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礼俗：丁忧三年与守孝

在古代，父母之丧称为“制丧”、“丧中”或“制中”，君之丧称为“方丧”，师之丧称为“心丧”，凡居父母君师之丧，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贵贱之别，都要服丧守孝。孟子曾说，“父母之丧三年。舜崩，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可见这一习俗形成得很早。为什么要为死者服丧守孝？古人认为，事死如事生，认为死者在冥界仍如生时一样生活，因此孝子就应该服侍死者以尽孝，这种做法经久成俗，于是便形成了一整套服丧守孝的习俗惯制。

《礼记·丧大记》和《曾子问》中提出，人们在服丧期间，不能饮酒食肉，不能歌舞作乐，不能娶妻纳妾，甚至不能近女人行房事，不能访友做客。做官的为父或母服丧守孝叫丁忧，丁忧期间要去掉官职为父母服丧尽孝。未葬时居服舍，葬后则要在灵旁搭棚居住，不出庐寝。在棚内要求做到“对而不答，言而不语，不与人座”。在服丧的头三天不饮不食，七天内只能喝粥，七天之后才能吃蔬菜水果。这样服丧三年才算期满，届时要隆重祭祀，把父亲灵位移入祖庙或家庙，然后才能除孝，恢复正常生活。

对于服丧守孝三年的期限，有人觉得太长，试图改革，但却遭到了一些传统派代表人物的反对。孔子的学生宰予，就认为丁忧三年，时间太长，主张要把服丧时间缩短一些。但这一主张遭到了孔子的坚决反对，他责问宰予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的意思是，一个人生下来以后，需要父母养育三年之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父母得花费多少心血，所以父母死后，也应为父母服丧守孝三年，这样才算回报了父母的养育之恩。这种观念，在民俗心理中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以至在古代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百姓，为父母服丧守孝成风。据文献记载，有不少著名的“孝子”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楷模。后魏冯太后殂，儿子孝文帝为母丧竟五天不饮一勺水，诸臣劝谏后才喝粥。后周武帝母亲叱奴太后死，武帝为母亲服丧居于草庐，朝夕供米，群臣上表劝谏计数十天后才停止，而在服丧中，又穿斩衰制服听朝三年。《左传》载，晏婴居父丧，三年居倚草庐，睡苫枕草，食粥不语。东汉时，韦彪父母亡后，为父母服丧，三年不出庐寝，结果服丧期满后，体羸形变，风吹即倒，大病缠身，医治数年后才能起身。

之所以要如此服丧尽孝，其原因除了人们对父母朴素的报恩意识外，主要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提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倡导忠孝节义，有的甚至明确提出以孝治天下，不孝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惩处，因此“孝子”受到褒奖，甚至朝廷都要重用。晋代阮籍，居丧期间恃才放荡不羁，竟饮酒，朝臣何曾便上奏文帝，要求将这“败俗”之人投于边鄙，以免污染华夏风俗。隋炀帝为太子时，为文献皇后服丧期间，密令心腹把肉食藏于竹筒之中，用衣物包送入内，此事败露，为士大夫所讥讽。在汉代“汉律以不为亲行三年丧不得选举”（《汉书·扬雄传》应劭注）。其意是不为父母守孝者，取消今后征辟选举的资格，不准为官。因此，居丧行孝也便成了仕途的敲门砖，以服丧守孝来沽名钓誉，甚至弄假作伪之徒比比皆是。如东汉有名的孝子赵宣，葬父母后，为服丧守孝，在墓道中居住行丧礼，前后竟长达二十余年，一时孝名大振，乡人称叹不已，官府也被惊动，州郡长官屡次请他做官，他却不做，从此“孝”名越来越大。后来还是太守陈蕃精明细心，查出赵宣在墓道中竟生了五个儿子，他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鬼把戏终被戳穿，被按惑众欺神的罪名定了罪。(www.xing528.com)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儒林群丑在遵制丁忧中的虚伪丑态，刻画得更是入木三分。范进的母亲死了，张敬斋邀他同到知县汤奉处打秋风，为拜见汤知县，虽在丧中他还是换了吉服。见面以后，汤知县问范进“因何不去会试？”范进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听罢大惊，忙叫他换去了吉服，汤知县把范进和张敬斋让到后堂，摆上酒来，席上是燕窝、鸡、鸭，还有柔鱼苦瓜，用的是银镶的杯箸。这时范进退前缩后地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还是张敬斋一语道破，说范进遵母丧之制，不用这样豪华的杯箸。知县马上让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来，范进还是不肯用，直至换了一双白颜色的竹筷子来，范进这才罢了。知县见他如此居丧尽礼，深怕他不用荤酒，后来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这才放心。这一个细节把儒林中人居丧期间虚伪作假的丑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服丧守孝这一古老礼俗在传承中也在发生变化，对那些繁琐、落后、束缚人们手脚的旧礼制逐步进行改造或摒弃。到了近代以后，三年之丧的内容已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