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礼俗：临终遗嘱成为准则

当一个人死神来临之际，此时的心态依然是对生的留恋，对死的不满。当留恋与不满已经无效的时候，这才无可奈何、依依不舍地跟随死神跨上死亡之旅的列车。列车还未启动，乘车者在向亲人告别，千叮咛，万嘱咐，下指示，做交待，提要求，讲希望……临别前的话语，变成了后世所说的“遗嘱”。

遗嘱是后辈行事的准则，往往也是指导丧葬祭仪活动的重要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遗嘱是接受死亡的凭证，是告别亲友的表白，更是生命延续、精神不死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

从古至今就遗嘱的内容而言，有如下诸多方面：首先，是对生命的眷恋。例如陶渊明的《挽歌诗》其一：“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突兀）。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有人认为此诗为陶渊明自拟的挽歌，是临终前所写的。此诗对死亡有一种独特的体会和认识，但在吟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是对生命的无限留恋，对生活的继续向往，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渊明也不能忘掉死。

其次，是对国事的关心。例如唐贞观名相房玄龄临死前，反对太宗征讨高丽，上疏进谏，说高丽即没丧失臣节，又没侵扰百姓，更没为患中国，请求焚毁战船，迅速退兵。得此遗表，太宗对房玄龄的儿媳，也就是自己的女儿说，这个人病入膏肓，还在忧我国家，了不起。忧国忧民的古人不止房玄龄，大诗人陆游也是这庞大队伍中的一员。临殁前，他给儿子写了一首当做遗嘱的绝命诗。这首诗几乎家喻户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人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是领土的完整，而非个人的生死。是诗虽然只有二十八个字，但却将诗人一生的政治抱负和满腔的爱国热情概括无余。

第三，是对生平行事的总评价，或肯定，或否定，或自豪，或悔恨。例如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号梅村），明末曾参加过复社，官至少詹事，后因与马士英等人意见不合，辞官归隐。明亡后，清世祖福临强逼入京，他也就降清入仕了，一年后，借口母病返乡，便再也没有出仕过。他是一个骨头酥软、缺乏反抗精神的文人，死前，写下了四首临终诗，第一首云：“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字里行间充满了悔恨、悲哀之情。应该指出，作者能够直面自己，认真反省，严肃解剖，这种精神还是十分可贵的。

第四，是对子孙的训诫。例如战国时期楚国令尹（官名，相当于宰相）孙叔敖将死，告诫儿子，朝廷几次要给我封地，我都没有接受。我死了，会赐给你的，你最好不要接受肥美的土地。我国同越国接壤处，有个地方叫“寝丘”，名字不好听，土质也极差。我们楚人怕鬼，越人相信征兆，要想长期拥有一块土地，只有这里最为合适。其子依照指点，要了寝丘，因此几辈人都没有受到政治上的冲击。长辈将自己积累起来的处事经验中的一点传授给子孙，子孙只要认真执行，便会受益无穷。

第五，是对家人的指点。例如唐名将李勣遗言其弟弼说，我的子孙中出了败家子，或品行不端，或交结不类，你要施以家法，打死了也没有关系。

第六，是对国事的操心。例如汉高祖刘邦即将断气，吕后问，萧何死后谁来顶替？刘邦答，曹参即可，吕后又问，除曹参之外还有谁呢？刘邦说，王陵，王陵虽有点迂，须陈平辅助；陈平诡计多端，不可重用；周勃厚重少文，为最佳人选。(www.xing528.com)

第七，是对杂事的处理。例如南宋人谢惠国罢相后，回江西老家闲居。十七年后正月的一天，家人向他报告，说喂养的两只仙鹤死了，听报后，心有灵犀，似有所悟，谢氏深深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我在世的日子大概也不多了，于是烧掉了全部的借契，将出租的田地无偿地送给了耕种的农民。接着沐浴，穿戴，向祖庙辞别后，大书一诗：“罢相归来十七年，烧香礼佛学神仙。今朝双鹤催归去，一念无堑对越天。”不日而逝。

第八，是对财产的分割。中华民族最讲孝道，最讲究家庭的规模、人口的众多与团结和睦。四世同堂、五世同堂之事史不绝书。子、孙成家立业乃至添丁加口、拖儿带女，也不另起炉灶单过。有些家庭即使长辈去世，依然保持着大家族的面貌，因此，瓜分财产、兄弟异居是大不孝的行为，一定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亲友的批评。而有关“分家”的记载，在“二十五史”中是不太多见的，在比较正统的著述中，也涉及不多。到了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变迁，分割遗产的事例逐渐多了起来。

总之，无论什么人，他在临终之前，垂危之际都会要对亲人嘱咐、安顿一番。民间俗信认为，若有什么心愿未了，死后会含泪不瞑，这就是所谓的死不瞑目。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自己的后事。在浩繁的史籍中便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也提及了不少的遗嘱，这些大同小异、长长短短的遗嘱，十之七八是对后事的安排。

遗嘱的立定，有面对面的交待，亦有文字的表述。在封建社会，它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一般来说，在办丧事的过程中，子辈们基本上是遵嘱办理。尤其是那些教养好、注重孝道的家庭，子孙执行遗嘱，大都能够秉承意旨不折不扣。例如列名“二十四孝”的晋人王祥死时撰遗令说，我今年八十五岁了，死有何恨？在死的时候，不要沐浴，不要用布裹尸，穿平时所穿过的衣服，朝廷赏赐的玉佩、玉玦等物不要放入棺材。不要建墓室，不要起丘垅，深埋地下即可。家人不要为我送丧，小祥大祥简单祭祀一下，万万不要违背我的指令呀。王祥死了，《晋书》本传说他的五个儿子对其遗令“皆奉而行之”。

西汉人杨王孙决心裸葬，遗令其子说，“千万不要违背我的意志。死后，请将我那赤身裸体的尸首装进布袋，放入墓坑，然后去掉布袋，填土葬埋。从，还是不从？决心已定，但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认可，更该排除一些不必要的阻力，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孙之子首先向父亲的好友祁侯进行试探。祁侯知道后，坚决反对，写信表示了态度。王孙之子接信后，马上复书，详细介绍了动机，进而以帝尧时代的薄葬为例，重申了自己的想法。王孙之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仅说服了祁侯，而且认真地实现了其父的愿望。如果其子置遗嘱而不顾，自行其事，王孙能裸葬吗？

贫寒之家的子孙，会百依百顺地执行长辈的嘱托。这是因为老人的要求极低，一辈子勤扒苦做，节俭惯了，没有丝毫的奢望；二是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无力突破老人的意愿。虽然有些人家也想把丧事办得热烈、隆重些，但手长衣袖短，办了大事，全家就要饿肚子了。按照长辈的要求节俭地去办理丧事，当属主流。

当然，丧事的隆重、铺张，也不能排除儿子对父亲的孝道，臣下对皇帝的忠心。而违背遗嘱，还基于老人不正当的要求。成语“死当结草”源于《左传·宣公十五年》中的一个故事，晋大夫魏武子病重，嘱咐儿子魏颗将自己的爱妾嫁人。临终之际，武子突然变卦，要魏颗把她杀了殉葬。武子死后，魏颗按照他父亲以前的意见，把那位女子嫁了出去。其理由是，老父在病重时的那次遗嘱，思维正常，神志清楚，交代的事情应该毫不犹豫地照办。魏颗嫁掉父亲的爱妾，是为了维护老人的名声、家族的尊严，是“孝”的作用。他的大胆举动，赢得了赞赏和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