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诞辰百年祭-西域宝库与汉学精粹

伯希和诞生百周年祭

罗　克

为了纪念伯希和（Paul Pelliot）诞生100周年，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于1979年9月20—28日特意组织了一次展览，向我们介绍了这位大汉学家生平的梗概。这一展览会的名称是“西域宝库与伯希和百年诞辰”。如果与伯希和毕生广阔的研究领域相比，这种介绍显得有点过分贫乏与简陋。因为伯希和不仅是一位语言学家，而且还是哲学家与历史学家。

伯希和于1878年在巴黎诞生，从1899年起踏上了漫长的汉学征途。他于同一年被选拔为印度支那古迹调进会的公派寄宿生。该会创建于1898年，从1900年起又改称为法兰西远东学院。同一年，伯希和被派往北京。

据记载，当时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正被义和团的一支部队所围困，后者正准备纵火焚烧。许多法国人藏身于一堵枪眼密布的墙壁后面，荷枪负弹，准备弹压和抵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伯希和挺身而出，开始对将公使馆团团围定的义和团将士喊话。团兵们非常钦佩，未敢纵火而自动撤离。由于伯希和表现出如此勇敢的精神，所以荣膺法国荣誉勋章。

1901年，伯希和受聘为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同年6月，他抵达河内，从中国带回了一套精致绝伦的青铜器、景泰蓝和雕刻品，尤其是一批他所搜集的汉文、藏文和蒙文典籍珍本。1904年，这批珍贵的刊本与写本存入了巴黎国家图书馆，而他所搜罗的绘画则入藏罗浮宫。在伯希和所搜集的珍本中，包括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图书集成》的初版，明代出版的一部道教经典《道藏》的残卷，这两部书至今仍是欧洲的孤本。除此之外，还有18世纪出版的藏文红字本的《丹珠尔》和《甘珠尔》，以及蒙古文的《甘珠尔》等文献。

伯希和返法度假数月之后，第三次赴华考察。他肩负搜集之责，四下活动，购求极备。虽然这批汉籍中没有海内孤本，但其数量相当大，共多达2.4万册左右。1903年，他回到了越南的顺化，并在那里组织誊抄安南文书籍。后来，他们又以这批抄本为核心，陆续在马伯乐与加斯帕多纳（Gaspardone）领导下继续誊抄，这就使今天的法兰西远东学院成了研究古代安南文化的宝库。伯希和与高尔田（Cadière）神父于1904年合著的《安南史料初析》一文，其部分资料就是来源于他在顺化图书馆的研究成果。同年，伯希和又发表了《交广印度两道考》，不仅对探索印度支那的历史和地理，而且对于整个东南亚的史地考证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这个时代开始，伯希和又开始关注用汉语来对音转写外国的人名和地名，他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触及汉语语音学问题的。他是比较考证法的先驱，他运用这一方法从事研究的时代甚至比马伯乐和高本汉还要早。他的考证和评论非常具体细致，这就使他在历史语音学中提出了多种假设，后来那些专家们所提出的系统的转写和对音法都肯定了他的假设。但伯希和在古代汉语语音方面所负的盛名，主要是由于他把这一研究运用到了历史方面。

伯希和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同样也要追溯到这些年代，尤其是对于外来宗教和异教派别的研究更是如此。1903—1904年间，他搜集了许多有关白莲宗和白云宗的资料。1903年，他也开始研究祅教和摩尼教，他后来还在敦煌发现了汉文摩尼教残卷。

他的先师沙畹和列维曾对他循循善诱，使他明白了只有深入研究联结印中两国之间关系的纽带——佛教，才能完全了解这两个国家，而且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献又可以互相参照，互相诠释。

同样也是受比较考据法的推动，伯希和又从事研究佛教和道教之间的共同关系。他研究了《老子化胡经》，而且还从敦煌带回了一份残卷。

1906年，伯希和又钻研中国佛教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佛教从传入中国伊始，就与道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为佛教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他翻译了《牟子理惑论》，这是一部由中世纪中国一位皈依了佛教的道教徒所著的护教性小作品。(www.xing528.com)

在长达数世纪的岁月中，西域一些古老的交通大道沟通了中国与印度和西域的联系。所以，伯希和在这些年中，积极筹备赴中国新疆地区考古发掘。

历史上所说的中国突厥斯坦（今新疆地区）主要包括塔里木河流域的两组绿洲，其东端是敦煌，从公元前111年起，此地就由中国中原人治理，并在那里设立了郡。因此，这是在汉将班超于公元1世纪末凿通中国突厥斯坦之前。北部绿洲一线相当于“丝绸之路”，这条通商大道是于公元126年由张骞通西域时所开辟的。人们很久以来就已经知道，在罗马帝国时代，印度的佛教和文化就在丝绸之路沿途这些古老的西域绿洲地区十分繁荣。从公元1870年起，丝路沿途陆续不断地发现了一些写本。这些写本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了，以至于斯坦因也为之惊讶不已。但很快就揭露了一些伪造膺品，他们专为探险者制造假文书。1898年，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派出第一个探险团；1900年，拉合尔学院匈牙利出生的斯坦因也风尘仆仆地赶到那里；1902年，德意志和日本的考察团也兴冲冲地涌向那里；1906年，斯坦因再度重返西域。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和亚细亚学会也不甘落后，匆忙派遣伯希和率考察团赴西域探险。伯希和随行的主要助手有路易·瓦杨（Louis Vaillant）博士和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前者主要负责绘制地图以及天文学和自然史方面的问题，后者主要负责摄影。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于1906年6月25日离开巴黎，经由莫斯科和奥伦堡，10天之后抵达塔什干，再从那里继续东行，这次长途旅行大致是沿着丝绸之路的故道行进的。伯希和在途中攻读了俄文和突厥文，这就为他完成自己的考察计划廓清了道路。他首先从喀什噶尔（古代疏勒）一带着手进行考察，并在那里进行了语言学调查；接着就直接向东奔向了塔里木河流域和库车（古代龟兹）绿洲。在图木舒克村，他首战告捷，第一次获得了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在那里发掘出了一座巨大佛寺。他还搜集了一批希腊—佛教艺术品，如小雕像和小浮雕等，这些发掘物证明了当地曾深受希腊和印度文化的双重影响。在库车以东的马槽地，他发掘了一批梵文和古代龟兹文写本，还有一批龟兹文木简和商队通行证等。

伯希和考证出了古代旅行家们所跋涉过的路线。7世纪时唐朝的取经朝圣和尚玄奘穿越高地亚洲而到达印度；著名的马可·波罗也曾经由这条路线东行；鄂本笃于17世纪初年也经由那里从印度到中国去寻找“契丹国”的基督教徒。伯希和从库车到达了乌鲁木齐（中国新疆的首府）。当时中国兰州府的一位官吏向伯希和赠送了一卷来自沙州千佛洞的写本。伯希和一眼就洞察到这是8世纪之前的写本。这一件礼物证实了伯希和于沿途风闻的那些传说。据传说，有一位道士在敦煌一个石窟耳室中发现了一大堆寺院文书。伯希和被获许进入石窟书室。

在敦煌的这一石窟中，除了汉文文献之外，还有藏文、粟特文、回鹘文与于阗文，以及该地区其他伊朗语系方言文字的写本。那里不但收藏有经文，而且还有一些世俗文献，都是当这一地区处于全盛时代时由本地人所抄写的。在3个多星期的时间内，伯希和就地对藏书进行了编目，然后又择其精华带回法国。

伯希和于1909年回到巴黎，他把这批数量庞大而又珍贵的写本和其他考古物品藏于国家图书馆和罗浮宫，这是欧洲前所未有的有关西域和中国的一批写本。伯希和随后又与其他学者合作对这批收藏品进行了研究。

由于努埃特和瓦杨的努力，伯希和探险团还带回了数千卷胶卷底版，其文献价值是很高的，同时还有一套具有800多种植物的标本集，200多种鸟类、哺乳动物、昆虫和人的头颅骨等等。

1919年，法兰西学院为伯希和特设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座，他在该教席上一共执教34年。从1913年开始，伯希和对阿尔泰地区的研究逐渐取代了纯汉学研究。我们从他的论著《论〈耕织图〉》中就可以窥见他将一大部分精力用于中国考古学和艺术的研究。

由于伯希和酷爱搜罗中国文献，所以他到处奔波，贪婪地翻阅欧洲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其目的是从中汲取一些有关中世纪和近代西方与远东交通史中，那些未曾出版过的或人所罕知的文献。根据这些史料，伯希和写了一系列有关利玛窦神父，有关16—18世纪耶稣会士与方济各会士的论著。同样也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于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伯希和小组的工作。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和语言文献学家们，都参与了这项工作。从1932年起，伯希和又负责主编远东研究的重要刊物《通报》。1935年，他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伯希和深受德国占领军之苦，于1945年因患癌症而去世。

（译自《海淀杂志》，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