第11卷，第2页中发表的文章）。对于9世纪中叶的一篇文献来说，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因为这是10世纪下半叶的习惯用法。

有关于阗历与汉历的对照问题，请参阅E.G.浦立本于《于阗文文献》，第4卷，第180页的解释；H.W.贝利于1935—1937年在《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8卷，第930—933页列举了于阗历中的月份；还可以参阅《大亚细亚杂志》，第1期，1949年，第39页，《于阗文文献》，第4卷，第11页。

“黑山”即突厥语中的“Qara-ta”，在伯希和汉文写本P.2741号，第79、102和第119行中；斯坦因Ch.00269号写本，第77行和钢和泰藏卷第30行中，都写作Karattah。从伯希和P.2741号写本第79和119行的前后文来分析，我们可以假设，黑山位于稍靠蓼泉以西一点的地方，在甘州以西120里（约50公里）处，即今高台县附近，与南山山脉的分支相接。另外，在G.M.H.白埃底于1879年所著的《中国的城镇》第2008条目，第152页中，也提到了汉语中的“黑山”，并且认为是高台附近一个驿站的名称。另外，在王泮于1594年所绘制的一张中国地图中，同样也在西北同一地区记载了黑山驿站（见M.德东布：《巴黎国立图书馆所发现的一幅16世纪时的中国地图》，载《亚细亚学报》，1974年，第262卷，第193—212页，附有复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