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礼俗中的寡妇再嫁:礼俗与伦理的矛盾

寡妇改嫁古时称为“再醮”。“再醮”不在婚姻的“六礼”之内，所以其礼俗没有初嫁女那么繁杂。按照礼制的规定，寡妇改嫁是一种非礼的行为，《礼记·郊特牲》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又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可见从儒家的伦理观来说是反对寡妇改嫁的。但是寡妇也是人，也要生活，所以又不能禁止寡妇改嫁。儒家伦理和现实的矛盾导致了历史上对“再醮”的是非善恶评价不一，也在礼俗方面使“再醮”既合理又扼杀了多少妇女。人们既尊重“烈女”，又为寡妇叹息。

其实在《礼记》成书的年代，改嫁就是一种正常的存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重耳奔赴他国时对他的妻子季隗说：“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汉代更进一步，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庶民百姓，凡寡妇都有再醮的自由。《汉书·外戚传》记载，孝景帝王皇后的生父名王仲，生母名臧儿，王仲死后，臧儿遂改嫁长陵田氏为妇。《后汉书·恒帝邓皇后纪》记载恒帝邓皇后生母名宣，结发之夫是邓香，有女儿名猛女，即后来的邓皇后，邓香死后，宣改嫁梁纪，猛女也跟随到了梁家，改姓梁氏。皇室如此，庶民更不受限制。汉高祖刘邦的谋臣陈平为庶民时之妻张氏，先后五次嫁人，五个丈夫都死了，第六次改嫁陈平。足见汉时人们对寡妇多次改嫁并无偏见。汉代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的姑母窦太主改嫁的故事。这则故事记载在《汉书·东方朔传》中，故事说汉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嫁给堂邑侯陈午为妻。陈午死后，窦太主寡居多年。当她五十多岁的时候看上了出入她家多年卖珍珠的董偃，暗地里和董偃私通，知情人称董偃为“董君”。窦太主为了取得再嫁给董偃的合法地位，接受了有见识的人出的主意，先向汉武帝献上所喜欢的长门园，让汉武帝高兴地把长门园改名为长门宫，然后便装病不能上朝，引汉武帝来看她。当汉武帝来看她时，窦太主表示自己蒙皇上厚恩，享受先帝遗德列为公主，又嫁给邑侯为妻，一生没有别的遗憾，如果皇帝能够带领群臣到她的园林来看一看，让皇上忘掉烦恼，延年益寿，让群臣高兴一番，她就死而无憾了。过了几天窦太主病好后拜见皇上，邀请皇上到她的园林来看看。当皇上带领从官来到时，窦太主身穿卑贱人的衣服装着下人出来迎接皇上，尚未坐定，皇上看到这副打扮说：“我愿让主人翁来谒见。”窦太主装着慌忙下殿，去掉簪珥，来不及穿鞋就叩头谢罪，称自己这副样子来见皇上，太对不起了，死罪死罪！汉武帝自然表示免罪。窦太主这才穿戴整齐，到东厢房把打扮成庖人模样的董偃引出来一起见皇上，口称馆陶公主的厨子董偃冒死拜见皇上。汉武帝把他们扶起来，赏赐给董偃衣冠。从此窦太主和董偃取得了合法地位。可见汉代是允许寡妇改嫁的。原书写道：“当是时，董君见尊不名，称为‘主人翁’。”这就是后世以“主人翁”来表示“主人”的来历。

汉代以后直至宋初，寡妇改嫁都还是比较自由的。《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的妃子上官氏在楚王死亡丧事日期终结后，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大唐新语》卷三记载：魏元忠的儿子娶荥阳郑远的女儿为妻。魏元忠的儿子死于乱兵后，郑远便“以此乃就元忠求离书。今日得离书，明日改醮”。可见在唐代寡妇再嫁是被人所理解的，习以为常的。宋初直至理学出现以前，改嫁也还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宋史·礼志》记载，英宗治平年间，“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已（以）上，即许为婚姻”。就是说不反对再嫁，只是为了维护等级，允许再嫁的范围是州县官以上。洪迈的《夷坚志》补卷四《李姥告虎》记载，婺州李姥的几个儿子相继离开人世后，其儿媳妇全部改嫁。

历史上对寡妇改嫁产生非议的除了《礼记》所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外，汉代刘向所著《列女传》一书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至历代编修正史者都要编“列（烈）女”章，对贞节烈女予以褒扬。《列女传》共七卷，搜集了一百二十四名符合“母仪”、“贤顺”、“节义”标准的妇女典范事例，“从一”是其重要内容。如书中《蔡人之妻》记载：“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恶疾，其母将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不幸也，奈何去之。’适人之道，壹与之醮，终身不改，不幸遇恶疾，不改其意。”寡妇改嫁被严重压抑，在道义上受到鄙视，被攻击为大逆不道，开始于宋代理学产生以后，理学鼓吹“存天理，去人欲”，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程颐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提倡宁可饿死也不改嫁，使改嫁被认为是奇耻大辱的事情。到了清康熙年间，王相编辑汉班昭写的《女诫》、唐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后妃徐氏的《内训》、王相母刘氏的《女范捷录》史称“女四书”的女子教育书，宣扬女子要节守贞洁、夫死守寡，使妇女的改嫁为封建礼教和世俗压力所迫而不敢迈步。

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自汉代起历代王朝还采用“旌表”的手段鼓励妇女守贞从一。后汉安帝刘祜曾下诏奖励贞妇：“赐人尤贫困、孤弱、鳏独，谷，人三斛；贞妇有义节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唐代“烈女”可以和忠臣义士享受同等的礼遇，《旧唐书·礼仪志》记载，玄宗天宝七载诏：“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共置庙官。历代帝王肇迹之处，德业可称者，忠臣义士，孝妇烈女，所在亦置一祠寺。”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对于旌表的程序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范，例如元代规定先写出“烈女”事迹，由社长具保报送本县长官，经审核属实，再报朝廷备案，给予旌表。清代建“节孝祠”，为寡妇立贞节牌位，定时致祭。《道咸宦海见闻录》载：“因将国初以来旌表节妇，查明姓氏，于城东旧宫廨建立节孝祠，设立木主，令地方官春秋致祭，迎主入祠之日，用鼓吹仪从导引，俾妇始咸知愧奋。”直到袁世凯的时候还推行这一套。1914年3月在袁世凯加紧恢复帝制的时候颁布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褒扬。(www.xing528.com)

“旌表”之外，历代王朝还制定相关法律保护妇女守寡。如《唐律·户婚律》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归前家，娶者不坐。”《元典章》规定：“今后举节妇者，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后，晚节不易，贞正著名者，听各处邻诂社长明具实迹，重甘保结申复。”《明会典》记载洪武元年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间，免除本家差役。”《清会典》曾规定罪犯的母亲是寡妇的，不计寡妇实际年龄，若守寡满二十年，可以判处缓刑或者免刑。

在封建礼教和律令的桎梏下，不少妇女为了换取“贞烈”的虚名，不惜做出了血淋淋的自残身体的愚忠行为，各类史书对此屡有记载，举其极端者，如《朝野佥载》记载唐代房玄龄的妻子庐夫人的事情：“庐夫人，房玄龄妻也。玄龄微时，病且死，诱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庐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更有以身殉葬的，《太平广记》引述了《黎州图经》的例子：“汉源县人义成妻，壮年无子。夫死将葬，及先殡时，含毒药酒至，夫入墓时，抚棺吞之而死，及为合葬焉。时以状闻，有诏赐帛。”

鄙视寡妇再嫁在婚姻礼俗上也表现出来。传统的“六礼”寡妇再嫁是不能享受的，这对寡妇是一种歧视却又给寡妇一种自由，这就是寡妇改嫁要尊重本人的意愿。按照唐律，强迫寡妇再嫁是犯罪，所以寡妇再嫁反而比初婚获得了自主权，旧时民间即有“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身”的说法。但是在封建礼教观念的笼罩下再嫁毕竟不光彩，所以各地对再嫁有一套相应的礼俗。例如有的地方寡妇再嫁坐“黑轿”而不是花轿，而且上轿的地点既不能在娘家也不许在亡夫家，而是在路上或媒婆家里。进入新夫家里如果新夫有亡妻，则要先叩拜前妻的亡灵，在地位上一进门就已经低于亡妻，民间贬称为“填房”。有的地方，姑娘嫁给亡妻之夫，也叫“填房”，那便是对女性的歧视了。

中国传统的婚姻既允许寡妇再嫁又鄙视寡妇再嫁，既给予寡妇再嫁的自由又以种种贞节的绳索捆绑寡妇。真是说不清寡妇再醮是“是”还是“非”，是“人间正道”还是“大逆不道”。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答案已经很明确了。