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礼俗：揭开殉葬的凶残恶习

殉葬是存在于古代的一种用活人为死人陪葬的恶俗。《礼记·檀弓下》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郑玄注：“杀人以卫死者曰殉。”人殉分杀殉和活殉两种，前者先将人杀死或迫自尽，后者是活埋或关入墓穴中窒息而死。处于氏族公社解体之时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就有了人殉的迹象。在这两种文化的遗存中，曾先后发现一次性葬入的男女合葬墓，并且葬式清楚，即男子仰身直肢，女子屈肢屈膝。人们认为，男女不可能同时死亡，从女子的葬姿来看，当为殉。

商人立国及入主中原，很快将人殉推进到了极盛阶段。重要的是，他们在用小孩、妻妾殉葬的基础上，又扩大到了近臣和奴隶。湖北黄陂县盘龙城车家嘴的2号墓就是证明。此墓有殉人三个。其中两个在椁外西侧的二层台上，一为成年人，头向北，仰身，左手附近有一铜镞，头前有铜刀、凿、锯等，脚部有陶器，这些物品可能属他所有。由刀、凿等工具判断，他当是位手工奴隶。在成年人的身下，压着一个孩童，这孩童可能是他使唤的童仆，或儿子。两人均无棺木，只是在夯土台上有挖成的短于身长的坑穴，好像是漫不经心地丢进去的。另外一个人大概在北端的椁顶上，不知何时塌了下来，骨头成了碎片，而无法确定身份。

商代晚期的人殉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在上层贵族中，正如《墨子·节葬》所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春秋战国时期人殉现象已经不多，但多用俑代活人殉葬。汉代法律禁止人殉。东汉之后中原地区出现了妻妾为丈夫殉死的现象，也就是后世理学家们极力提倡的“殉节”。

一夫多妻制的实现，致使妇女地位急速下降，而讲求贞操贤惠，却逐渐占了上风。所谓贞操，就是禁止淫佚，从一而终。换言之，妻子要绝对地服从于丈夫，坚定不移地忠实于丈夫，丈夫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幸福，丈夫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丈夫死，立即从死，或者永葆节操，终身不嫁。历史上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数不胜数。如《晋书·烈女传》就载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其中有：张天锡有妾阎氏、薛氏，二人都得天锡宠爱。天锡卧病，对她俩说：“你们二人将怎样报答我？我死后，难道可以再嫁？”二人异口同声：“大人若有万一，妾们请求从死，希望能在地下服侍、洒扫，绝无异心。”

宋代的程朱理学极力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完全将妇女当成了男人的附庸，不仅使她们丧失了所有的人身自由，而且连生和死的权力也不能丝毫独享。宋元以后，吃人的礼教杀死了众多无辜的女子。在考古发掘的宋元墓中都有这方面的例证。如河南白沙的宋墓，山西太原南坪头宋墓，山西新绛的元墓等全是一男一女合葬墓，而且男女都在一个棺里，这肯定是妻子的殉节。(www.xing528.com)

明清时期的妇女殉节，在中国人殉史上是一个高潮，尤其是皇室妃嫔们的殉节，更是极为普遍，如明太祖殉妃46个，成祖30个，仁宗7个，宣宗10个。清努尔哈赤殉1后，顺治为1妃等。明代还对殉葬者采取恩威并施，朝廷一律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褒奖和鼓励，从而为殉葬恶俗染上了浓浓的封建礼教的花环，此后，烈女节妇便多了起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此曾做过形象深刻的描述。

《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中，“徽州府烈妇殉夫”一节写道：做了三十年秀才的王玉辉，其三姑娘的丈夫死后，姑娘哭得天愁地惨，对他道：“父亲在上，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亲养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寒士，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于是想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听了这话，公公婆婆惊得泪如雨下，苦苦劝她不要寻短见，可是王玉辉却说：“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她行罢。自古心去意难留。”因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他竟鼓励女儿去寻死，女儿果然饿了八天，去世了。姑娘的爷爷、老孺人听见后，心疼孩子，哭死了过去，醒来又大哭不止。可是王玉辉走到床跟前却说道，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她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她怎的？她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而他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女人死节是殉葬恶俗的变形，虽然看起来比印度的寡妇殉葬习俗“文明”，但实质上正因其虚伪，而显得更加惨毒。那些写在地方志书中的烈女节妇的名字，就是这恶俗杀人的不完全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